【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4月2日(1)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乔治•塔塔雷斯库说，同苏联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持久合作的基础上，这种合作将标志着同这一东邻大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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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滋生着的反苏思想，具有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从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破绽。凡提到苏联和联共时，都很尊重。
这是因为反苏思想披上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这类词句是报纸和政治工作者的口头禅。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主义精髓被抛弃了。毛泽东派的利益，高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所有其他的”利益。整风向全党灌输了讨厌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成为一种本能），在一定情况下这种情绪可能排斥一切非中国的事物。这也就是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基础。
人人都相信这样的话：“王明卑鄙地想当党的统治者。他向蒋介石卑躬屈膝，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等等。这就是说，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誉扫地。这不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副嘴脸又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因努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受到诽谤，据说这些原则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共产党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麻烦，这都要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
经受整风冲击的群众学到了这些规矩，因而毛现在甚至用不着费力向谁去说明它们的正确性了。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诽谤王明。
共产党内对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视，首先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劳动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延安与这个原理背道而驰，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
1942-1944年的党内斗争对每个人都有影响。谁都不怀疑整风的正确性了。另一方面，人人又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党员，一身清白。
因此，对毛来说，主要危险是：虽然人人懂得整风的正确性，同意整风，人人忠于中共中央主席，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害者，这种受伤的感情日积月累就会发展成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对运动及其罪恶作法的强烈不满。(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