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9日讯】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开始公开向社会传授法轮功。同年9月，法轮功即被确定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功派。不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官方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李先生的专著《中国法轮功》、《转法轮》等。
由于功效明显，法轮功很快从当时的上千种气功功法中脱颖而出，在中国大陆弘传开来。1999年7月以前，在当时的大陆，无论城市乡村，公园绿地，街头巷尾，人们都能看到法轮功的炼功场面，法轮功学员的人数也很快达到了上亿人。他们中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医生、文学艺术家；不仅有目不识丁的文盲，也有众多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元的工程师、教授、科学家；不仅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青壮年和儿童；不仅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有在宗教和修炼界修行探索多年的智者，遍布各个地区、阶层、职业和年龄。就连当年中共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也都读过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他们的许多家属亲人都炼法轮功，党政军中很多高干也都在炼。而且，熟悉历史的人也都知道，许多政府机构、主流媒体和官方举办的活动，当年都曾明确肯定、褒扬和支持过法轮功。
1992年12月，李洪志先生率领弟子出席了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的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李先生的名字和他所创编的法轮功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和总顾问姜学贵教授对李先生的功力和法轮功的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李如松先生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姜教授说：“李洪志先生可以说是92年东方健康博会的一颗明星。我看到李老师为这次博览创造了很多奇迹：看到那些拄着拐棍，乘着轮椅和各种行动不便的病人，经李老师的调治，就能奇迹般地站立行走了。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我认为这个功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风貌。”
1993年8月25日，由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群众与犯罪分子作斗争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应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邀请，李洪志先生率领一批弟子来到会议代表驻地，为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免费提供康复治疗。8月31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曾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会和李洪志先生表示感谢。信中说：“8月24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王芳会长治病，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批法轮功气功师，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着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经法轮功治疗的代表们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作出这一安排非常感激，说这是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作的又一件实事。而直接为代表们做了这一实事的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1993年9月21日，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曾专门对这件事做了报导。
然而，中国一向是一个以严厉著称的社会，1949年后，政治运动持续不断。今天上了年纪的人，对当年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冤假错案，仍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大陆获得了快速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日趋宽松，但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非主流思想的排斥，对民间群体的打压却并未改观。与此同时，那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形成并盛行的，习惯于从狭隘的政治角度分析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动不动就从政治上上纲上线，把与自己思想不同的人视为为政敌加以防范、整治的“政治过敏症”、“政治恐惧症”，也仍然深深植根在从上到下许多掌权者的头脑中。这一切无疑为形形色色喜好整人，借搞运动往上爬、攫取权力的独裁者、弄权者和政治打手们，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和足够的活动空间，这些人总是在不停的窥测方向，寻找时机，试图兴风作浪。这就是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也注定将对法轮功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来，法轮功的迅速传播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能让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这多好呀！但由于他有着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精神信仰，学员的人数很快又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因此渐渐的，不但引起了一些官方媒体的误解，更触动了独裁者、弄权者和政治打手们过敏的政治神经，让他们自以为找到了可 以利用来寻衅制造新的政治事端的理由和借口。于是，伴随着法轮功的迅速发展，一场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的阴谋也在无形中渐渐酝酿着。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怎么也不会想到，正当他们一心做好人，得到各界有识之士大力支持的时候，一只只“看不见的黑手”，却正在从背后向他们伸来。而在这场阴谋中充当急先锋的，则是曾经卖力镇压六四的弄权者罗干，和在科学界一向以政治打手著称的罗干的连襟何祚庥。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率先发表了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要求刊登的评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把当时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 书”之一的《转法轮》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称法轮功宣扬迷信，是“伪科学”，炼法轮功的都是傻子。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又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书籍。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便开始出现了官方媒体系统攻击法轮功的迹象。《齐鲁晚报》、《中国青年报》等一、二十家大型报章杂志先后发表了批判法轮功的文章。
从1997年起，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员警在全国进行秘密调查，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虽然这些调查没有找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但是一些地区的员警却因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罚款，使他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
面对一次次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理攻击，法轮功学员本着澄清事实和化解矛盾的诚意，一次次的向有关媒体、部门直至国家领导人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坦荡和真诚感动了很多曾经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对法轮功一度有误解的人，也继续赢得了党内开明正直人士对法轮功的支持。一些曾 经发表过有关法轮功的不实报导的官方媒体，在明白事实真像后及时做了更正。为制止公安部个别人继续搞小动作，1998年5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长春考察。当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结果表明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又派调研组到炼功人数较多的长春和哈尔滨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着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北京135位修炼法轮功的社会知名人士联名致信江泽民和朱镕基，对公安部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炼功活动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他们的做法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对此，朱熔基总理曾明确批示，法轮功这些年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公安部不应该去找法轮功的麻烦，而应该抓好社会治安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以江泽民、罗干和何祚庥为代表的独裁者、弄权者和政治打手们，却对法轮功学员的坦荡和真诚视若无睹。法轮功学员本着澄清事实和化解矛盾的诚意，一次次的向有关媒体、部门直至国家领导人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对法轮功的猜嫉和敌视，反而被他们视为对自身权力的 威胁和挑战，更加强化了他们铲除法轮功的恶念。据一位知情人披露说，“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 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由于报告中提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令江大为不悦，当即批示（大意）：写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并把报告往罗干那儿一推。从骨子里想利用法轮功事件捞取政治资本的罗干，自然心领神会”。在这种大背景下，朱熔基总理对法轮功学员的批示也被罗干等人扣压。时至 1999年初，法轮功所受到的来自官方的威胁和压力越来越大，已延续了三年的干扰也愈演愈烈，形势已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再次挑起事端，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份全国性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
文章中对法轮功毫无根据的污蔑，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法轮功学员担心，如果不能澄清事实，那么不仅法轮功会蒙受不白之冤，甚至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都会受到威胁。于是，像以往一样，他们本着善意自发的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开始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表示愿意更正这一不实的文章，但第二天却突然改口，拒绝更正。
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编辑部的门外，希望能用亲身经历澄清事实。然而，4月23日，300多名员警被调来，粗暴殴打、驱赶人群，45位学员被抓。天津市政府的官员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直辖市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直辖市的上一级——北京的中央政府。
消息迅速传开，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员警的毫无顾忌使人们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央高层的压力。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的人们是知道向中央上访所面临的风险的。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坚信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好的。抱着信任政府的诚意和澄清误解的心愿，4月25日，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
当天，朱镕基总理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当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博士石采东回忆说，“4月25日早晨，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于是顺着府右街西侧往南走。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 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在清晨的宁静中显得清脆。我转身往回看，几十米之外，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原来我刚才经过了中南海的西门），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朝大门对面的学员走来。坐着的学员站起来鼓掌，大家看到朱镕基出来都很高兴，没想到他刚上班就出来接见学员，都想围上去向总理反映情况。我快步往回走，从人群里往朱镕基身边靠近。这时，有学员提醒大家在原地不要动，维持好秩序。
朱镕基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
‘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着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群中有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因为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想炼就一起炼，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从来没人登记，也没查过人数，更不用说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 他又问。
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朱镕基问。
‘我！”’
‘我！’
‘还有我！’
…… 这时大家纷纷举手。
学员们个个都想进去反映情况。
‘人不能太多。’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其实，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
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
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这时我们已经到了中南海西门警卫传达室前。工作人员示意我们止步，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这次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
当天，朱总理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晚上10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地上连一片纸头都没留下。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不少人由此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新的希望。
然而，接下来事情却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朝好的方向发展。位踞一国之主的江泽民与朱镕基总理对法轮功学员上访的反应截然相反。据一位知情者透露，“1999年4月25日‘南海事件’当天，当‘两办’负责人及罗干等向江泽民汇报法轮功学员上访经过的情况时，江氏迫不及待地挥舞双手，大叫‘灭掉，灭 掉，坚决灭掉！’这种赤裸裸的暴君形象，令在场人员包括罗干都感到吃惊。
“‘四二五’中南海事件中，朱镕基总理以他的胸怀和诚意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眼见朱镕基总理即将得到的世界赞誉、万古流芳，江泽民妒火中烧，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在讨论‘中南海事件’的第一次常委会上，老朱刚说了一句：‘让他们炼吧’，江氏就恶狠狠地指着他叫：‘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曾受‘右派’之冤的朱总理似乎明白了什么，从此不再对法轮功的事说一个字，散会时，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面对恶气高涨、暴跳如雷的江氏，政治局其他常委也都沉默了。
“由于在政治局常委中得不到全力支持，江泽民又模仿毛主席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手法，向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信，并多次以个人名义作‘批示’，把法轮功问题定性于‘与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的高度”。
此后，江泽民又频频向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施加压力，并将批判法轮功的讲话作为文件在党内传达。6月10日，在江泽民的直接操纵下，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后来又被更名为“反邪教组织办公室”以避人耳目。
至此，一场由江泽民亲自发动，旨在彻底铲除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已经全面布置就绪。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下达到全国各地。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罗干一伙终于把手中的屠刀挥向了一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烧书，抄家，抓捕，人人表态，以及报纸广播电视铺天盖地的批判揭发……恍惚之间，仿佛文革再现！
回顾法轮功从1992年5月公开传出到1999年7月20日被取缔的整个过程，有心人不难发现，在如何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中国官方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众多的党内开明人士包括朱熔基总理都曾对法轮功予以肯定和不同程度的支持，而一直猜忌、敌视和干扰法轮功的其实只是以江泽民、罗干和何祚庥为代表的少数独裁者、弄权者和政治打手们。
2000年9月初，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莱士先生专访时，为了推卸责任，竟然舔不知耻的胡说什么镇压法轮功“政治局常委都要举手同意”等，从以上知情者披露的事实可以清楚的看出，真像与此截然相反。镇压法轮功并非是党和政府领导的集体决定，完全是江泽民的一意孤行，是他凌驾于法律之上，以个人权力将朱熔基总理对四二五上访的正确处理肆意推翻的结果，只有他才是镇压法轮功的总后台、总导演。
朋友，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要问：“江泽民到底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他镇压法轮功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古往今来的独裁者，无一不具有唯我独尊的霸王心理和极度膨胀的权力欲。可是，别看他们位踞万人之上，其实整天却都生活在对权力的不安全感中，时时都怕失去手握的权柄。为此，独裁者总是的千方百计的维护、巩固和强化自身的统治。在他们的独裁下，一切不跪伏顺从的，有思想、有威望、有力量，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人，一概都被他们视为对其独裁权力的威胁和挑战，并将因此遭到无情的铲除，而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如果这个独裁者不但霸道，而且无德无能，权力来的又不正当，在百姓中毫无威望可言，他的这种阴暗变态心理往往就会变本加历，表现得更加突出。不巧的是，江泽民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独裁者!
在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之所以能登上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治国的才能或是深厚的资历，而是凭借政治投机，因为在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中率先响应官方的强硬压制手段而获得发迹。正因为如此，当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后，党内外对他的非议一直不断，其威望之低在新中国历届领导人中堪称第一。这样一个无德无能、来路不正，心眼又特别小的独裁者，其心理自然比一般的独裁者远要更加阴暗变态得多。他对法轮功从猜忌、敌视、仇恨最后发展到疯狂镇压，可以说完全是必然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他江泽民了。
说的具体些，首先，法轮功有自己的信仰，与江泽民想强制人民接受的那一套截然不同，这是他所绝对不能认可的。
其次，短短的几年里，法轮功从无到有，吸引了上亿的人修炼，人数竟然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极度的不安和妒忌。一个民间群体的人数居然比置于他控制之下的共产党的人数还多，这也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第三，李洪志先生虽然只有中学文化，出身平民，无官无职，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却拥有上亿的信徒，被弟子尊称为“李老师”、“师父”，而且这些信徒中还有不少是党员、干部，甚至是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而他位居一国之君、党的总书记，无时无刻不想拥有这样的威望，却竟然一直都没能如愿，这也不能不让他妒忌到了极点。在他统治下的这个国家，他怎么能容忍一个普通人的威望竟然比他还高呢？!
再有，朱镕基总理因为妥善处理“四二五事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这同样让他感到妒火中烧。
最后，法轮功学员竟敢一次次的斗胆去政府部门上访，特别让他恼怒的是，最后他们竟然上访上到了中南海，一点没有普通百姓常有的那种对官府的畏惧，这不是对他的权力的挑战又是什么？
这些心态汇聚成两个字，就是妒忌和恐惧，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的妒忌和恐惧。说到底，这就是江泽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的要害所在。
除此之外，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还从其他许多角度对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原因做过各种精彩的分析。
有人说，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泛滥成灾，老百姓怨声载道，江泽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白了，江泽民就是当今中国“假恶暴”的总代表。法轮功遵行“真善忍”，与江泽民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他能不反对和镇压吗？!
还有人说，借搞政治运动强化扩大自己的权力，在中国历来是一些独裁者惯用的手段，江泽民显然也精通此道。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篇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至于江泽民的喽啰罗干、何祚庥为什么要积极充当反对、镇压法轮功的急先锋？那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作为主子和奴才，独裁者与弄权者和打手们从来都是相伴相依的，后者的嗜好就是制造事端，借机整人，以此取悦作为独裁者的主子，乘机往上爬。法轮功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如果打倒了，不就成了他们的一桩功 劳，可以邀功请赏了吗？要是个小功法，还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呢。你想，他们能不起劲吗？!
当今中国，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害国害民遗患无穷。而法轮功教导人做一个处处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好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放着那么多的贪官污吏不去整治，反到来镇压和迫害一心向善的法轮功，这真是只有疯子才会干出的事。
难怪有位诗人写诗感叹到：
“在中国，有个人疯了
他疯的时候
把宪法和法律揉成手纸
目露凶光，舞刀在手
把亿万的良善当成了顽敌
他是因为心眼小才疯的”
这个疯子不是别人，就是江泽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