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3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3月25日（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是日程上的一个问题。战事结束已经在望，将来要为收复至今还在日军控制下的领土，建立新的根据地而进行战斗。当前重要的是，要决定党在将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斗中应采取的立场，提出就此同国民党合作的设想。这是一个极微妙的问题。这类微妙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来处理的。所以，中共领导人选了他作这个报告。
高岗要作一个有关他最熟悉的问题的报告。他要讲特区各方面的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宗教问题)。
陈毅也受委托作一个报告。作为华中地区的专家(负责当地的解放区和中共军队)，他要就此谈谈情况。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新区的可能性问题。
特工部的头子彭真，也没有被晾在一边。彭是康的热心的助手之一，是整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十足的反苏份子。过去，彭在城市里作地下工作，在上海甚至还被捕过。所以，他作为多少熟悉城市革命工作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官员的话)，受托谈这个问题。
彭是个机会主义者的突出的典型。他依靠刘少奇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康的特务工作。懂得如何通过挑拨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向上爬。必要时，他对什么都会“相信”的。
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十分高大、魁梧、健壮。他善于曲意逢迎。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有所选择的顺从。这是拍马屁拍到了家，是整风年代的一种典型产物。
大会上，要做报告的还有彭德怀。彭德怀是个沉着的、健壮的人，是我第一次奉命来华时就认识了的老相识。当时，我们的同志设法为他的部队提供了一些装备。他是个真正的战士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也认识了朱德。
在大会上，彭德怀将就他透彻了解的方面作了一个报告。他要谈华北各省的战斗历程。八路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扩大根据地。
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同周和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一样，是主要报告之一。在极端保密的新的党章草案中，有一些条款，显然要把毛置于独特的地位。毛敢不敢把这些条款作为将来党章的一部分呢？不管怎样，这个草案就像代表大会的其他一些文件一样，是保密的。这种保密，绝不是出于怕泄漏什么经济和军事机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正式通过了报告的题目以及作报告的人选。党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大会的议事日程和工作程序。这次全会安排在三月底。
尽管康生四面楚歌，但他表面上并不让步。他讲究效率，办事井井有条。眼镜后面，依旧是两道傲慢地高耸起来的眉毛。
他终究是要挨打的，而且已在挨打，但也并不都是打在他身上。也许他懂得这一点，因而如此沉着。在延安，政治上的妥协意味着有能力给所有经过整风洗脑之后的幸存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堕落的人）以最后的打击，康不是干了这种事吗？整风实质上没有变—谁都承认这一点。整风被称为正义的事业。部分地，全部地或者有保留地承认，但谁都承认这一点！康懂得：他的政治声誉并没有受到损害。是啊，他甚至要在大会上作报告呢！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这样描写这些人物，是容不得人吗？很难这么说。看到人们怎样赖在党内、粘在党并且玷污党，然后夸说干了革命工作，这使我作呕。甚至连这类“领袖”的日常工作也受到称赞，好像是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似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