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9日讯】（摘录自《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原文题目《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作者晏乐斌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1981年4月至6月和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中纪委、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先后两次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进行调查了解，作者是调查组的成员之一，下面是他们调查材料的部分内容。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广西“文革”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4月，围绕着“支韦（韦国清）”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1984年1月，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位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
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融安县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
凤山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
1968年7月31日南宁警备区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向对立派发起猛烈攻击，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4•22”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
“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对地主分子“铲草除根一扫光”，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
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
1968年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
广西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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