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3日讯】 五
为了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国民党的反，毛泽东当年说过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他万万不会料到的是，这句话如今也在共产党自己的身上应验了。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本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近万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示威者广为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启东人站出来，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随后，一些示威者冲进市政府大楼，扒光了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的上衣，给市长徐峰套上了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并将搜出的许多名贵烟酒以及避孕套等物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在示威过程中，民众还掀翻了汽车，捣毁了市政府的办公电脑。
无独有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从南海工人罢工、广州新塘骚乱到乌坎村民维权，从厦门市民抵制PX专案的大规模集体“散步”、大连反对PX专案游行到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直至今年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神州大地上的民间抗议风潮（即群体性突发事件）可谓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高发期。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和研究，近年来密集高发的中国民间抗议风潮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数量增多、规模趋大。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间抗议风潮在中国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0000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注8）。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与此同时，风潮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注9）。
二是以维权事件为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维权事件约占当前民间抗议风潮的80%以上。因为参与的主体有别，抗争的物件和维权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其中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而工人则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维权内容，工人抗争则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维权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雇佣工人的主要要求是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的主要要求是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的是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的是保护国家财产不流失等。
三是泄愤事件占有相当比例。此类事件区别于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最主要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参与者无明确的集体利益诉求，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纯粹是为了表达和发泄对官府和社会的不满才卷入其中。其次，这类事件主要因偶然缘故引发，一般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映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的情况，但真正当骚乱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再者，这类事件没有明确的组织动员者，政府找不到磋商物件。最后，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情绪失控，有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不仅会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四是表现方式趋于激烈。近年来，暴力性、破坏性抗议风潮逐渐增长，参加者的行为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风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激烈甚至极端手段，如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人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五是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抗议风潮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民间抗议风潮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它们中大多数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喊出了诸如“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口号。
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六
共产党未当政时，它的头号目标是夺取政权，当政后，它的头号目标则是保住政权，这是由它作为一个罕见的权力狂的本性所决定的。在中国，毛时代把保住政权叫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邓时代则改称“维护社会稳定”，江胡时代干脆简称“维稳”。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错误地总结了十年动乱的教训，格外强调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性。邓明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又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邓小平身后，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民间抗议风潮风起云涌，中共政权面临着不断加重的危机，“稳定压倒一切”的调门更是越喊越高，维稳不仅成了中共各级政府的优先任务和考察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为此投入的各种资源也与日俱增。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研究，维稳支出已成为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注10）。2010年全国维稳支出金额5490亿元，已经超过了当年5340亿元的国防费用（注11）。
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尽管中共维稳的力度越来越大，但结果却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恶循环。
究其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稳定，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竭力维护一党专政，继续剥夺民众基本人权的歪路，一条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官商勾结疯狂掠夺压榨黎民百姓的黑路，一条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大量透支自然资源的歧路，总之，走的是一条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邪路。这样的改革开放，能不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激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吗？
真要想维稳，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扭转改革开放的方向，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这一根源。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它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面对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一向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的中共自以为大权在握，掌握着军队、员警等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不但不去体察安抚民众的不满和冤情，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切实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但以维稳为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甚至一逞权力暴戾，采取各种流氓暴力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压、镇压民众的维权行动和抗议风潮，其结果民怨当然越积越深，矛盾当然越来越尖锐，社会当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近些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维稳工作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本质上只能是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潜在的社会矛盾，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从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注12）。”
维稳的本意是消除导致不稳定的因素，结果自己却成了强化不稳定的推手，以至于越维稳反倒越不稳，这真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天大笑话！
七
2012年12月23日，玛雅预言中的世界末日。不管这个预言是否准确，但至少对中共来说，今年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事之秋。专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殆尽，政权处于空前不稳定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和尖锐，大有山雨欲来，大厦将倾之势。这一点，仅从大陆各阶层当下的政治思想动向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刚刚过去的这大半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连串的惊人戏剧。从“王薄事件”到“谷开来谋杀案”，从“什邡事件”到“沈阳罢市”，从“南海争端”到“钓鱼岛风波”，从“北京大水”再到“伦敦奥运假赛风波”，有关中共的各种丑闻接连不断地浮出水面，让中国民众更加认清了它的邪恶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纷纷加入到“全球退党大潮”的行列中。据《大纪元》报导，王立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民众“翻墙”出来、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势不可挡。仅7月的第一周，声明脱离中共组织的人数就有52万多人。到目前为止，已有一亿二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
退党义工Yina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名公安局长在接到他的“劝退”电话后，表明身份说：“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当官的，我是公安局局长，你赶紧帮我退。”而另一位声明退出中共的大陆人士表示，要那个党有啥用？现在中国没有人权，中共可以不择手段，随随便便就要一个人的命。共产党就是来祸害老百姓的。另一位已经做了“三退”的大陆人士向《新唐人》表示，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看的出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个人吃人的社会。
进入2012年后，中共各级政府网站频频遭到骇客攻击，规模之大、频率之快可谓前所未有。
4月初，一个自称为“匿名中国”的骇客组织，攻击了几个地方政府的网站，不但使首页面目全非，还用中英文号召大家“起义”，反抗专制，“为自由而战”。并警告中共：“亲爱的中国政府，你绝对不是毫无失误的，今天你的网站被骇，明天你的邪恶政权就会垮台。”
4月18日，大连市甘井子地区政法委网站被黑。网站首页惊现“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墓”字样和图片。4月23日，山东省沂源县的中共县委党校网站上出现了“推翻共产党重建新中国！”的字样，中共党徽也被打上了两个大大的黑“XX”。
5月9日，广西柳州地区的融水苗族自治县28个政府部门网站全部被骇客攻陷，出现了号召全民大起义推翻共产党的反共标语。5月18日不同时段，宝鸡市12个政府网站均被黑屏，出现反共标语：“共匪不亡！天理不容！”及“打倒共产党”。 8月初，四川眉山城乡规划局网站也被骇客攻陷，在首页留下反共标语“共产党是流氓无赖！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并在标语下标注“反共骇客”。有评论表示，目前，中国大陆民众已经从恐惧中共发展到了直接抵抗中共暴政。
一个社会和国家将向何处去，精英人士的动向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如果说一年以前，中国精英阵营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存有怀疑，那么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这种怀疑已不复存在。
去冬以来，中国舆论朝野和左中右各派都开始大谈中国的危机和变局，认为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潜伏多年的权力斗争可能一触即发，2012年将成为中共危机四伏的关口，中国已走到不得不变，不变就要动乱的十字路口。
元旦刚过不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就在新浪微博中突然发声：“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历历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4月5日，中共民主派的言论重地《炎黄春秋》召开了一场有关薄熙来事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座谈会，不止一位讲者认为中国已在大变的前夕，人心思变，现今的“维稳”局面已维持不下去了。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他说，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
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主编杨继绳说：中国现在处于大变革前夕，民间怨声载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他说，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污染着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
曾担任中共中宣部长22年的中共元老陆定一的儿子，APEC亚洲院士陆德说，中国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不励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革命。
不仅精英们在大谈革命，革命的幽灵甚至也潜入了中南海的深宫大院。当下，中共高层对“亡党危机”的共识，已不是什么秘密，胡锦涛、习近平等都曾在不同场合公开承认过这种危机。
胡锦涛卸任前曾多次发出过亡党危机加剧的警告。2月下旬，胡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党正面临着的亡党危机，近年不是减弱、缓和，而是加剧、激化。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党的执政和政策的矛盾。胡说，根据调查，有关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在地方贯彻的情况：在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社会民主这三方面，很差和较差的，占了大部分，这反映到当前政治局面上，反映到党工作处于被动上，最终也反映到党面临危机加剧上。胡又警告说：这个被动局面不克服，一场政治性灾难就会发生，这是不以主观意志而改变的规律。
据《动向》杂志报导，习近平也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指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习还说：“社会已把三个问题列作新时期亡党亡国的三大祸端，”“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国家前途危机能否化解，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
不久前港媒还曝光，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竟然是即将接任中共总理一职的李克强的枕边书。此书描述和分析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这场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则是中央集权（注13）。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大革命前的法国虽然经历了“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这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
无独有偶，据港媒爆料，这本书也是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的枕边书。因为忧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会引发革命，他不但自己认真研究此书， 还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它（注14）。
10年前曾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底崩溃的知名亚洲事务专家、美籍华裔作家章家敦，不久前再次断言中共的崩溃就在今年。被中国表像和中共宣传所迷惑的人一定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许多了解中国内情的人都认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诚如知名经济学者袁剑所言：“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注15）
形象地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艘已经触礁进水的巨轮，正在大海上死命地挣扎着，而足以使其葬身海底的风暴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
注1：引自《张平：改革开放30年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见2008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网。
注2：引自《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
注3：引自《改革开放30年：中国模式的独特创造——访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载2008年12月19日《中国教育报》。
注4：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8期。
注5：引自胡锦涛《6月２５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2007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
注6：引自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2004年第二期《当代中国》。
注7：引自《要跳楼去五楼凸显权力最基层的冷酷》，载2009年12月4日《新闻晨报》。
注8：引自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见2010年1月20日共识网。
注9：引自闫纪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处置对策》，载2010年第5期《理论导刊》。
注10：引自关武君《“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载2010年7月13日《学习时报》。
注11：引自维琪百科“维稳”词条。
注12：引自《清华大学:中国维稳工作陷入“越维越不稳”怪圈》，载2010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注13、注14：引自《胡习密谈亡党 李克强枕边书谈革命不可避免》，见2012年8月8日大纪元新闻网。
注15：引自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三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跋
改革开放不但是文革后中共最重要的决策和最引以自傲的政绩，也是文革后中共重建其政权合法性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共，判断其政权的合法性，关键就在于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文革后，百废待兴，人心思变，改革开放理所当然成了全社会的一致共识，也让历经苦难的中国民众再次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一个中共许诺的“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美好明天似乎正在向他们走来。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和深入，中国民众越来越失望地发现，现实中的改革开放与他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不但不是玫瑰色的，而且有着极为狰狞的面目。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有些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甚至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水准。漫步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们已经感受不到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的明显差别。但这种现代化却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框架之上，符合人性、让人享有充分权利，从而能够维护和提高人的尊严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背离了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框架，以剥夺人的权利和摧毁人的尊严为特征的橱窗式的畸形现代化。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如中共当年承诺的那样先富起来了，但他们并不是被共产党在嘴巴上尊为主人的广大民众，而是自称公仆，口口声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党官员和依附于他们的各色奸商。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是一般地富起来了，而是暴富起来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财富并非来自于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统统都是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是买通权力后巧取豪夺来的。而中共当年承诺的共同富裕，则成了一张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反而变得越来越悬殊，早已跃居全球前列。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罕见的高增长，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然而，理应由全社会共用的这一成果，绝大部分却都落入了只占人口极少数的以中共官僚为代表的权贵阶级的口袋，普通民众拿到的只是零头，而改革开放的巨大代价却完全落到了他们尤其是广大农民与城市下层人民的身上。换句话说，权贵阶级在改革开放中收获的巨大利益完全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利益严重受损的基础之上的。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总体而言，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准确实较毛时代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尤其是落后于权贵阶级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与此同时，尽管在中共的宣传中，工人农民仍然是“国家的主人”，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却较改革开放前一落千丈——不但在政治上沦为弱势群体，而且在经济上降为边缘阶层。日益增长的相对剥夺感，让他们深陷无望与无奈。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不但在经济上受到的掠夺是毛时代所望尘莫及的，而且在政治上遭受的压迫总体上也丝毫没有减轻，在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加重。事实表明，以挽救和强化中共专制统治为首要目地的这场打着引号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对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新一轮践踏，是权贵阶级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巧取豪夺的一场狂欢，是普罗大众备受蹂躏用血泪写就的一幕悲剧。
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这场坡脚的改革开放非但没有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反而充分说明了它的邪恶自私无耻；不但没有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准，反而充分彰显了它在管理国家上的昏庸和无能；不但没有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者和卓越领导者，反而充分证明了它是阻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畔脚石和历史罪人。毫不夸张地说，历经30多年的这场改革开放，彻底褪去意识形态外衣的中共，如今已完完全全蜕变成了一个在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赤裸裸地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腐败党、盗贼党和吸金党。
不言而喻，这样的改革开放绝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只能代表中共和权贵阶级的私利。这样的改革开放也绝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会遭到人民的吐弃，事实上也已为他们所吐弃。试想，这样一场既背离人民又遭到他们吐弃的改革开放，怎么可能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呢？实际上，它证明的反倒是中共执政的非法性，是它下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堪称是一堂格外生动的政治课，正是它让越来越多曾经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中国人明白了，不管中共怎么改头换面，以什么样的面目示人，它垄断权力，压迫和掠夺人民的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只能是变得越来越凶狠，越来越贪婪。真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现代化新国家，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梦想，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解体中共，让它早日退出历史舞台。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