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8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八 “衣锦还乡”
归故里 遭逢土匪（一九五零-一九五一年）
(接上期)
与此同时，在锦州的姥姥挂念着我母亲的安危，一收到女儿到达宜宾的信，就决定到四川去看她。一九五零年三月，她独自出发，跨过大半个中国，就算是她的“长征”吧！
她对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无所知，想象中的四川不仅山高水远。而且人烟稀步，缺乏日常生活用品。她第一个直觉是为我母亲带上大量的食物，但拿来拿去又发觉拿不了。国家仍处在动乱当中，一路上战况时会发生，她不光得自己拿行李，还得要步行很长的路程，这些对她的小脚是太难了。最后，她只带了一个小包裹。
我姥姥的小脚自嫁给夏医生后就放了，因为满人的习俗是不裹脚。放开裹脚布的过程几乎和裹脚一样痛苦，折断的骨头再也不能长全，脚也不能恢复自然的形状，依然卷缩成一团。我姥姥为了使她的脚看上去和天足差不多，就在鞋里塞了许多棉花。
出发前，林肖侠——那位要我姥姥参加我父母婚礼的领导，给她开了一张路条，证明她是“革命者”的母亲，这样沿途的共产党就会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她沿着和我父母大致相同的路线从东北到西南行程几千里，有时乘闷罐火车，有时乘无篷卡车，没有交通工具时就步行。有次她跟一些别的共产党妻儿们一起搭无篷卡车行进。半路，孩子们要撒尿，卡车就在路边停了下来，忽然四周响起枪声，子弹打到卡车箱板上，顿时，孩子哭声混和着枪声乱成一片。我姥姥贴着车箱趴着，子弹在她头上呼啸而过、护送的共产党士兵用机关枪还击，打退了偷袭者，这是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也采取“游击战术”，一哄而起，打了就跑。我姥姥没受伤，但有几个小孩和一些战士被打死了。
到达华中重镇武汉时，差不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由于沿长江而上的水路不安全，她不得不在武汉等了一个月，直到局势稍为稳定才又上路。即使这样，她乘的船也多次遭到岸上火力的袭击。甲板两侧用沙袋筑成的四尺高的工事。整条船看上去像一座漂浮的碉堡。遭袭击时，船就全速前进，尽快离开枪击区，警卫则从掩体后还击。我姥姥和其他女人小孩都躲在底舱，一动不动，直到射击声停止。
过了宜昌后，她换上一条较小的轮船过长江三峡。到了五月，接近宜宾时，又乘上了一条盖有棕榈树叶棚枪的木船。两岸青山翠竹，倒影在清澈见底的江水中，风里带着柚子花香。姥姥开始见识到了“天府之国”。
这条木船由十二个人划浆。他们高声唱着川江号子，内容随心所欲。有经过的山水村庄的传说，竹林精灵的神话，也有自己的触景生情。我姥姥最觉好笑的是他们对一个女乘客挤眉弄眼地唱情歌，所唱的是四川方言，姥姥完全听不懂，但却能透过乘客们发出的阵阵高兴又窘迫的笑声，明白歌词的俏皮。姥姥听说过一些四川人的“吊膀子”，像川菜那样其味无穷。她觉得挺开心，当然，她并不知道我母亲已有好几次从鬼门关里被拉回来，母亲也从没在信上提过流产的事。
姥姥到宜宾时已是五月中旬，一路走了两个多月，母亲正整天恶心呕吐，情绪低落，再见到她母亲当然喜出望外。父亲可不怎么高兴，他好不容易摆脱了岳母而第一次和妻子单独相处，现在岳母却又远从千里之外自天而降。他很清楚，母女关系的亲密不是他这个作丈夫所能比的。
母亲此时对父亲有一肚子的怨气。随着土匪威胁日增，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又恢复了。他们都一天到晚在外奔走，很少在一起过夜。父亲总是在乡下，收集农民的意见，调查农村情况，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保障粮食供应。就是在宜宾，他也常通宵在办公室工作。我父母越来越少碰面，无从沟通，姥姥的到来又添了新的波折。
姥姥被安置在我父母居住的县委大院里的一间屋子暂住。那时，共产党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由政府供给他们住房、食物、衣服和日用品，外加少量零花钱，就像军队一样。大家在食堂吃饭，饭菜很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不准在家开伙，即便自己有钱也不行。
姥姥来后，把一些珠宝卖给国家银行，得到钱就到市场上去买肉类、蔬菜，为我母亲补身体，传统认为孕妇要有足够的营养。不料很快召来了一大堆批评意见，米女士的意见最多。她说我母亲是“资产阶级特殊化”。浪费了宝贵的燃料，当时柴火供应极匮乏，得像征粮一样到农村去收购，我母亲被说成是“娇小姐，离不开娘，不像个党员，不像国家干部。”我父亲在党组织会议上做出检讨，并要我姥姥停止在家做饭。我母亲动了气，“你难道不能容忍我只特殊这一次吗？我又不是自己贪嘴，我是为了孩子，我怀的这个孩子是我的，也是你的！”最后我父亲让了步：姥姥可以一星期烧两次饭，但不能超过。我父亲补充说：“这样做已是不对了。”我姥姥的到来还触犯了更重要的规定。在“供给制”下，共产党政府努力控制供给人员数量。按规定，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权接父母同住。父亲级别够了，但他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让自己的母亲继续由俊英娘娘赡养。母亲昵，却不够级别。我母亲说她母亲不需要政府供养。她自己有珠宝可维持生活，同时，张家妇女也邀请我姥姥搬去同住。米女士的答复不容商量：按规定探亲者只能住一个月，期满后我姥姥必须回东北。我父亲也同意了。
母亲拚命想说服父亲，可是他说制度就是制度，他没有权力也不能够改变它。旧中国糟就糟在有权的人凌驾于法规之上，而共产党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当官的跟老百姓一样服从规定。他还说：“腐败从小事开始，缺口一开，慢慢地，我们的革命就完了。”母亲伤心地恳求道，她害怕再一次流产，能不能让她母亲呆到孩子出世以后再走？但我父亲仍不同意，我母亲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服他了，她愤愤地想：“他对我没有感情，完全不考虑我和孩子的死活，他不爱我。”姥姥不得不走。她冒着生命危险，跨过大半个中国，走了两个多月，只在我母亲身边呆了一个多月。她怕我母亲流产，也不相信宜宾的医院和医生。临行前，她去看俊英娘娘，郑重地跪在地上给她磕了个头，说把女儿托付给她了。俊英娘娘也很悲伤，希望姥姥能呆到孩子出世再走。她竭力劝说我父亲，但他不为所动。
我母亲怀着沉重的心情，流着泪，送我姥姥到码头。姥姥登上一条小船，又开始了她的漫长而危险的归程。我母亲站在江边向雾气蒙蒙中渐渐远去的小船挥手，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了。
这是一九五零年七月，我母亲一年的共产党员预备期满了。她所属的党小组开始讨论她的转正问题。党小组有三个人：我母亲、我父亲的警卫员和我母亲的的上司米女士。宜宾当时党员很少，米与警卫是正式党员，都不同意我母亲转正。对这两个来说，我母亲的表现样样都是“资产阶级”。他们说她不情愿参加工作队下乡征粮，我母亲说她去了。可是他们说：“但心里是不情愿的呀？”硬要她交代“怕死不敢去”的思想，他们指责她享受特殊饮食，让她母亲专门在家为她烧饭，又爱生病，“从来没见过这么娇气的孕妇！”米女士还批评她让我姥姥给婴儿做衣服，说：“哪听说刚生的孩子就穿新衣服？！哪家工人、农民的孩子不是几岁了还光着屁股到处跑？！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浪费作风！为什么你就不能像我们在战争年代那样拿两件旧衣服给孩子裹一裹就算了？！”就连我母亲对我姥姥离开感到伤心也变成了“娇小姐，离不开娘”、“家庭观念重”的严重错误。
造年夏天，是多年来最热的一次，天气非常潮湿、闷热，温度高达三十七摄氏度以上。我母亲每天洗澡，米女士对此大指责。北方的农民，由于缺水很少洗澡。在游击队里，虱子被称为：“革命虫”，男、女游击队员相互比赛谁的“革命虫”多，爱干净是属于资产阶级。当阴冷的秋天到来时，我父亲的警卫又多了一条意见，说我母亲表现得”像国民党官太太“，因为她用了我父亲洗脸剩下的热水。那时，为了节省柴火，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权用热水。我父亲够级别，但我母亲够不上。我父亲家里的妇女都曾多次告诫我母亲，临产前不要用冷水洗澡。以免留下后遗症。在警卫批评后，我父亲就再不允许我母亲用他的热水了。我母亲心里直冒火，为什么丈夫不站在她这一边反对这无休无止、莫名其妙的纠缠小事？
管生活细节是“思想改造”的内容，共产党不仅要大家守纪律。而且所有的思想，无论大小都要统一。每个参加了革命的人每周都有至少一次生活会来检查思想。一边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一边接受别人的批评。有些自以为是或心胸狭窄的人，把会议变成发泄私怨的场所。农民出身的人振振有词地在会上批评出身有钱的人。共产党革命是以农民为基础，因而受过教育者往往因自己出身富有而内疚，认为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开会是共产党管理人民的手段。众多的会议留给人们很少自由的时间。会议上追究琐事、干预私生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理由是每个人都得洗涤灵魂的一切细微角落。我母亲的党小组开会批评她，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要她做没完没了的“想想检查”。
我母亲得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切。对她来说，当不当共产党员比生命还重要，如果党拒绝了她，她的生命就失去意义了，就像一名狂热的教徒被革出教会。共产党从来不隐瞒“思想改造”是个痛苦过程。这样的过程革命者都得经历。我父亲在参加革命时已经历过，现在还在继续不断接受批评。我父亲根据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母亲，她的痛苦是正常的。
最后，党小组的两人摊了牌：反对她转成正式党员。我母亲陷入极度绝望之中。她把自己献给革命，无法接受革命不要她了。使她特别愤怒的是：她尽是被一些琐碎的、文不对题的理由排斥在党外。这两个人的思想方式似乎与她想象中的共产党理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也就是说她被落后分子排斥在先进组织之外。然而，革命却告诉她，是她错了。在她内心深处还有别一点隐约的恐惧：如果真被拒绝转为正式常员就将在别人的歧视下过一辈子。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母亲脑海里翻来覆去，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和她作对，她绝望地看待人生，大部分时间一人独处，黯然泪下。她既不能也不敢公开抱怨，这会被看作是对革命失去信心。她不能责备党，又找不出党错在哪里。于是她迁怒我父亲：让她怀了孕，又在她万难时不帮助她，连句安慰话也听不到。多少次她徘徊码头，凝视江水，想到自杀，借此惩罚我父亲，想象他在发现自己自杀后会有多悲伤。
党小组的意见必须经党支部同意并报上级批准。支部委员由三个思想十分开通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认为党小组对待我母亲不公正，但根椐共产党制度，他们很难推翻党小组驿待我母亲不公正，但根据共产党制度，他们很难推翻党小组的意见，所以他们迟迟不决地拖时间。这很容易办到，因为三人都在乡下征粮，很难聚到一块开会。
这一段时间宜宾城形势危急。一部分共产党驻军被调往外地，一部分参加武装征粮队分散在四乡，城内兵力空虚。反共武装部队因逃往台湾、印度半岛、缅甸的路被切断而感到绝望，只得背水一战，包围了宜宾城，结果战斗激烈，险些失守。我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从乡下带部队赶回来。
战斗紧贴城墙展开。冲在前面的是大刀队，说是喝了“圣水”，能刀枪不入。国民党士兵端着枪跑在后面。共产党部队的指挥官命令士后瞄准后面的国民党兵，放过前面的大刀队农民，希望把这些农民吓跑。
尽管我母亲怀孕七个月了，她仍和其他女人一道为城墙上的士兵送水送饭，救护伤员。此刻，她在日本人学校受过的救护训练派上了用场，她又很勇敢。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攻城者最后退走了。不久，宜宾地区的暴乱被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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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土地改革展开了。共产党在那年夏天通过了一条新的土地改革法案，这是他们改造中国的关键步骤，叫作“土地还家 ”。他们重新分配所有的耕地、家畜和记主产，使每个农民拥有数量大致相同的土地，也允许地主保留和其他农民相等的田地。我父亲是宜宾地区土改主要领导人之一，我母亲因快生产了而未参加。
宜宾原是一个富庶地区，当地有句俗话：“种一（年）吃三（年）。”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后来抗战八年打日本，老百姓要缴纳重税。蒋介石把他的战时首都迁到四川后，更来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投机商人。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把四川当作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在共产党到来前，又课征了一大笔税。再加上贪心的地主，这个富庶地区变得惊人的贫穷。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有上顿没下顿，遇上灾年，得靠吃野菜和红薯叶为生，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贫困是使我父亲早年被共产主义吸引的原因，现在，共产党又据此提出土改。
宜宾的土改大致是和平的。部分原因是比较凶狠的地主都参加了武装暴动。在战斗中被打死或后来被抓去处决了。但有的村子也发生了暴力事件，一次，一个共产党土改队员强奸了一个地主家庭的几个女人，然后割去她们的乳房，说是“坐地麻圈”，我父亲下令将此人枪毙。
再早，一伙土匪抓住一个大学毕业生征粮队员。土匪首领下令把他劈成两半。后来，在土改时期，这个土匪头子被抓住，被害者的朋友是共产党土改队队长，把他活活打死。然后挖出心脏吃了，以示报仇。我父亲下令撤了这人的队长职务，开除党籍，但没有枪毙他，理由是他不是对无辜者施暴，而是对一个凶残的杀人犯。
土改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大部分地主蒙受的损失是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和房产。那些“开明地主”——没有参加武装暴动或私下帮助过共产党的人——则受到礼遇。我父母的一些朋友就是来自当地的地主家庭，我父亲曾应邀到他们的深宅大院作客。当然，这些宅院不久就被农民均分了，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他们。
当父亲完全投入工作时，母亲于十一月八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父亲当时不在城里，但他已替姐姐取名为肖（昵称小）鸿，意思是要她像我母亲（德鸿）。姐姐出生七天后，俊英娘娘雇了一个滑杆把母亲从医院抬到张家大院。我父亲得知后批评我母亲：一个共产党员不该坐滑杆让别人抬。我母亲解释说，这是有传统根椐的，产妇不该下床走路。我父亲反问她：“农村妇女生产后，怎么就能下地干活了呢？”
我母亲心里是说不出的郁闷。她转为正式党员问题迟迟未决，姥姥来了又走。她没法跟我父亲吵，又没法对党发火，就把气发到婴儿身上。出院后的第四天，我姐整夜啼夜不止。我母亲心焦透了，打了她。住在隔壁房间的俊英娘娘跑了过来说：“你太累了，把孩子交给我吧！”从此以后，娘娘就照看我姐姐了。几星期后，我母亲回去工作，姐姐仍由俊英娘娘抚养。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母亲都觉得我姐姐是个“包袱”。别的孩子咿呀学语的第一句话是“妈妈”，可是地不准小鸿喊她“妈”。当我姐姐会走路时，一发现母亲来看她，就会马上躲起来。直到今天，我母亲仍带着内疚和悔恨记起她当年是如何对待我姐姐的。
俊英娘娘为我姐姐请了个奶妈。“供给制”规定政府为干部家庭的每个婴儿付奶妈费用。奶妈被当作国家公职人员对待，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她们不是仆人，甚至不洗尿布。当时请奶蚂对政府还不是沉重负担，因为那些获准结婚的都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孩子很少。
我姐姐的奶妈年近二十岁，她自己的孩子在产后死亡，奶水很多。她丈夫在宜宾城内教书，她本来住在乡下照顾公婆。丈夫家是地主，土改被分了土地，需自食其力，她又种不好地，就搬到这里和丈夫同住。通过朋友介绍，她结识了俊英娘娘，现在与她丈夫一起住进张家大院。
母亲生了孩子，有三十天产假。她在张家大院里和慈祥的婆婆、温和体贴的俊英娘娘一起度过一段愉快时光，心情渐渐恢复平静。满月后，她有了新工作：到宜宾市共青团任职，这是宜宾地区重新划区的结果，宜宾是个专区，有七千五百平方里面积，人口超过二百万，分九县一市（宜宾市）。我父亲被任命为专区四人领导委员会委员，兼专区宣传部部长。
这次重新划区也使我母亲的上司换了一位新人，她是宜宾宣传部部长，管共青团。在共产党中国，尽管有规章制度，但所属的直接领导的秉性比起西方来远为重要，直接上司的态度就代表党，所以好领导会使一个人的生活发生根本变化。
我母亲的新领导叫张西挺。她和丈夫都是一九五零年进驻西藏的共产党军队军官。四川是入藏的必经之地，汉人普遍不愿进西藏工作，觉得那是片蛮荒之地。他夫妇俩找了个借口，退伍来宜宾工作。她的丈夫姓刘，自取名为“结挺”。表示他极爱妻子，这对夫妇后来以“二挺”闻名。
到了春天，我母亲被提拔宜宾市共青团团委书记。这是个重要职务，而她当时还不满二十岁。我母亲恢复了往日的活跃和平静心态，就是在这种气氛里，她怀了我，这是一九五一年六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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