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2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3月23日
毛泽东在尽最大的努力。他的工作很忙，但是他的情绪低落倒不是因为忙。博古告诉我说，他惟恐有关“莫斯科派”的活动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毛怕这事会影响苏联在解决远东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时采取的立场。
1945年3月24日
有一些中国同志也痛恨和美国人搞这些宴会。他们主要是沿海大城市来的人。他们人数很少，但有这种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中国人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欺侮，记得那污辱性的译名“黄皮肤”，仅供白人居住的住宅区，白人极为富裕的生活，以及那些海外来的“客人”不断对中国人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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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我详细谈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以及其它一些问题，想以此表明他对莫斯科并不保密。
中共中央不断地开会。他们正讨论代表大会的文件。全会的工作为一种保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真正谈论些什么，是严加保密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倒还认为有必要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1945年3月25日（１）
不出所料，大会的日期又一次推迟了。大会将于四月召开，也许是15日开始。中共领导的这个决定直接表明，它将来要看苏日条约的命运如何来作出决定。这个条约在四月初到期。延安等待着这个日子的到来等得都很不耐烦了。
谁将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是个重要问题。谁都在争这个权利。
谁去讲军事问题，几乎没有争论。朱德是总司令。所以就得他去讲。
任弼时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毛泽东委托他做关于党内斗争的报告，这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报告要总结中共执行的政策，时间虽然只有四年(1931-1935年)，但那是些什么年代啊！事实上，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上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将是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他的政治报告大致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是稍作修改而已。可是，苏日条约的命运还未见分晓，现在定稿难免失之轻率。
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忽略康生。情报局头子要作关于“党员干部和非党员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耐人寻味的是：原来没有打算做这个报告，但是整风对全党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无法把这个问题遮掩过去。当然，毛泽东对党内同志是什么也不怕的。他对这点很有信心。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康生的报告，将对1942-1944年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毛泽东所授意的叙述。一个四平八稳的报告将永远载入党的史册。这个报告也将使毛泽东本人避免挨打，因为康生可能承担一部分责难。而对毛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脱身之计—不过是一个热心过度的政策执行者把事情做得过分而已，岂有他哉。
康生的报告将总结整风的结果，说明为了斗倒“教条主义”，应该整风，并且要把整风成果定为党的生活准则。
同时，毛泽东想通过康生的口，宣布整风是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运动，不能也不应受到责难。因此，在经过多次讨论和会议之后，决定把这个报告列入大会日程。这个决议实际上到了最后一刻才通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