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3日讯】这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这是一个万念俱灰的年代；这是一个大喊大叫的年代，这是一个噤若寒蝉的年代；这是一个疯长社会主义草的年代，这是一个锄掉资本主义苗的年代；这是一个狂歌“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这是一个禁声小资情调的年代；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苗硬是冲破瓦砾，挺立在垃圾堆上扬花孕穗；青年男女仍在被遗忘的角落，如泣如诉，亦怨亦怒，为自己的豆蔻年华叫板。“因为妈妈是个早就退职的聋子，我们家才被允许留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 （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本小说《华彩》）
高尔品先生这篇发表在《当代》1981年第6期上的中篇小说，凄美的《华彩》，就是在诉说着一个凄美得沁人心脾的爱情── 不，应该说是妈妈不要女儿“爱”，女儿最后答应了妈妈──的故事。这是作者在古今文学上，描写青春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天空里，以特殊的视角，又添上一抹华彩；惨淡美未对绚丽之美跋扈，苍凉感而又具靓丽本色。悲情而不灰心，故事凄凄惨惨而人物仍具乐观派头，这是本篇小说的基本格调。在瓦砾堆里也还有一枝独秀,未被压烂──主人公母女在情况最糟、濒临绝境下，仍保持着这样的信念︰“相信一切总会好起来，难道能永远这样下去吗？”这是在另一个社会里的、另一部大异其趣的《家春秋》。
故事的内容，主要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的扣人心弦的三台戏：主人公一家三拨人间的僵持与矛盾；母、女与捷明间的亲情与爱情的瓜葛与尴尬；捷明、舒丽、甜甜三角间拉扯与纠缠的酸甜苦辣。矛盾重重，好戏连台，让你目不暇接，但它却是、又不是以故事曲折多变、曲径通幽而取胜的，乃是、主要是以美不胜收而令人欲罢不能、呈现其艺术魅力的。我读后有一种感觉，就是书中人成了生活中的朋友；甚至异想天开，忽有一天，路遇一生人，似曾相识：“啊！你是甜甜吧？”
尽管你已经知道了故事，但你还愿意读之再三，总是觉得书有尽、而味无穷。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仍觉咀嚼有味、百嚼不厌者，何也?犹如看带子，对引人入胜的情节往往要倒带几次，盖因再解 “其中味”、再品“其中味”，所提供的视觉的、听觉的、心理的享受，其美感无以言状也。
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使读者牵肠挂肚的，是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性格决定他如何对环境作出适应和改造，也即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人的环境和命运也同样地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故事的发展，是人物按着自己性格的逻辑，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引向命运的结局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此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就是此人的社会环境，人与其环境构成人物性格的生态体系。比如《白蛇传》，白蛇对爱情的痴心、柔情与坚韧不拔，跟青蛇的刚直、许仙的庸懦、法海的强暴，就是彼此相依、相衬益彰，红花绿叶两相帮的共生体。如果没有他们衬托，白蛇的性格（休管风雨且缠绵 /坚贞越过神与仙 /今生誓做多情客 /情海胜过法海宽）就无法在饮雄黄现蛇形、昆仑山盗灵芝、水漫金山寺等场戏中得到酣畅淋漓的表达，而会是面目模糊、形象单薄，赚取不了世世代代人的眼泪的。
一，甜甜是主角
本篇小说，甜甜是主角，爱情是主题，音乐是伴奏，家庭是主战场。它的成功，主要是靠人物在互动中展现出的性格真实可信，形象鲜明生动。这是作者所体现出的创作的主要规律。正如在《黄花冈》杂志20期上转载的《细胞闲传》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风风火火，“革命性”和人情味兼具的，作为社会运动、社会变动的应变符号的街道主任的形象；在22期转载的《妈妈的爱》中描写了一个在外在社会造神运动中自己又在内心中自我造神──自捏菩萨、自烧香──的政治蒙昧者，身、心受害，卒致先心死而后身亡的妈妈；在25期上转载的《曹冰芹》，是通过对一个知识分子犬儒化过程的真实写照，塑造出曹冰芹这个生动的典型。这种典型的人和事，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你闭上眼睛，随便抓10个人，就有9个人是曹冰芹；这很有点像清人评价《儒林外史》，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而在本（27）期转载的《华彩》里，作者围绕着主人公甜甜，刻画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一系列众生百态。他们都在生活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也在当代文学的画廊里，留下自己的艺术玉照。
我说主角是甜甜，有人说是妈妈。之所以有人认为是后者，也不无道理。就以买钢琴一节说吧，甜甜是无权、无钱来决定买不买钢琴的。所以，是妈妈在起主导作用。主角者，是起主导作用之角色也。如果再追究下来，妈妈如不把捷明领到家，就根本没这回戏唱了。再说根本点，妈妈要不生出甜甜，那就“根本”得再无法“根本”了。看来，这个逻辑有点钻牛角尖了，它甚而至于可以同理推出，爸爸是主角。不说“生出”不“生出”，单说捷明的爸爸如果不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也是根本就没有这回戏唱了。让我们正面地说吧！识别是不是主角，我以为是根据如下三点：
第一，从情节的推进上，即以买钢琴一节为例，推动妈妈买钢琴的是甜甜，与哥姐作斗争的是甜甜，与老营业员周旋的是甜甜，体恤捷明并要给他以惊喜的还是甜甜。扩充开来，在整个故事里，引人入胜、见机行事、挑是惹非或息事宁人的，都是甜甜在唱重头戏。
第二，从人物塑造上，主角是作者着力要创造的中心人物，其余的人物都是围绕她、服务于她而被创造的，即所谓众星捧月。别人都是她的性格展现的舞台。本篇中，包括哥哥、姐姐、捷明、舒丽、“姐夫”在内的一切别人，很明显的是甜甜的陪衬，是甜甜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投射对象，在与他们之间好坏对比、同异比较中，使她的形象更丰满、更突出、更立体化。问题是对妈妈的定位，我认为，她太重要了，她应该说是第一配角。妈妈不仅是生身的母亲，而且是她生活的第一位教师。妈妈的气质、性格和学养，对甜甜既提供遗传的基因，又是对她后天的熏陶。作家在描绘甜甜的的形象时，也是把妈妈作为底色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我又为什么把她定位为配角呢？长话短说，妈妈再重要，对于甜甜来说也只是构成她生长的环境，是的，是属于外部环境的主要部分。如果要把她说成主角，那也成，名之曰：“第二主角”。不管主角、配角，作者都描写得恰到好处，都很成功。任何一个人物形象的臃肿或贫血，都会破坏了艺术的生态。
第三，从整体结构上，如果把结构比做是一张蛛网的话，主角便是蜘蛛，网络的各个部分都有它的蛛丝马迹。如果有一“部分”斩断主角的“魔爪”，向主角闹独立性，那它就成为游离的部分，就应该被清除出去；即便是如茅盾般的大手笔，在该清除时不清除，也会成为败笔。他在写《子夜》时，由于“舍不得已写的第四章，以致它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茅盾：《再来补充几句》，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记于北京）除非发现，是你把主角认定错了，只用再改正过来就顺理成章，如本篇第4节，“到舒丽家”，如把妈妈认作主角，就会找不到蜘蛛，这部分网就成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了。如果，改认甜甜做主角，则顺理成章、万事大吉。通观全篇，即便在甜甜无重要活动的场合，也都是在她的密切关切、观照之下，或对她有不同小可的影响，决不曾向她闹过独立性。其实，要是仅仅为判定甜甜是主角的话，简单得很，只用读小说最后、甜甜说的那一段话：“就在这深情婉转、如歌如诉的琴声里，你们能听见我的故事：。。。。。。”
通读了全篇，就可以认知到，这篇小说独出心裁、别具一格地写了一个变态社会下的三角恋爱、五角（还有妈妈和哥姐）拉扯的故事，其中还套着那Long long ago,妈妈凄美、苍凉的爱情故事。本篇所以能够浑然一体，全靠情节（人物的活动）和内在逻辑的推进，而不是靠细节的罗列、人物性格的图解和华美词藻的堆砌。从座中泣下最多的舒丽，一开始就被甜甜推给读者起，接下去就是她和捷明“不好”了；自然，读者就会要求交代捷明的来历，特别是舒丽为什么突然和他“不好”了，读者有着要求，甜甜更是兴师问罪，抱打不平；然后是甜甜的感情，出于对捷明的爱和怜，就像空气流入低气压，不期然而然地乘虚而入；从此转入第二幕，她要和捷明朦胧相爱，妈妈坚持要他们兄妹相待；哥哥姐姐从中作梗；“姐夫”伸出黑手，制造灾难；最后一幕是亮出奸贼方煞戏。奸贼以革命的需要，崇高的名义，糟蹋了姐姐、舒丽，破坏舒丽与捷明的爱情，魔爪伸向了甜甜，最后用辞退和下放农村的毒招来断送捷明。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代表这个社会的那个“文革幸运儿”。在尾声里，甜甜和舒丽观看捷明和妈妈的演出，感慨万千，“向着人生的华彩，飞升……”。前呼后应，首尾相顾， 所有的线索，都接上了头，整个故事丝丝入扣，一线相连，浑然天成，像极了一件无缝的天衣。所谓“一线相连”，其实就是甜甜这根粗壮显眼的红线，委曲婉转地贯穿始终。
我读《华彩》最重要的心得体会，就是领悟到刻画人物的关键在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作者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主人公家中三拨人的心态：母女心美、人美，表里如一，通体透亮，美得像蒸馏水般纯洁，低温时冰清玉润，潮涨时热血沸腾；相反，父、兄、姐、“姐夫”，痴迷、狂热、势利，一个个俗不可耐，面目可憎。但舞台上的丑角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说吧，即便是一只嗡嗡展翅的苍蝇，在画家的笔下也让人啧啧称美。作者让读者从他们（特别是“姐夫”）的丑恶表现中不仅看到社会的本质，因而具有认识意义，而且以丑见美，以丑衬美，因而更具有审美意义。我以为，这篇小说塑造人物主要用的手法不是静态描写，而是通过对人物们的活动－－说话、做事、想问题，进行衬托、对比、比较，而各显风采的。好像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面穿衣镜，贴在主角房间的四壁，从中可以照清主人公身影的各个侧面。主角自己作为一面镜子，也照出了别人的面目。清人毛宗岗在评《三国志演义》时，认为这部小说经常采用衬托的手法来刻划人物性格。他 在“群英会蒋干中计”这回的评语中写道：“文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 乖巧，为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作者从横剖面上，让主角与周围人对比：正衬、反衬，众里凸现“这一个”。从纵剖面上，与她自身前后相比：时间便是人物发展的空间，展示了人物的成长过程。综合纵横，一个血肉丰满、生动活泼，意志如钢、柔情似水，早熟（装小大人）而带夹生、天真幼稚而不傻冒、悲苦又不悲观、顽强而不顽固、自我意识强因而倔强、但还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绝不无理取闹，基本上可以说：甜甜是以一位“理智型的姑娘”、逐渐成熟的喜人形象，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的。
人物不是在腾空架云，而是脚踏实地。家庭是故事展开和人物性格展现的立足之地。在事件上，在爱情中，人物是逢山开路、 遇河架桥、 既 有“过 五关”又有“走麦城”，呈现出“山穷水尽”和“柳暗花明”相互交替。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历尽悲欢离合、扑朔迷离的困惑。
二， 爱情是主题
小说从舒丽与捷明的爱情说起，“舒丽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大四岁，捷明等于住在我们家，他已经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年。他是孤儿，妈妈对他比对我还好，我有时真嫉妒呢！我知道他和舒丽好，这能瞒过我吗？
“可是，我刚才听清了，舒丽要不和他好了。这使我愣了，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惊讶还是失望，同情还是担心？我觉得有点惋惜，又有点幸灾乐祸，甚至还有点莫名其妙地伤心。谁能说得清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心？何况我自己！”
本来人家两人爱与不爱，自然“人家两人”该是其中的主角，但作者却用喧宾夺主的手法，让甜甜做了主角，描写出她内心复杂的情怀，和为挽救颓局而施展出的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很类似于在张生、莺莺相爱的戏中，他俩不是主角，倒是忙坏了红娘。我突然发现，甜甜身上有红娘、花木兰、祝英台、白蛇、穆桂英、梁红玉、《红楼梦》中的晴雯（也代表林黛玉）等的精神素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在民间的传播，戏剧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普通百姓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很深，再加上横向、纵向，直接、间接，相互传播、沾染，也就成了民族无意识。所谓“精神素质” ，就是（但不只是）把知识、故事遗忘后而仍保留在身上的东西。
“我要找舒丽去，要埋怨她不该和捷明撒手！我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可我从小说里看到的，爱情就是一种除自己之外谁也管不了的感情，有时连自己也管不了呢！可舒丽为什么要把它交给她妈妈管呢？她不应该和捷明撒手，就是不应该！因为单单只为捷明刚才拉出的那种味儿的练习曲，就叫我受不了。”
这是甜甜这只雏凤，对自己的恋爱观作出的第一声鸣叫。他们这种年龄，恋爱观就是他们人生观的主体结构，它提供了性格展现的广阔天地。在这里，她以强烈的个性解放，作出近乎嚣张的“甜甜的爱情宣言”。
她去向捷明问明原因。
“我真的生气了！只为舒丽不和他好，就不练琴了，还这么一副松包样儿！我心里就像来了火似的，决定再说一句狠的，好让他知道，平时在他眼里微不足道的黄毛丫头，多么会管教他！
“我说：‘我知道你今儿为什么不练琴。’说完我还挑衅地看着他。
“ 他神色明显地慌乱起来，眼睛看着我，那眼光就像要在我脸上搜寻点儿什么来似的，脸也憋得通红。我故意不说了，让你急去！
“他忸怩了半天，才开了口，试探地对我说：‘她告诉你了？’
“我故意要再激他一下，便说，‘谁呀，她是谁？她告诉我什么了？’”
这真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甜甜！场景非常生动，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木讷寡言的捷明衬托下，一个辣滋滋的姑娘，跃然纸上。下一场景，是她去找舒丽，一问一答，与此相映成趣。
“‘这么早，你来做什么？’她问我，话说得一本正经。
“我心里忽然想笑，可立刻就忍住了，并且撇着嘴巴说；‘你还瞒我？瞒我就不说了！’
“‘不说什么？’她有点儿局促，可仍旧是无精打采的样儿。
“我见她装作漫不经心，便鼓起了嘴巴，两手往膝盖中间一夹，不说了，而且连看都不再看她。
“看见她又已偏过脸去，样子像是很凄凉。我是看不得人家可怜样儿的。”
在短时间内，甜甜的感情有两度转折。这是第一次，表明她软心肠。随后还有第二次，表明她硬心肠。
“一见她这副样子，我立即转过身子，用手扳过她的脸，对准她的眼睛看起来，故意辣滋滋地说：‘你为什么不和捷明哥好了？’我有意加上一个‘哥’字，以示区别。当他的面，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他。
“舒丽皱紧了又长又黑又细的眉毛，像是困惑地看着我，装作不明白的样儿。我可不饶她。怪不得别人说我心直口快，这会儿，我干脆两手一下按住她的双腮，说：‘你骗我！昨晚上你和他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干嘛不和他好了？今儿早上，他连琴都不拉，后来拉起来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吓死人呢！’
“我忽然觉得浑身一阵轻松——我的秘密总算倒完了。”
这里的“竹筒里倒豆子”，把秘密全倒完，与上面的跟捷明卖关子，两个表面上相反的事情，其实实质是相同的，都是要表明她“厉害”，“不是微不足道的黄毛丫头”。同时也袒露了三个人性体的微小差异：甜甜不只是“心直口快”，而且一个“哥”字道出了她也略具“城府”（借用此词）；舒丽就比她“城府”又稍深了些，所以能让她把秘密倒完；相形之下，捷明要算是老实巴交的了。
第二次表明她硬心肠的地方是：“我又扳过舒丽的脸，说道；‘我不许你不和他好！’我说得一本正经。舒丽一下摀住了我的嘴巴，眼泪顿时从她的大眼睛里滚了出来。我不爱看她这样！我也不可怜她！”这里的“不可怜她”，对比上面的“看不得人家可怜样儿”，表明她在爱情的“原则”问题上，是非感、正义感、崇高感是强烈的，强烈到鄙薄势利、嫉恶如仇的地步。也是被激怒，因而才冲口而出，表达出自己对爱情的看法──“我使劲扳开她的手，气呼呼地站起身走了。丽姐水性杨花，不像我在书里看到的姑娘，一点儿也不像！”
“她不说话，一双忧伤的眼睛看着我，说：‘跟他好，就进不了文工团。’‘进不了就不进呗！’我大声说。我一时还没想明白进文工团与和捷明不好有什么关系。
“‘你不懂。’她说，偏过脸去了。
“我不懂？我干嘛不懂？这又有啥不好懂的？难道只为了一个能转正的临时工就要把一个爱人丢掉？”
“我什么都告诉你，你千万别对他说，也不能告诉别人。有一个人对我说的，只要我愿意跟他好，他就能让我进文工团，还能转正。甜甜，别推开我，听我说，不要骂我，你不知道，你不会明白我的，我妈妈——”
“我看见明晃晃的泪水正在她美丽的大眼睛里闪动，可我还是不知轻重地说：‘丽姐，你怎么这样不值钱，你——’”
“我的心里立即掠过不快的感觉。自从上次我去责问她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她家。我不高兴跟这样水性杨花的姑娘做朋友，朝三暮四的像个什么样儿！爱情是能够这样随随便便的吗？”
这里进一步看得出两个姑娘的个性：舒丽被社会逼到山穷水尽时，在主观上，也仅仅是主观上，出于对自己和对来日无多的患癌症妈妈考虑，是会饮鸩止渴而走投无路落虎口的；而甜甜则是绝对不会做得出这种事情来的，因为她是一个不示弱、不屈服于命运、能折不弯，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女孩。
“平时，我只知道她像她妈妈，柔得像水一样，任你叫它怎么流就怎么流，只是她不仅外表，连内里也这样。”甜甜发现，她和妈妈的同中之异在于：“她妈妈非常美丽，外表柔似水，内里却刚强。”
舒丽──她双亲受害、自己孑然一身、孤苦无告，是一位善良、柔弱的姑娘，是“载不动这许多愁”的。难道你还不宽解她、反而要谴责她、给受害者雪上加霜吗？不能的。你不能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所要求的那样，人人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当英雄、当烈士（现实的语境就是“当炮灰”）。须知，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进而要消灭的，正是这个扼杀青春的社会，急需建立一个不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能享受和维护住自己的基本人权的新社会。但从个性上讲，特别是表现在恋爱观中，甜甜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是应该受到赞扬而加以倡导的。如果甜甜前面的第一声鸣叫，是要对外亮明爱情要自己作主，排斥外来的一切干涉；那么，这第二声鸣叫，就是对自己的要求：爱贵乎专一而守恒，不能水性杨花、朝三暮四。
妈妈对舒丽、捷明之间“不好了”，亮相很简单，问了一句“为什么”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从她对随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的态度，在在表明妈妈是个“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人。她经常的是用琴声来表达心声。“这些年来，妈妈不总是在用这呜呜的带点儿母性温柔的琴声宽慰着他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又用音乐来启迪他的天性，敦促他孜孜不倦吗？”
“用妈妈的话来说，只有我才秉承了妈妈的音乐天才，从小就爱音乐，从小就能从妈妈弹出的琴声里体验出妈妈的情感。妈妈生气时，琴声也不狂暴，而总是象呜咽的流水，象微疾的秋风，有时甚至格外地悠缓，这只有我才听得出。”这是妈妈性格的基调。“妈妈总是这样，用沈静来抵抗一切，从不在命运前面大喊大叫，可又从不屈膝在命运的前面。”
甜甜和妈妈，知心知音，从心灵到生活，相依为命，通过察言观色，通过手式口形，通过欣赏音乐，进行着心的交流。在世人大喊大叫，举着青筋突暴的手臂高喊“誓死保卫”和“砸烂狗头”，充当造反纸老虎，然而个个（包括哥哥姐姐）内心却感到自危、感到孤独的时候，唯有她俩还自给自足着脉脉温情。此乃大乱中“被遗忘的角落”，得天独厚的景观。
“当我和妈妈在各想各的心思时，哥哥却颠了进来——别笑话我这样形容他走路，他生来就是那么一副颠像！他一进来，就大喊大叫地说：‘甜甜，你少管别人的闲事！他活该，总有—天还要倒大楣！’说完就又颠了出去。他是我们家唯一的无产阶级——工人。瞧他那副神气劲，全然忘了当年他没考上高中时受过的冷落。
“也真奇怪，哥哥的话竟突然把我的心情改变了。我忽然想到了捷明，并可怜起他来。”
这是三角恋爱的逻辑起点。起点并不是相爱，而是“可怜”。连她的第一个爱情动作都不是出于爱，而是“我想忏悔一下，想为他做点什么，以弥补自己刚才的莽撞。我走近了他，两只手搁到了他的肩上。我居然像平常妈妈吻我那样，在他柔软的头发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随后就逐渐地、被动地陷入了三角恋爱──这是一场发生在君子国里的三角恋爱。舒丽是她真实的朋友，假想的“情敌”。捷明作为她的恋人，由于内因和外因的“不是驴不拉、就是磨不转”，始终处于似是而非的尴尬状态。同时，所有的人也都在这一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态、亮相。
舒丽对她的表态是：“ 你要对他好，我不配了。你姐夫，他……”在另一场合，却是对捷明说：“不，我不要你再爱我，我也不要和你一起下乡。你不应该对不起她，对不起她妈妈。” “我知道，你是因为还在爱我（捷明是因为一心爱舒丽，他的本能促使他不愿脚蹬两只船，这是爱不起甜甜来的原因之一。仅从这一点来说，他也是一个拔地而起的大丈夫，表面的行动低调无碍于骨子里的形象高大；与姐姐说的姐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正好成反比例：“ 他个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很帅，还戴副眼镜，很有风度。”原来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面兽心和有剧毒的眼镜蛇！形成表与里、真与假、崇高与卑鄙、纯洁与肮脏的强烈对比。赢得人们爱与憎的态度两极。这里，作者双重地用了反衬：两人相互之间和自我表里之间。）。可是，我告诉过你了，我早已不值得你爱，不值得！值得你爱的是甜甜，是她……”捷明对舒丽深情地劝道：“‘可是，你，’他的话还是那么软弱，那么可怜巴巴，可是，一会却突然强烈了起来，‘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为了我们过去的，友谊，你也不该……’”
“‘丽姐，你要听他的，别抽烟，别喝酒，爱他，和他一起下乡去。’ 我在哀求她。”
这种都是为对方着想的感人的三角恋，只应发生在君子国里，然而正好是发生在丧失人性的小人国，这是“镜花缘”式的讽刺呢？还是大声疾呼、为人性招魂？再者，舒丽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还是这一套，是何等的表里如一呀！不管她做错了什么，她毕竟是一个真正的人。当然这也不能抵消她对处理恋爱问题上的弱点和缺点。但却表明，一个人的好坏，既表现在优点里，也表现在缺点里，甚而至于失误里。从失误中的作为，我们可以断定舒丽是个好人，任何一个坏人都不可能有她这般作为。好人也不尽是优点，作者向读者暗示：坏人固然不具备好人的优点，这好明白；难以明白的是，好人的的缺点和失误的性质，也是与坏人的迥然不同。也就是说，从缺点和犯的错误里，也能鉴定出人的好坏。所以，要求把好人写成高大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在事实上、在政治上是居心叵测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荒谬绝伦的。艺术上不能只要求写某一侧面，禁止写某一侧面，而是什么侧面都可写、可不写，这是由个性化的需要所决定的，有时候倒是从他的缺点里表明他更可爱。一个没有缺点的好人，不是真正的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既有好人的优点，又有好人的缺点。只有兼具这两点，才是真正的、完整无“缺”的好人。这有助于克服公式化、脸谱化。舒丽的优、缺点就是舒丽的优、缺点，不仅不同于甜甜，而且如姐姐、哥哥、姐夫之类，就根本不配具备、无法具备舒丽那些由优、缺点而构成的她的特点。
随着故事的进展，人们的眼光就聚焦在甜甜与捷明的“爱情”上。
在别人尚未发现时，首先是舒丽的反应。“她说这话时，眼睛里显出一种伤心而又绝望的神情。她稍顿了一下，目光呆滞地抓住我说﹕‘甜甜，你应该对他好，照顾他，爱他，他值得的……’她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两汪眼泪，可是她拚命忍着，没有让它们流下来。”
“‘甜甜，’她忽然有些急促地对我说，‘捷明要下乡了，你多多照顾他，帮他。甜甜，要是你真的能与他一起下去，就，好了……’她的声音渐渐哽咽起来，手也抖得更厉害了。”
这里不仅说明舒丽对甜甜是以诚相待，更充分地表明她对捷明是真正的爱情，她的心是献给杰明的。但这不是直接、而是经过一个扭曲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如果她不是情不自禁地深爱着他，她何必这样，像老太婆“儿行千里母担忧”似的啰嗦这些呢？她的一颗心是多么悲哀而伤痛啊！俄国有位诗人控诉当时的现实，写道：“没有爱情而结婚”；中国的现实与此异曲同工：“深爱着的恋人活坼散＂。作者未着一贬字，而却为青春一代发出悲天悯人的呼号，也代青春一代向社会作出血泪交流的控诉。
“谁想舒丽却突然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喜欢他吗？’”
这一问，既突兀又顺势，既推进情节发展，还合乎舒丽性格。如果我们只是听她俩对话的录音，就是说只靠听觉，也可觉察出此二人各自的性格。性格化的语言功力，在本篇得到了令人惊佩的成就。许多话恰如小溪从人物口中流出，那样自然而贴切，恰合身份，恰合分寸，决不能设想是作者要人物说的，而毋宁是人物自己梗骨在喉，不吐不快。为了行文不那么繁琐，我就不在此对她们那么多的大段对话加以援引了，仅止于此，满篇的例证足可供对号入座的。
“面对着这个我曾亲亲热热地叫她丽姐的女友，如今跟我又有了点特殊关系的姑娘，此刻，忽然想对她说句什么——如果说几年来社会一直在作践着我们这代人的话，那么，我们还要再作践自己吗？
“舒丽象突然领会到了我的心，脸上竟掠过一丝淡淡的苦笑。她扫了我一眼，忽然无所谓似地说：‘人生本是苦酒，爱情也是，工作也是，买卖而已……’我没有说下去，因为舒丽咧开嘴巴笑了一下。可是，她却笑得那样凄惨，眼泪爬上了她的眼窝，我的心乱颤了一下我松开她的手，转身走了。”
“舒丽的脸上忽地露出了凄惨的神情，好一会儿，她才对我说道：“甜甜，生活就像一部会折磨人的机器。它不从这面，就从那面折磨你。它烧你，烫你，冷淡你又遗弃你，爱情更是。你已经恋爱了，你就会明白的。”
“也许，十七年的光阴，还不足以使我真正地了解人生吧。我只知道人间有爱也有恨，有幸福也有磨难。可是，我更需要爱，也更愿意追求幸福，而不知不幸与磨难正在前面等着我。”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也有人说愤怒出历史。这两位姑娘是愤怒出哲学。她们本是正处于“为赋新词强作愁”、扭捏作态的花季，竟然实打实地说出富有人生哲理的话来，开始把反思人生提高到哲理的高度，构建自己的人生哲学。这应该说是“愤怒”的早熟吧！舒丽不是哭，而是笑了，虽然笑得比哭还凄惨，但毕竟还是“苦笑”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不相信眼泪，仅凭眼泪，难以表达痛苦，更不能减轻痛苦，只好一笑了之。用笑来表达极端痛苦，算是悲极生“乐”吧！笑笑，可能心里稍微精神胜利点儿。舒丽可能是由于缺乏妈妈的卵翼，由自己摸爬滚打，过生活不是过生活，而是挨生活，所以对人生的体会，较甜甜略显悲观而又略胜一筹。
她发现舒丽又来找捷明，据说是“借钱”，便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淡淡的、“从未体验过”的、也许是会转瞬即逝的“情敌”心态：“这么说，他还在爱舒丽吗？要不她都不睬他了，他还愿意借钱给她。我忽然又想到了妈妈的那句话——他不会爱我。这是因为，他还爱着舒丽。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忽然在我的身上扩张开来，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既酸又苦，还夹着恨，对他，也对舒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我为什么还从未体验过呢？”
“舒丽看着我，低下脸去，说：‘甜甜，我知道你喜欢他，爱他。你放心，我不会阻拦，也没有权利……’
“是我的耳朵听错了，还是我的心发生了错觉？反正，她的话说得软绵绵的，象浸透了泪水的海绵。
“我红泼了脸，心里怦怦地跳个不住，她说的，正是我想知道的。可是，一旦她真的说了出来，我又是多么地难堪，多么地对不起她啊！好像真是我从她的身边夺走了他来似的。”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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