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7日讯】【导读】“统战”是中共的一个独创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统战”在本质上是一层遮羞布，掩盖了许多黑暗的领域，所以，“统战”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欺骗性。统战策略是中共政治战略的延伸表现，其特点也与中共的政治特点紧密结合，在不同的时期统战表现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对中共利用文献资料，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进行的分析研究。
统战港台
一、全国文史委征集港台史料概况
1960年，文史专员们按照政府要求，“对台湾造谣污蔑，痛加斥责。” 剑拔弩张的局势，使得这个时候还根本谈不上征集港台史料。不过为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文史资料委员会从1961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专题史料征集活动。在这个背景下，“台湾方面的有关史料，也经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协助组织了一部分稿件。” 但数量和质量可能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文革一结束，官方就注意到“港澳史料还是一个空白”，并明确意识到“充分掌握这方面的史料”，不但能够配合收回香港主权的斗争，而且通过这些史料可以使港澳同胞鉴古知今，“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比如，杜建时写的关于开罗会议的回忆在香港就很热销。他在文章中忆述了当年丘吉尔同蒋介石就香港问题的辩论经过。“说明国民党政府，包括蒋介石也坚持收回香港的主权。这对于我们今天收回香港主权都是有益处的。” 另外，官方也指出，“海外宣传的斗争和海外文史资料领域的争夺与占领十分重要，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文史官员表示，叶剑英的“九条”见报后，“海内外人士如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愿意写，但由于种种原因，要求暂时不要发表，所以我们可以先替他们保存起来。”费孝通也异想天开地出主意，“我们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他们有时间的，我们可以为他录录音，他们没有人记录，我们就派人去记录。同时我们还可以向他们保证，发表时一定征求他们的意见，暂时不愿发表的，我们保存起来，将来可以发表时，保证不作改动，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了。”
由于官方对八十年代寄予厚望，急于在这十年解决台海两岸分治问题，所以这个时期对港台史料的征集便显得颇为热闹。“港澳地区的文史资料工作肇始于1984年，当时成立了港澳台暨海外征集组，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港澳地区文史工作主要是开展一些联谊活动。” 全国文史委官员反映，“赴港之前曾有在香港征集文史资料很难，人们不愿写或不敢写之传闻。但我们所约请的撰稿物件中，还真没有一位表示为难或勉强的。相反他们都非常高兴，非常主动。”
1994年，全国文史委人员“利用去香港探亲的机会，走访了广东省政协文史办及香港的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向他们了解有关港澳史料的征集、出版情况；跑了不少香港的书店，收集、购买了20多本香港出版的有关港澳近100年历史的回忆录、历史掌故等图书，带回北京，让文史办公室的同事更多地了解港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为进一步开展港澳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作准备。”1996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全国文史委派人到香港征集企业家的创业史。“当时许多企业家都还没有意识到写回忆录的重要性，”所以一年多的时间里，只帮助企业家写了两篇史料。一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后因经费问题，文史委“才停止了此项工作”。 文史高官后来透露，“香港已经回归了，下一步是澳门了，所以我们委员会的港澳组分开为香港组和澳门组，加大工作力度。再进一步就是台湾了。”
进入新世纪后，全国文史办重视并开拓了“建国”后海外史料的征集工作，“现正在完成《情系中华——海外华侨、华人史料专辑》等图书的出版工作。” 至2007年，全国文史委香港组编辑出版了《香港在抗日期间》、《香江历程》等大型图书。特别是《香江历程》是第一本由香港人撰写的一部“全面而真实的香港史”，是进行“爱国爱港教育的优秀教材”。另外，全国文史委澳门组“通过发送信函、采访当事人等方式”，征集到100多万字的资料，编辑出版了《澳门回归历程纪事》之一、之二，以及《澳门回归之路》、《子女记忆中的父亲──叶挺相传》等专题图书。撰稿者都是澳门回归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真实记录了当年参与澳门回归工作的点点滴滴。” 这使得《澳门回归历程纪事》、《澳门回归之路》乃至《香江历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港澳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但这并不影响政协高官依然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征集港澳地区的文史资料对于团结港澳同胞“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据官方称，由于近年来开辟了向港澳台及海外征集与交流文史资料的渠道，“全国政协和一些地方政协征集并选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也向港、澳和海外输出了一部分出版物，其台湾方面的史料交流也不断增多。” 不过，鉴别官话虚实的基本技巧是深入剖析个案和细节，以透视其隐而不宣的真实资讯和实际意图。
撇开种种客观限制，不能忽视的是，由于中共秉持其一贯本性，对征集海外史料就始终充满戒备和敌意。比如，到香港征集陈嘉庚的史料，由于相当顺利，有的人原本不在征集名单之内，闻讯主动送来稿件。但官方仍然强调，“港澳地区，鱼龙混杂，在许多方面都相当敏感，需要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慎重稳妥地掌握好有关政策。”宋希濂也曾就此卖弄过一番自己的过人警惕性。“我在美国见到一个人，他主动找上门来，多次要求给我编写回忆录。他的热心劲比我自己都高。这个人在港台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文笔也好，可他的立场、观点成问题。我知道他是有背景的，所以坚决回绝了他。”
据沈醉说，他写的《我这三十年》在国内发表后，“接到许多海外朋友、旧同事的来信，告诉我说：你那本书都能国内发行，我们就敢写了。” 沈醉这里似乎有意隐瞒了什么。因为，《我这三十年》1982年首先发表于纽约华人日报， 其后在1983年3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这个时间顺序看，海外人士应该早就看过美国发表的《我这三十年》，但他们却说，该书国内出版后，才敢写史料。这似乎表明，海外人士的写史尺度不但以该书为限，而且以该书在国内出版为界。这两条构成了海外人士判断官方文史资料政治尺度大小的一个基本界限。一旦超出这个界限，便不符合官方的史料格式。对此，海外人士心里有数。沈醉透露，他的《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后，“海外朋友来信愿意提供材料，但也要求我们要讲真话，要摆事实。”言外之意，海外人士对中共伪造历史的惯用手法和霸道行径洞若观火，非常不满。这样一来，以中共编外御用文人自居的沈醉也只能退守一步，提出双方都“不评论谁对谁错”。 这表明，官方已不可能像原来那样有恃无恐，漫天扯谎，指鹿为马，黑白颠倒。而必须收敛一些，以至于连原来公然叫嚣的“绝对正确”也不好意思再提了。
二、地方文史委征集港台史料概况
地利之便使得广东在征集港台史料方面动手早，成效大。1979年9月，以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罗明的名义，发表《建议台湾史学界交换孙中山及民国史资料》的对台公开信，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公开信介绍了大陆“历年来征集、整理、出版孙中山及民国史资料的情况”，同时建议“同台湾史学界交换资料、交流研究成果，并互派学者进行访问”。据说，“已收到积极的宣传效果。” 借助地利，广东在这方面有些创意。它把孙中山和民国史资料写成新闻和专稿，由电台向台湾广播，同时向海外发布消息。据称台湾一些学者看到后“反映很好”。
1983年，中国政府就收回香港主权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一些敏感的地方文史机构也随即开始跟风。比如，1983年9月，张家口市政协设立了“文史对台宣联处”。广东文史委更是高度重视，“意识到要把研究和编写香港史料提到重要的位置上，随即作出广泛开展征集港澳史料的决定，印发了征稿提纲，邀请有关单位和人士举行征稿座谈会。香港一些报纸也刊发了这一消息，在港澳及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几年内，征集港澳台史料75万字。1985年，省文史委出版《香港一瞥》。内容有，“英国侵占香港后的各种统治措施和香港社会的发展变化；香港一些社会团体的发展史；香港同胞反抗港英当局压迫的斗争史；香港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及社会风俗习惯；日本侵占香港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抢救滞留港九一批文化人的经过。”
就各地方文史机构的普遍情况而言，一般做法是，由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组织学习全国和本省“文史工作会议的文件精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一国两制’的决策、香港及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的协定等”，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因为，“向港澳台及海外征集文史资料的工作，政策性很强，难度也大。如把握不准，会触及外事、华侨政策，或影响‘一国两制’决策和香港、澳门问题协议的实施。”所以，一般都采取先易后难的渐进策略。“注重从大家有共同语言的内容中去征集。例如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的人物和事件，或经济、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方面的题材。”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容易求同存异，达成共识。
这种刻意回避现实政治分歧的统战策略被官方称作“史料交流”。1987年，文史高官表示，“近年来台湾方面引用、转载和出版大陆许多文史资料，我们应该欢迎。我们也积极收集台湾出版的历史资料，其中内容比较客观公正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可以选载或作单行本出版。” 在这里，史料充当了敲门砖的作用。所谓史料交流就是用史料开路。其方案是，先历史，后现实；先史料，后政治。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至少在官方设计的文史资料统战策略中是如此。
官方原本计划，一方面出版港台史料，一方面征集港台史料。但从实际运作看，前者冷落，后者热闹。换言之，官方主要把精力和重心放在了征集港台史料上。原因可能在于，征集港台史料的统战效应更大，更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有些人或因其亲属在各次运动中受过伤害，存有误解，通过史料的征集、编辑出版，使他们看到登载自己亲人的史料，体现党对他们的评价，从而更加激发怀乡念土之情。”官方野史的金字招牌，使得海外人士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脸上有光的面子心理。在他们看来，给官方写史料等于官方给他们一个自我表扬和青史留名的机会，是政府给自己面子。所以，文史机构“约写他们知情的，特别是他们的祖辈、本人或亲人的史料，使他们感到光荣与亲切，更乐于写”。官方开恩施舍，他们感激还来不及。“有的作者说：别人叫我写未必积极，你们约我写，‘潜水托石’也要写出来。” 据说还有不少统战物件和海外华侨看到文史资料后，“进一步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唤起了爱国之心和思乡之情，也缩短了同共产党的距离。一些侨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士家属，看到文史资料记载了他们先辈的历史后，百感交集，欢欣鼓舞，说‘共产党没有忘记我们’，有的人专程从港、澳和海外回来向政府和作者表示谢意，表示愿意为我们撰写史料，为祖国四化建设做贡献。” 但也有更为复杂的情况表明，海外人士的写史状态其实充满着相当压抑的情绪和扭曲的意识。一位中学教师与原国军少将师长的父亲在香港会面时，父亲说，他的官职“是在抗战时立功提升的，没有做对不起儿女和人民的事情”。并答应写出这方面的史料，还说“可动员同僚故旧写资料”。 令人费解的是，如果其官职不是在抗战期间提升的，就有罪了吗？这种心理和思路实在令人震惊，甚至恐怖。可见中共伪史宣传对海外人士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心理恐慌实在既深且重，不容低估。
在这个背景下，对大陆文史官员所提供的一些极为有限的材料就会有更符合实际的估计。比如，广东开平市文史官员声称，《开平文史》发表了回忆谭邃的史料后，谭在台湾的同僚、部属看到后，“认为共产党实事求是，政策正确，尊重史实，乃自动汇集了资料，写成《谭邃将军传》，从台湾转寄给我们。” 又如，据浙江文史部门介绍，原台湾邮电检查局局长刘兆祥做邮电检查工作，“具体执行‘三不通’政策，”他把自己写的《文成县诞生回忆》寄来，“带头实行‘三通’”。而且稿子“有一定史料价值”，准备发表。 再如，黄维纲将军在抗战期间曾得到过三次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台湾的亲属写了一篇《黄维纲传略》，由黄的弟弟黄维铨寄给邯郸文史部门修改。修改后，又转寄台湾。 还有，台湾作家罗兰也专为天津文史资料撰写了《世纪沧桑——一生琐记》。
实际上海峡两岸的史料交流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时候，“向港、澳、台和海外人士征集稿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其实只是一个温婉含蓄的牢骚说法。北京市文史官员就颇为不满地表示，“我们向他们殷勤地约稿，多次通信问候，年初寄赠挂历，当他们回国时又隆重接待，文章发表后把稿费买成精美的纪念品寄去，有时也努力完成他们委托的一些事情。”做了这么多铺垫，才算拉上关系，和作者们建立了“亲密”友谊，“他们为我们撰写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但实际成果似乎不尽人意。从1983年开始向港澳台和海外人士征集史料，至1989年共征集到18人所写的26篇史料，约20万5千字。
全国其他地方有多有少，参差不齐。少者如上海，征集海外港台史料区区30篇、11万字；多者如广西，征集海外港台史料65万字；广州更多一些，征集港澳台及华侨史料35篇、75万字；浙江也很惊人，两年多就征集海外来稿及资料100万字；最多的却是山东，征集港澳台及海外资料竟多达125篇、160万字。
当然各地情况有别，做法各异。就一般情况看，大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着手向港台海外征集史料的。 以湖南为例。文史部门向海外征稿的第一篇是旅美女作家谢冰莹撰写的《先父谢玉芝先生传略》，1985年刊登于冷水江市文史资料第1辑。 这是“解放30多年”她第一次为大陆撰稿。 稍后不久，株洲市文史部门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港台史料征集。他们在市侨联、对台办的协助下，“开展了对港澳台和海外侨胞及亲属的摸底调查工作，及时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利用下基层组稿、采访的机会，有重点地拜访他们在大陆的亲属，鼓励他们亲属撰写史料。”很快就和20多位港澳台和海外侨胞有了联系，并征集到一批史料。他们的具体做法是：（1）请政协委员和“三胞”亲属提供线索和通讯位址，文史部门直接发函征集。“《怀念我的父亲黄笃杰》、《我的自述——八十年生活过程之回忆》、《彭佐治生平事略》等都是通过其亲属分别从台湾、美国、加拿大征集来的。”（2）“在台胞亲属的配合下，抓好回大陆探亲的重要物件的史料征集工作。前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专门委员、总干事长陈敦正从台湾回乡探亲。通过其子转达了他们的意图，回台不到一个月，就寄来了《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一文。”文史部门对受其委托进行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征集的人员，在经济上给予优惠。凡是为征稿、组稿所付出的邮资、复印费、车费“一律凭票报销”；进行专题征集的人员，还付给一定的“采编费”；年终评先进，“对有重要贡献的还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1986年至1987年，不到两年，已征集港澳台及海外30多篇（册）、43.4万字、图片18幅。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王芃生、原国民党行政院参事兼机要室主任、台湾银行顾问刘慕曾、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德粹等人的史料。”还与台湾湖南同乡会《湖南文献》杂志社副社长吴伯卿建立了联系，征集到了《湖南文献》7册，并确定了长期保持往来，互换《株洲文史》和《湖南文献》。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也开始跟进。比如，郴州地区文史部门征集海外史料8篇、25800字。 又如，衡阳市文史官员表示，“已经开辟了文史资料向海外征集工作，收获甚丰。”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湖南一些县级文史部门开始征集港台史料。平江县征集港澳台及海外的史料5篇、10多万字； 常宁县首次征集到海峡彼岸的3篇资料； 宁远县征集港台资料20多篇，照片20张。其中有杨阙天正从美国寄来的有关她父亲阙汉骞的资料7篇，后编成出版《阙汉骞事略》一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卫斯分校历史学教授普菜斯把自己从台湾征集到的文史稿件《宋声教》赠给桃源县文史委。 1988年，湖南一些县征集港台史料似乎有了更大收获。常甯县文史委从美籍常甯人士征集到原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史料20万字；临武县文史委征集到刚刚故去的国府陆军中将、前国大代表杜从戎的部分史料和照片；衡阳县文史委征集到衡阳籍原国府空军司令刘国运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荣民总医院院长邹济勋的部分资料； 常德县给港台人士发去“文史会征稿函”后，反响热烈，不到一年，便收到了几十篇珍贵稿件。比如，“居台史学博士吴相湘奇来了《三生有幸》，日本东京太空工研究中心博士丁时范寄来了《清末广西阳朔知县丁盘庆传略》。”此外，从台湾、日本、美国还寄来了《记辛亥革命常德光复首领之一——梅子逵》、《张炯年表》、《著名法学家——戴修瓒》等史稿。
这段时间，虽然有些市县文史部门没有直接征集到港台史料，但仍有一些相关举措。比如，茶陵县文史委向海外回乡探亲人士约稿，并向他们赠送了《茶陵文史》等书刊。又如，娄底市文史委“聘请从台湾回家定居的颜晓葵为文史委员，任期3年”。
相比其他省份，湖南征集港台史料已经算得上有声有色，凡是海外来人，见缝插针。比如，旅美的原国军将领李默庵、商界名流刘廷芳、何键夫人王仪贞、香港著名女歌唱家周文珊等来湘访问，文史部门都“主动向他们约稿，他们欣然允诺，有的很快把稿子寄来”。 但总体而言，有趋于停滞之态。湖南文史高官承认，海外史料征集是“薄弱环节”。他建议，尽快把港台海外名人情况摸清楚，搞出名单，“象陈健明、姜逸樵、成之凡、王立平、黄彰任、杨安祥、李伯忠、毛彦文、王仪贞、夏任长、琼瑶、刘廷芳、向明、李惠英、余彭年、谢冰莹、彭锷等等，”然后“找准关系，把这些名人的资料征集到手。”
相形之下，其他省份也都没闲着，但都零零星星，动静不是很大。以湖北为例。云梦县文史部门经过联系，原国军第20兵团副司令陈希平“寄回了他在台湾的著作和照片”。抗战时期曾任云梦县流亡政府县长的曾繁志，“也从台湾通过他的家属寄回了他参加台儿庄战斗的回忆录。” 随州市文史部门通过去台人员亲属，“向随州去台人员谌文轩（原国民党最后一任随县县长，现为随州在台人员同乡会会长）征集随州列山中学史料。在征集这一史料中，又与列山中学的创办人何成浚子女取得了联系，”征集到大批何的史料与照片。 红安县文史部门发动政协委员、各界人士联系海外亲属征集史料。政协委员、台属王子荫给他在台湾的哥哥王子发（曾任民国政府黄安县县长）写信征稿。“王子发从台湾寄来近万字的重要资料一份。” 黄冈县文史部门为“台归人员”陶耀华征集了口述史料，后来整理为《我的一生》，6万余字。 宜昌市文史部门也笼统地说，他们的书信征稿“已扩大到海外，现已收到香港、美国人士的来稿”。 此外，据辽宁文史官员介绍，1987年，“辽吉两省文史办与祖国统一办公室合作，各自对政协委员做了一次摸底，已经基本掌握了本省政协委员与海外联系的情况。……为以后开展港澳台及海外征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辽宁省还积极利用海外人士归访故里及学者出国访问的机会，开展与港澳台及海外的史料交流和征集。” 河南方城县文史部门为征集港台史料，至1987年，已直接或通过侨台属发往海外50多封信。 河北怀安县的《文史资料》在1988年传入台湾后，很受欢迎。台湾新闻人员马竞铭还为《文史资料》撰写了数万字史稿，并捐赠300美金，以表示对怀安县文史资料工作的支援。
毫无疑问，总体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宣传意味大于征集实效。比如，株洲市文史委虽然早在1986年之前，“就把征集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列入工作计划，一些重点人物，明明知道他们在台湾或在海外，却难以沟通联系，史料的征集自然也收效甚微。” 1989年，在福建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似乎出现了一次带有某种总结性的评估。文史资料委员会邀请部分港澳委员座谈。“他们对《征集意见》中带有政治色彩的提法，如‘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发挥爱国人士参加祖国建设的积极性’、‘作为我国四化建设的借鉴’等语提出意见，认为这些说法未必适用于港澳台地区，这份意见拿出去有困难。”官方意识到，“由于征稿物件的政治情况复杂，有些人跟台湾关系密切，有些人不一定赞同我们的制度，有些人虽然也讲统一，但另有一套想法。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愿意写资料，但其出发点仅是为了保存个人的实录。如果征稿的政治气味太浓，和他们的政治倾向有矛盾或不甚吻合，便会造成一种思想障碍，他们未必肯写。”由于官方将史料视作统战，这样，文史资料便具有了某种政治情报性质。征集史料也就成了搜集情报。如何套取情报，需要讲究技巧。“鉴于那些存在思想障碍的人掌握着部分有价值的资料，要使他们愿意动笔，把资料从他们手中取出来，就得讲究一点策略。征稿的姿态，以‘中性’为宜；对资料的要求，也以‘中性’为宜；给人家看的资料，还是以‘中性’为宜。这样更易团结更多的人。”同时，也不要总把“借鉴”挂在嘴边。“资料可资借鉴与否，关键在于我们对资料的选择与运用，其任在我，不在于彼。不提‘借鉴’作用，反能解除撰稿人在政治方面的思想顾虑，有利于征稿。”还有，“以‘政协’或‘统战’的名义去征稿，可能会使某些人产生思想顾虑，如果用‘某某文史资料编辑部’的名义，就更易为大家所接受。”如果能搞一个文摘性刊物，“放宽尺度，选登一些内外的资料，既可供交流之用，又能籍此扩大影响。”
应该说，这次讨论包含有某种程度的反思精神，所作建议也有可取之处。但它却没有预见到一个月后中国发生的那场划时代事件，将彻底逆转中共征集海外史料的良性趋势，将十年来辛辛苦苦涂抹到统战泥胎上的政治金粉冲刷得一干二净，打捞上来的史料稻草所剩无几。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文史官员只能保守地表示，“一个省区一年出那么几篇华侨华人的史料就很好。” 而最有影响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压根就没编发几篇像样的海外史料。不过据说，“广东、河南、广西、广州等省（区）市在征集出版港澳台海外史料方面做得比较好。” 1994年，上海文史委编辑出版了《犹太人忆上海》，这是第一本“国际题材的文史资料集”。 抚顺市文史委在征集《抚顺人在海内外》稿件时，针对作者经常表示出来的工作忙、不愿意张扬自己、怕要钱这三个顾虑，改进做法，“除将盖有公章的《征编出版方案》寄给作者，还特别申明，不收任何费用，出书后按规定支付稿酬和赠书。同时，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讲清出书的重要意义。结果，作者消除顾虑，纷纷写来自己的稿件。”
这种个案具有多大普遍性，实难估定。但征集数量不多，恐是事实。难为这些文史官员们只能含糊不清地点到为止。比如，山西文史高官宣称他们征集的6000余万字史料中，就有“不少出自台胞、台属和与在台人员有联系的人士之手。” 倒是广东提供了一些准确数字。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全省各市县出版港澳台及华侨史料437篇、186万字。
其实，文史资料作为统战史学，数量不是问题，质量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动作和统战姿态。比如，潜江籍台胞丁贵卿于九十年代初，“托人给《潜江文史资料》送来《贪嘴婆娘蒸野菜》、《故乡春天的野菜》两稿。”一篇文章结尾写道，“离开家乡后，不但未吃到这些令人回味无穷的野菜，在台湾宝岛也未曾看到过这些东西……古人有为‘莼羹鲈脍’而思归之雅事，真盼望赶快乘机回去，以解我的口馋呢。”这种描写一地风俗或本地风物的文章，本无多少史料价值，与文史资料的初衷更不相干。但由于作者“以野菜为题作文反映了台胞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望”，便得到文史官员的青睐。“在与大陆去台人员的关系上，民俗，是我们最生动、最无所忌讳的话题，各级政协文史干部，应充分认识这一特点。” 相较而言，安徽文史官员似乎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特点。他们编辑的《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十《江淮风物》，“汇集了安徽的名胜古迹、风物特产的史料，着重从历史的角度阐明它们的产生和严格，以展现更为广阔的历史画卷。这些史料虽然超出了文史资料的时限，又不属‘三亲’，但它们却是‘海外游子的思乡曲’中的重点乐章。主编只有站在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高度，才能有这样的魄力来突破旧规，实现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构想。”
尽管地方文史部门不具备全国文史委的资源优势，但仍有其可观者。（1）山西文史委出版了阎锡山、杨爱源、梁化之等人的史料，他们的亲属后代不仅索要出版的书刊，而且回国观光，上门联系，并邀请文史官员到海外去征集史料，参观访问。1988年底，受到阎家、杨家等后代的邀请，以省政协副主席、文史委主任为正副团长，组成代表团，到美国开展联谊活动的。“在美国访问期间，既看望了在美的晋籍乡亲，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又为史料的海外征集打开了路子。” 省文史委介绍说，“多年来，我们与在台、港、澳同胞及散居在美国、法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晋藉人士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开展了学术交流、资料交换、接待来访，从而联系了不少海外人士。” 澳洲悉尼的源慧书店是南半球最大的中文书店。书店经理告诉省文史委主任，“他的书店需要《文史月刊》。” 据文史官员表示，“我们不再只是通过书信往来、期刊交流来征集华侨华人史料，而是走出国门，进行实地考察和了解。……虽然所获史料还不很多，但总算开了个好头。” 2003年，山西文史委组建“海外华侨史料考察团”，出访新、马、泰。 2005年，他们与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协作，“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组织编纂出版〈海外晋商谱〉的工作方案》，并联合发出征集海外晋商史料的启事。” （2）浙江文史委“根据浙江的华侨华人多数是从温州、青田等地前往西欧的法、意、荷、西等国开拓创业为主的特点，征编出版一本介绍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艰苦创业、拼搏奋斗的光荣历史，以及他们始终心念祖国的情怀。”《都有一颗中国心——浙籍华侨华人风采录（欧洲篇）》出版后，“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了旅欧浙籍华侨华人对伟大祖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株洲市文史委至2009年，已与美、日、印度、巴西、加拿大、菲律宾6个国家和港台的近60名株洲籍人员建立了联系，征集史料68篇、48.5万字、照片50余幅。文史干部的经验是，“征集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必须发动‘三胞’亲友积极参与，请他们提供通信地址或动员他们利用亲谊关系直接组稿、征稿。”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城市与建筑设计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彭佐治的自述《彭佐治生平事迹》，台湾大学教授、农业经济学家张德粹的《张德粹自传——八十年生活过程之回忆》等，都是以这种方式征集来的。
（待续）
原标题：中共利用文献资料 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