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9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九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与清官共同生活（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年）
我母亲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党小组，由她、“挺”夫人和一位原为宜宾地下党的女子组成。母亲和她俩相处甚好。组织生活会已不要“交待思想”，也不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了。一九五一年七月，她们投票赞成她转为正式共产党员。
她的新上司“挺”夫人长得不漂亮，但很苗条，有张性感的嘴、雀斑脸和生动活泼的眼睛。她还具有刻薄的巧辩能力，浑身洋溢着活力，是位个性很强的女人。我母亲立即对她很有好感。
“挺”夫人不像米女士，米女士一看我母亲就不顺眼，老是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挺”夫人则和我母亲趣味相投，她准我母亲做好喜爱的事，如看小说之类。她俩在同一间办公室，只要没别人在，两人就都偷着看书。那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只能看马列著作和报纸，违犯者一被发现，就是一顿批评。“挺”夫人还允许我母亲私下去电影院看电影，这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事。一九五三年以前，政府机关没有休息日，党员、干部们只能集体去看革命内容的苏联电影。而公共电影院仍由私人经营，上映一些美国电影，如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另一件使我母亲很开心的事是可以每隔一天洗一次澡而不再挨批了。
一天，我母亲和“挺”夫人到商场去买了两码波兰产的质地薄软的粉红色细花布。她已眼馋好久了，就是不敢买，怕人说她轻佻。到宜宾后不久，她上交了军服，仍穿她的列宁装，里面穿的是做工粗糙、没有腰身体形的土布本色衫衣。虽然没有规定必须穿这种衫衣，但是任何与众不同的人必招非议。我母亲和“挺”夫人兴高采烈地拿着这块布跑到张家大院，没多久，四件漂亮的衫衣做好了，每人两件。第二天，她们把它穿在列宁装里面。我母亲把粉红色领子翻到外面，一整天都感到极度地兴奋和紧张。“挺”夫人更大胆，她不仅把衬衫领子翻了出来，甚至掷起外套的袖子，两只圆润的胳膊上露出一圈美丽的花边。
我母亲对这种大胆行为又吃惊又佩服。正如所料，她们招来不少异样的眼光。但“挺”夫人昂然不睬，还对我母亲说：
“别理他们！”有她这位上司顶着，我母亲也就放心了，她可以不必担心别人用语言或眼神来批评她了。
“挺”夫人胆敢无视众议的一个原因是她有位掌权并乐意为夫人用权的丈夫。“挺”先生高鼻粱、尖下巴、背有点驼，与我父亲年龄相仿。他是宜宾地区共产党组织部部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因为该部门管干部的升降和所有党员的档案。像我父亲一样，“挺”先生也是负责整个宜宾地区的四个领导人之一。
我母亲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同事差不多都和她同龄，她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比她过去一块工作过的那些年龄大、觉得唯有自己才是革命者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妇女来说，这些年轻人爱说爱笑，不那么死板，她们喜欢跳舞、野餐，谈论政治，也谈论文学艺术。
担任要职意味着我母亲受到尊重，大家认识到她能干又充满干劲，就更加敬重她。她恢复了自信心，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我父亲的支持，怨气也就没有了。此外，她已习惯了不再指望他总把自己摆到首位，失望也就少了。
因为我母亲地位提升了，也够格接姥姥来同住。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姥姥和夏医生经过一段艰难旅程后到了宣宾。这时交通已恢复正常，他们一路上乘火车和轮船过来。到宜宾后，因为他们是干部家属，由国家付费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在地区专署招待所内的一个小院子里，有三个房间、一间厨房。外带厕所。政府免费供应米、油盐和柴火，以及少量零用钱，由招待所所长按时送上门。我姐姐和她的奶妈搬来了。我母亲短暂的空闲时间几乎全花在这里，享受姥姥烧的可口饭菜。
我母亲很高兴能把姥姥和夏瑞堂接来，她很爱他们，也对他们现在远离战火放了心。一九五零年下半年，美国军队曾一度打到鸭绿江边，美国飞机还轰炸扫射了东北一些城镇。
我母亲首先想知道的是汲上校的下落。如晴天劈雳，姥姥说他已被押解到锦州城西门外河湾处决了。姥姥还说是她埋了汲上校。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也有现实的一面：尸体不埋好，就会被野狗撕碎，被乌鸦叼走。表示对被处死者的一种处罚是暴尸三天示众，然后才埋掉。现在，共产党发出告示，家属立即埋掉被处死的亲人。如果没人认尸掩埋，后事将由政府雇人去做。
我姥姥去了枪决现场，汲上校的尸体和别的十五具尸体在地上倒成一排，被子弹打得尽是窟隆，他们的血把雪地染成暗红色。汲家没有一个人留在锦州，所以我姥姥拿了一块红色大绸包裹他的尸体，雇了一个职业殡仪队为他办了个体面的葬礼。我母亲问姥姥有没有见到其他认识的人，我姥姥说碰到一个人在那里为丈夫和兄弟收尸。他们曾是国民党地区首脑。
出乎我母亲意料之外，我姥姥收尸这件事被她的弟媳妇玉林的妻子揭发了。这个女人一向觉得我姥姥高她一等而心里不快。我姥姥是夏家的女主人、管家，而她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重活。由于共产党的宣传，她恍然大悟到，原来这么多年，她一直是在受“剥削和压迫”。我姥姥为上校收尸提供给她一个很好的出气机会，玉林妻子告姥姥同情罪犯。邻居们集合起来开了一个批判会“帮助”我姥姥认识“错误”。我姥姥不得不参加，她明智地决定不为自己辩解，很温顺地接受批评，但内心却十分气这个弟媳妇，也气共产党。
这个事件也加深了我姥姥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发了顿脾气，说她同情国民党。但是很明显，他还有另一层嫉妒的心理。我姥姥和我父亲总是话不投机，但对汲上校另眼看待，认为他才是理想的女婿。
我母亲夹在她母亲与丈夫之间，实在很难做人，同时，内心又充满矛盾。一方面，她对汲上校之死感到极度悲伤；另一方面，她又忠于共产党。汲上校的死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扫除一切曾经掌有大权或有号召力的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人，这是因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而引起的。当时美国军队迅速推进到东北边界，毛泽东担心美国人会进攻中国，或帮助蒋介石的军队反攻大陆，或是两者兼有。他派了一百万军队开赴朝鲜对付美国人。
尽管蒋介石的军队从没离开过台湾，但美国人确实组织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以缅甸为基地向中国西南部进攻。偷袭沿每地区的活动很频繁，特务登陆、破坏活动也增多了。许多内地省分先后发生了暴动。共产党担心国民党的支持者在此气候下会试图推翻他们尚未巩固的政权。如果蒋介石发动反攻，这些人就会以第五纵队充作内应。共产党想向民众表示他们将牢牢掌握政权，保持中国安定，他们知道中国人最渴望的就是安定。在镇反杀人问题上，共产党内部存在若干分歧，但中央决定绝不手软。一份官方文件说道：如果我们不杀掉他们，他们就会回来杀了我们。
我母亲虽然承认这个理论有道理，但心里仍有个疙瘩。不过她不想与我父亲谈。事实上，现在她很难看得见他，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各地农村，排解各类问题，即便是回到城市，两人也少有呆在一起。当时共产党的干部一个星期工作七天，从早晨八点到夜里十一点，彼此几乎没有时间说话，女儿也不住在一起，大家在食堂里吃饭，没有什么家庭生活可言。
土改一结束，父亲又下乡负责修建该地区的第一条公路。以前，连接宜宾与外界的交通全靠江河。新政府决定修建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省。他们仅用了一年时间，在没有任何筑路机器的情况下，建成一条八十多哩长的公路，穿山越岭，跨过河流。筑路大军是由农民组成，以干活来换粮。
在筑路期间，农民曾挖到一副巨大的恐龙骨，稍微受损了。我父亲因此作了自我检讨，保证日后要小心挖掘。骨架完整出土后，就用船运到北京博物馆去了。他还派士兵去保护一些公元二百年的墓穴，以免农民们拿走墓砖去修建家里的猪圈。
一天，两个农民被坍方的石块砸死了，父亲沿着羊肠小径步行一整夜来到出事地点。当地农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这样的大官，都很感动，觉得他真正关心老百姓。过去他们所见的大都是只想中饱私囊的官吏。
父亲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共产党干部要求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了解他们的需要。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母亲也与工人“三同”。她住进了工厂，做演说，听意见，解决问题，鼓动工人支持新政府。她向青年工人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鼓动他们申请加人共青团和共产党。
城外有家工厂生产绝缘瓷管。工人住在低矮潮湿的窝棚里，二十名女工睡在一张木板搭成的通铺上，上面只铺张竹席。饭吃不饱，每月仅能吃到两次肉。女工们站在冷水里不停地洗瓷瓶，一站就是八小时。缺乏营养、劳动条件恶劣使传染（特别是肺结核病）大肆横行，饭碗和筷子又不认真清洗消毒，加上“碗筷不分家”，更使疾病流行。
三月时，我母亲开始咳嗽，并咳出了血。她明白自己得了肺结核，但她仍然坚持要工作，她因没有人对她的生活琐事横加干涉而感到轻快。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她所做的事。为自己的工作成果而欣喜。由于她的努力，工厂的状况日渐改善，青年工人们信任她。许多人在她鼓励下宣誓忠于共产主义，她感到革命需要她的奉献和自我牺牲。她每星期工作七天，连续几个月不休息，结果肺上出现了四个空洞，而在夏季她又怀了我。
十一月下旬一天，她昏倒在工作地上，刚好被送到一家由外国教会建立的医院。这里仍有一个欧洲牧师和几个修女，身穿宗教服装。我母亲由中国天主教徒照顾。“挺”夫人鼓励我姥姥送东西给她吃，而她的食量也十分惊人，有时一天可以吃掉一整只鸡，十个鸡蛋，外加一磅肉，蔬莱、水果、米饭还没算在内。结果我在她肚子里长得很大，她的体重增加了三十磅。
医院里有少量医治肺结核的美国进口药物，“挺”夫人出面把全部的药都拿来给我母亲，我父亲得知后要求至少送一半回去。但“挺”夫人厉声反驳：“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所有的还不够治一个人！如果你不信，去问医生好了。而且，你妻子在我手下工作，你管不着！”我母亲非常感谢“挺”夫人能顶住我父亲。我父亲不再坚持了，他本来也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妻子的健康对他非同小可，但他内心又很不安：别的病人怎么办呢？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要比他们更重要呢？这实在和他的原则相冲突，所以不要他作决定也好。
由于我的个头大，母亲肺上的空洞受挤压而开始复合。医生告诉她这得益于胎儿，但母亲认为应归功于美国药，而她能够享用此药还得感谢“挺”夫人。母亲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直到一九五二年二月才出院。这时，她怀孕八个多月了，突然要她出院，说是为了她的“安全”。一位官员告诉她，北京有个外国教士的住处发现了枪支，所有的外国神父和修女都受到怀疑。
我母亲不想离开，医院屋里屋外十分清洁，有个优雅的花园，盛开着美丽的百合花，护理又尽职精心。当时在中国难得有这样安静、舒适的场所。但是她只能服从，搬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曾是国民党军医，随部队投降了共产党。他担心我出世时，我母亲腹腔内的急剧变化会使她肺的空洞重新张开，发生大出血，如果我母亲有个三长两短，他自身的背景和我父亲的高位可能带给他灾难。
我快出世前，这位院长建议我父亲，把我母亲转到附近沪州市的一家医院，它的设备较好，有专门产科医生。但是我父亲拒绝了，他说他的妻子应该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应享受特殊照顾。我母亲得知后伤心的想：他怎么总是不管我的死活呢？
我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院长从另一家医院请来医生，由本院几位医生助阵，并搬来氧气瓶和输血设备。“挺”夫人也来了。按中国传统，男人不能看接生，但是院长要求我父亲等在接生室外面——万一出差错，他可以知道不是院长的责任。接生过程非常困难，我的头出来后，宽肩膀被卡住了，而且我太胖了。护士们又推又拉，好不容易我出来了，身上被挤压得青一块紫一声，处于半窒息状态。医生们先把我放在热水中，然后又放在冷水里，再抓着我的脚，头看下举起来，啪啪啪直打我的背。终于，我哭了，声音也特别大。大家笑了，全部松了口气。我体重达十磅多，我母亲的肺安然无恙。
一位女医生把我抱给父亲看，他的第一句话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是个鼓眼儿！”我母亲听了觉得很刺耳，俊英娘娘说：“什么鼓眼儿，是漂亮的大眼睛！”
在中国，身体以及外界一有变化，就得吃某种特定食物。刚生完孩子的女人要吃红糖、糟蛋。像所有医院一样，这家医院有厨房，病人和家属能自己烧饭。我姥姥已在医院做好了这种食物，专等我母亲出产房。
当夏瑞堂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时，他笑着说：“生了一个二鸿！”我于是得名“二鸿”，意思是第二只鸿雁。给我取名算是夏瑞堂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出世后四天，他就去世了，那年他八十二岁。那天他正在床边喝一杯牛奶，我姥姥出去了几分钟，回来取杯子时，发现杯子掉到地板上，牛奶四溅，他已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间。
在中国，葬礼是件极要紧的事，很多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办得风风光光，我姥姥很爱夏瑞堂，要为他办一个隆重的丧礼。她首先要一副好棺材；其次要棺材由专人抬，不用大车拉；第三，要有和尚念经和吹鼓手吹吹打打“送行”。我父亲同意第一、第二项，但不同意第三项，共产党认为这类排场是搞“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按传统规矩，只有极卑贱的人才会被悄悄地埋掉，要表示对死者尊敬就得热热闹闹大吹大擂。
对我姥姥来说，这非同小可。她与父亲大吵起来，争吵中，她当姨太太时留下的休克病发作了，一头倒下，在这一生最悲痛的时刻，她还得独自一人承担，她没有告诉我母亲夏瑞堂的死，害怕影响她的健康。葬礼后她完全垮了，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
夏瑞堂葬在宣宾城边一座小山顶上的墓地里，俯视长江，墓前松柏香樟成荫。她在宜宾时间虽短，但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热爱和尊敬。死后，他曾住过的招待所所长代我姥姥安排葬礼细节，并带领他的职员参加了无声的送葬队伍。
夏瑞堂的晚年很幸福。他深爱宜宾，很欣赏与东北中央军委截然不同的亚热带奇花异草。他和姥姥受到很好的照顾，有免费的房屋住，还有花园，丰盛的食物送到家里。在一个没有福利保险的社会中，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晚年有靠。
夏瑞堂和每一个人，都相处甚好。他尊敬我父亲，说他有才学，又是个有道德有原则的人，过去见许多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官。俗话说：“无官不贪”，我父亲不但不滥用职权，甚至不照顾自己家庭的利益。
这两个男人可以一聊就聊几个小时，他们的道德价值观相似。我父亲的表达方式是意识形态的语言，而夏瑞堂的则是人道主义。有一次，夏瑞堂对我父亲说：“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就是杀人太多，杀了不应该杀的人。”我父亲问：“哪些人？”“比方说那些‘在理会’的师父、师爷。”夏瑞堂指的是他所属的那个宗教帮会组织，会首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了。新政府镇压了所有的帮会，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组织分享老百姓的忠心。夏瑞堂说：“他们并不是坏人，你们不应该杀了他们。”接着是一段沉默。我父亲显然觉得自己应为共产党辩护，他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夏瑞堂能看出我父亲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但又感到不得不替共产党辩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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