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1日讯】 九
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不仅代价惨重，成本惊人，而且还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是“悬崖边的增长”。这种高风险，除了跟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高污染、高能耗、高剥夺和高成本有关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大特点——高投入、高出口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先说高投入。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依赖型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30多年高增长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超高水准投资的支持（注17），而这种超高水准的投资率又是由中国政府建立在金融垄断之上的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来维持的，说得更直白些，也就是靠中国政府强摁着自己控制下的国有银行增发贷款来维持的。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中国超高的投资率根本就无法维系，中国经济也断然不会出现什么“增长奇迹”。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是以巨额的银行坏账为代价的，它所包含的金融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知道，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按照市场原则将资金或者资本配置给最优者。然而，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框架下，由于保增长始终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国政府在为投资提供金融支持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投资有无风险和效益，而是能否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收到增加GDP的效果，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都会不计代价地出手。可见，这种金融支持纯粹就是政府实现高增长政治目标的予取予求的政策工具，根本不是市场基于风险和收益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
事实证明，由于严重忽视风险和效益，再加上腐败的侵蚀，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势必导致金融资源持续和大规模地被错配和浪费，进而沦为银行坏账。而且，中国政府对增长速度提出的要求越苛刻，投资越高，浪费就越大，坏账也就越多。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利用其建立在金融垄断之上的这种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固然成功地维持了超高水准的投资率，从而维持了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
那么，中国银行累计产生的坏账到底有多少？据中国银监会的资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1％，鉴于中国官方资料一向存在的信誉问题，观察家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耳的估计是，内地银行不良贷款占整体贷款的比例高达35％。有学者估计，截止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额不低于35903.2亿元（注18），约占2006年GDP的17%。
巨额的银行坏账不但变相盗窃了中国百姓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未来置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而且它就像一只蛰伏在“中国奇迹”阴影中的猛虎，随时都可能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奇迹”发出致命的一击。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巨大的危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为了清理多年累积的巨量坏账，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发动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金融救援行动。
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国债，以缓解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亏空之急。紧接着，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从四大银行剥离了15000亿元的坏帐。2004年，中国政府再次发起大规模的金融救援，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在同年再次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了2787亿元人民币的坏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为同样准备上市的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剥离了600亿元人民币的坏帐。但不管剥离也好，注资也好，其实都没有真正消灭坏账，充其量只不过是将它们“左兜换右兜”，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科目下挪到了那个科目下，从现在支付被延期到了未来支付而已，最终都得付出隐性通胀、高物价的代价，由纳税人买单。由此不难想见，因为存在着巨量坏账，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泡沫究竟有多大，风险究竟又有多大。
更糟糕的还在于，尽管中国政府从1998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频繁和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行动，却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杜绝银行坏账的产生，只不过解了一时的燃眉之急。说到底，这是因为产生坏账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的金融垄断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金融作为经济增长政策工具的特殊功能，而这一切又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坏账将源源不断地产生，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这也正是中国银行坏帐最可怕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规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动都无济于事。
1998年之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中国政府大量剥离坏帐并为金融企业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却在以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新积累。据2011年6月2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国银行业能否托起四万亿之累？》一文披露，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出口业时，中国政府责令中资银行为大规模信贷扩张提供支持，以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中资银行积极展开行动，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总计人民币20万亿元(合3.1万亿美元)。银行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发放给了地方政府借贷者。估计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为25%至30%，即人民币8至9万亿元。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清理和拯救，中国的金融系统又重新回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高危状态，很可能再一次掏空纳税人的腰包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而以中国目前在短、中期极其虚弱的偿债能力，显然是经不起银行坏帐的进一步打击的。可见，金融败坏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国金融躲过了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谓在劫难逃。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银行坏账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迄今尚未爆发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维持着40％左右的超高水准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一向喜欢存钱，而且在金融市场封闭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钱存到国有银行。一旦这些条件改变，不良贷款失去了高额存差（即存款大于贷款的数额）的掩护，就会大白于天下，那时银行离危机也就不远了。尽管当下谁都无法精确预测危机何时将会降临，但可以确认的是，惊人的银行坏账已经为迟早将会到来的这场危机准备了充足的弹药（注19）。
十
如果说高投资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那么高出口则必然使实体经济的不稳定性剧增。后者与前者一样，都使中国经济的增长笼罩在一片高风险之中。
作为典型的投资依赖型经济，中国长期畸高的投资势必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何消化这部分过剩的产能便成了横在经济增长路途上的一大难题。幸运的是，在冷战后全球化市场急剧扩展，国际间经济联系明显加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因为高投资而产生的庞大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暂时找到了出路。在国外市场需求强劲的前提下，依靠着领先世界的超低价格，中国的外贸出口额逐年剧增，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不断攀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被打上了高出口的明显烙印。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货物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显着地超过同期GDP 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出口额达1.2万亿美元，全世界70%的玩具、50%以上的手机、空调、彩电，40%的纺织品都是中国生产的。同时，出口依存度也从1980年的6%提高到2007年的39.19%，远远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不过高出口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固然成功地解决了由高投资造成的庞大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建立在国际市场需求强劲和中国产品具有低价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只要这两个条件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动，高出口都将难以维系。正因为如此，在经济行家看来，一个国家的出口依存度过高通常并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因为它意味着经济安全性的降低和经济风险的加大。
就国际市场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持续高增长是以全球化市场的明显扩展为前提的。但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从来都是有周期的，国际市场更不可能以哪一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一旦经济全球化的势头放缓或受阻，全球经济下滑，国际市场萎缩，高出口就会变得难以维系，中国的制造业就会遭受重创。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物件之一，根据以往的贸易经验，美国消费下滑一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下滑5到6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消费下滑3个百分点，经济步入衰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大幅下降。因此，形象地说，美国经济一感冒，中国经济就会跟着打摆子。
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波再生动不过地展示了高出口所包含的高风险。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对象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普遍出现衰退或增速放缓，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受国际市场滑坡的冲击，2008年中国出口额增速结束连续6年超20%的高速增长，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速更是全面回落。当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速比上年下降5.6%，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则降到了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在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特别是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萎缩，不少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就价格而言，多年来“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败对手，独领风骚，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地摊价”这把杀手锏，这一点可谓众所周知。那么为什么中国产品的价格能做到比别人都低呢？那是因为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甚至就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力价格等。而中国的要素和能源之所以能做到比别国的价格都低，那又是因为中国政府强行将它们压低了甚至压低到了极限。不过，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固然大大降低了中国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长期人为压低要素和能源价格的做法却是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而且，伴随着它们的还有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生态危机、资源透支和贫富分化，对民众利益的这一系列严重剥夺无疑大大抬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鉴于长期以来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低阶层收入的同步增长，同时，环境容量、资源供给已难以支撑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旦中国政府无力或无意再压低要素和资源的价格，长期被压抑的要素、资源价格开始从最底线反弹，不难想像，“中国制造”的低价优势很快就会丧失。试想，到那个时候，高出口这本经还能再念下去了吗？
十 一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在他之后，经济学家更是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按照当今经济学家界的普遍看法，经济增长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后者却包含着远比前者更丰富的内容。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经济总量的增长。虽然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结构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经济增长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它的主要目标是数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经济发展则不同，它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均衡的持续的和协调的变化，包括了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和文教卫生等诸多具体内容。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曾尖锐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注20）。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过程来看，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盲目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很可能会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在讨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时列举了5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无工作的增长（出现严重失业的经济增长）、无声的增长（失去民主和自由的经济增长）、无情的增长（贫困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经济增长）、无根的增长（毁灭文化，降低了人们生活品质的经济增长）、无未来的增长（造成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增长）（注21）”。将中国经济近30多年高增长的现实与之对照，无论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贫困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毁灭文化，降低了人们生活品质”，还是“严重失业”（注22）和“失去民主和自由”，可以说没有一样是不吻合的！
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Robinson的话说，中国并没有行进在向发达国家繁荣水准迈进的道路上。“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有一个社会走进死胡同的例子（注23）。”就连中共领导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注24）。”“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断扩大，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考虑，今后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注25）
这种“无发展的增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两个成语：杀鸡取卵和饮鸩止渴。就像知名经济学者袁剑说的那样，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GDP “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福利效果却是负的。”（注26）。
十二
如果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放在现代经济史的范围去考察的话，我们还会发现，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一战后纳粹德国所取得的令西方世界震惊的“经济成就”其实颇为相似。
提到纳粹，人们想到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战、集中营、焚尸炉、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使一度跌入经济低谷的德国迅速复兴，这不仅在当时被纳粹党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
1929年至1939年之间，一场经济大衰退席卷了全球。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资本的短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其中世界国际贸易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都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据估计，大萧条时期，全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为了走出低谷，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方各国纷纷寻思良策，而纳粹德国则是大萧条时期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希特勒上台后短短4年里，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的失业率从原来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时，德国还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
以高速公路为例，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就诞生在当时的德国。到1939年，纳粹德国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到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了最初规划总长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国的高速公路累计约长1.24万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时代修筑的，人们至今仍把它叫做“希特勒路”。
当年，希特勒还对高速公路的工程品质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一般四车道宽34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不设路灯，每隔约200米竖一金属片镶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车灯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条“光带”；路面经特殊处理，整齐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尽量小，要有足够的视野，转弯处的半径要尽量大等等。连紧急停靠地带、高架桥、立交桥，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军车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高速公路修好后，沿途风光明媚，技术先进，希特勒广邀各国媒体进行宣传报导，连美国人看了都称羡不已。
光有路还不行，还要有车开，希特勒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为德国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买得起的车。这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代名车——“甲壳虫”的由来。为了能够生产这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著名的大众汽车厂组建成立。
纳粹德国的这些经济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同时它们又是十分畸形的，因为这些经济成就都是建立在全体德国人民的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德国优秀文化横遭摧残的基础之上的。
或许更重要的还在于，迅速恢复的德国经济并非是实现民众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为启动疯狂的战争机器作准备的。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经济乃是名符其实的以军事工业为基础和支撑的战争经济。德国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汤玛斯少将当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没错，只不过把经济驶向战争的轨道并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识做出的决定。除非发动战争，否则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经济是绝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于民。
举个例子说，因为“要大炮不要黄油”，纳粹当局极力压缩粮食和副食品进口。1929年，德国进口粮食182.9万吨，动物油脂12.5万吨，乳酪6.4万吨，蛋16.8万吨。到1939年，德国进口粮食126.8万吨，动物油脂4.2万吨，乳酪3.2万吨，蛋10.2万吨。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1939年纳粹当局对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采用定量配给，并进一步压缩原有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定量。结果，德国居民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仅有343克，连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饥饿时的粮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把“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相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增长。
十三
综上所述，在GDP主义的主导下，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盲目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粗放型道路，因而至始至终都贯穿着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全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准在提高，另一方面在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方面人们的生活品质却反而下降了，甚至下降得很明显；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为温饱而发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未来却被严重透支了；一方面社会的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另一方面贫富的鸿沟也越来越深；一方面高增长取得了可供炫耀的收益，另一方面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却大得惊人 ——-尽管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上，在二战后新兴国家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都曾程度不同地出现和存在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不曾集中和恶化到像中国这样触目惊心的地步！
GDP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虽然拥有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桂冠，却失去了湛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未被污染的江河和农田；虽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城市，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却失去了不含瘦肉精的猪肉，不加三氯氰胺的牛奶，没有甲醛等有害物质的无毒大米和农药含量不超标的蔬菜水果；虽然拥有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和“令人惊艳”的“上海世博”，却失去了越来越多可供子孙后代开发利用的土地矿山河流和森林。
环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环境日甚一日被污染，资源日甚一日被透支，国民健康日甚一日被损害，贫富差距日甚一日被拉大，传统道德日甚一日被摧毁——凡此种种，无一不足以证明，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以毁灭生态环境，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剥夺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福利为惨重代价的“无发展的增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式的增长”！退一步讲，如果硬要将中国经济称为“奇迹”的话，那也不仅是高增长的奇迹，同时还是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高成本和高代价的奇迹。
“我看着满目创痍的繁华
感到痛彻心扉的惆怅
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
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
试想，这种光鲜耀眼却含毒带血的高增长对中华民族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奇迹”如果再延续下去，等待着中华民族的又将是什么？
十四
事实上，这样的“奇迹”不仅不该再延续下去，也无法再延续下去了！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大背景下，尽管一些御用学者宣称中国经济还可以再高速增长几十年，一些幼稚的外国媒体和学者甚至对“中国拯救世界”信以为真，把中国当成了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诺亚方舟，官方舆论更是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忽悠人的乐观主义情绪，但许多了解中国内情的经济学家都很清楚，支撑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昔日光环耀眼的GDP主义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多次委婉地表示“中国经济不乐观”。按照他的看法，原有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即通过技术提高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经下降，通过进出口弥补国内消费不足的趋势也已经发生改变，且其已经让当前的宏观经济进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注27）。以何清涟、袁剑、牛刀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拐点已经出现，一个大裂变、大衰退的新时代正不期而至。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形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逆转。过往20年里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全球市场的大幅扩容，使得“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有力地支撑了高出口和高投资的延续，成功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然而今非昔比，以全球经融危机为标志，战后开始的长达60多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如今正在落幕，国际市场由此将进入一个持续低迷的时期。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制造”的独特竞争优势已然失去了用武之地，更何况，近年因为来劳动力、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大幅上升，这种优势本身也已开始褪色。这一切都使得昔日的高出口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后中国持续低迷的出口资料便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如今正在显现。
从内部条件看，市场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已显着减弱。过去的30多年里，它曾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未来的日子里，它还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发挥作用，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作用将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的过度的扭曲的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空间甚至可能比别的发达国家更小”（注28）。
试想，既然曾经拉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这些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甚至迅速消失，这种高增长还可能再延续下去吗？
——
注1：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但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认为，“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引自郭宇宽《慎言中国经济奇迹——专访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载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网站）
注2：引自《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41页。
注3、注5：引自《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世界第一 65万》，载2007年7月11日网易。
注4、注6：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载《新纪元》162、163期。
注7：引自《中国慢性病致死占总死亡数85% 确诊患者超2.6亿》，载2012年7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注8：引自《污染严重畸婴激增四成》，载2007年10月31日香港《苹果日报》。
注9：2004年2月16日央视国际题为《中国经济自主增长遭遇“可持续发展能力低”挑战》的报导称：“我国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矿少，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准。我国人均耕地０．１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准的４２％。我国水资源总量为２８１００亿立方米，人均淡水资源量为２２５７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准的２７％。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我国是少林国家，现有森林面积１．５９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４％；人均森林面积仅为０．１２公顷，人均蓄积量８．９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准的２０％和１２．５％。我国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为１３０—１５０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３％左右，但国内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估计到２０１０年石油需求将超过３亿吨，２０２０年达到４亿吨。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
注10：引自《不转变模式中国未来发展将无路可走》，载2010年7月16日《经济参考报》。
注11：百度百科对“国民财富”的解释是：“一国（地区）一定时间内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料。包括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两部分。国民财产是历年劳动产品的积累，其在存在形态上又可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金融资产三部分。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产物，如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注12：引自《GDP：作用与局限》，载2010年第5期《求是》。文中说，“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品质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注13、注16：引自《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载2005年8月21日中国政协新闻网。
注14：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零和游戏又被称为游戏理论或零和博弈，源于博弈论。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博弈零和游戏的内容如下：两人对弈，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则若A获胜次数为N，B的失败次数必然也为N。若A失败的次数为M，则B获胜的次数必然为M。这样，A的总分为（N-M），B的总分为（M-N），显然（N-M）+（M-N）=0，这就是零和游戏的数学运算式。
注15：引自《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载2011年12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注17：据新华网2012年1月17日报导， 2011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4.2%。英国“每日电讯”在一篇题为”中国宿醉后的漫长痛 苦开始了”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是一个危险的数值，即使在亚洲4小龙经济崛起的时代，也没有见过这样强劲的投资增长。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史上，这都是从来没有见 过的数字。
注18：《银行坏账三万亿》，载2006年8月4日新浪网。
注19：本节系根据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六章整理编写。
注20：引自百度百科“绿色GDP”词条。
注21：引自《经济发展成本、经济主体行为与制度安排》，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注22：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中国城市失业率为9.4%，其中男性为8.7%，女性为 10.4%。中国社科院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是9.4%，已经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而台湾经济学家测算中国大陆失业率在30%以上，亚洲开发银行测算在34.3%。
注23：引自Acemoglu、Robinson合著的《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转引自2012年第七期《南风窗》第16页。
注24：引自《温家宝:中国经济依然存在四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载2007年3月16日人民网。
注25：引自《温家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得起人民”》，载2012年4月25日中国新闻网。
注26：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十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注27：《吴敬琏：与林毅夫有异见不稀奇 中国经济不乐观》，载2012年10月15日搜狐财经。
注28：袁剑《大拐点》第186页，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