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7日讯】古人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在折磨和屠杀自己的敌人时，不但毫无恻隐之心，甚至还充满了某种愉悦和荣耀。除了灭绝人性的杀人机器和施虐狂，还有谁会这样呢？！
——题记
在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大片《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在克拉夫特大屠杀的晚上，纳粹四处搜捕犹太人，为了找到躲藏在楼梯下和夹层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副武装的军人居然用上了听诊器。最后，他们在钢琴里面、床板下面、楼板夹层中找到了躲过白天大屠杀的残存者。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批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就在这时，楼房中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响起了一名纳粹军官弹奏的钢琴声，乐曲流畅，旋律欢快、激扬。
两名纳粹士兵听到琴声，不由站在门口谈论起来：“这是巴赫？”“不，这是莫札特。”大屠杀的夜晚，到处响着凌乱的枪声和被屠杀者凄厉的惨叫，这首钢琴曲一直伴随至这杀人现场切换成黑暗小镇全景的结尾。
这是极其令人震撼的一笔！斯皮尔伯格用艺术的手法细腻逼真地描绘出了纳粹军人在杀人时那种极为坦然的心态。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他们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内心非常平静。在他们眼中，被自己枪杀的似乎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可以随意杀戮的动物。他们把血腥的暴力，当作日常的工作、普通的任务来完成，甚至可以用优雅的音乐来愉悦杀人的趣味，或者来冲淡一下杀人的烦闷。
一般人恐怕难以相信，当年的纳粹集中营中居然还曾有过由囚犯组成的交响乐队、弦乐四重奏、合唱团，而且经常举办钢琴音乐晚会。据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披露，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1907-1945）经常听“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交响乐队”的演奏，当演奏到舒曼的《梦幻曲》时，他竟然动情地落泪，哭了！
可就是这个为纯洁、美好和至善的《梦幻曲》落泪的党卫军军官，恰恰是一个杀人魔王，许多纳粹集中营中都留下过他罪恶的足迹。克拉麦的主要任务是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他说：“门一关上，她们（指裸体女囚犯）就开始尖叫。我通过管子把一些盐放进去，然后从一个小孔去窥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女人只挣扎了一分钟便倒在地上。”英国人审问他在窥视时的心境，克拉麦回答：“我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受的训练就是干这行的。”
如此坦然和平静，令人吃惊！
共产党跟纳粹一样，也是一伙人面兽心、令人发指的恶魔。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邪党恶人的酷刑折磨。这些施暴的恶人不但毫无恻隐之心，有些人甚至一边施暴一边开心大笑，以此为乐。前不久海外网路刊发的《施暴者的叫声、哭声、笑声与歌声》一文，为我们再现了这罕见的一幕。
文章说：“河北平山县大法弟子李寿我，是一个小学老师，今年都七十五岁了。2001年10月10日，在洗脑班内，李寿我被毒打了整整一天，全身都成了黑色。10月11日，他们把李寿我铐在院中一棵树上。‘610’头目张新刚说：‘今天用火攻。’于是恶人们人手一个打火机，一个人烧手，一个人烧眉毛、胡子，再一个人烧头发，另外两个人用烟头烫。他们一边施暴一边叫嚷：‘你××的真便宜，不用掏钱叫××给你刮脸，叫××给你理发，叫××给你洗手……’同时又发出阵阵狂笑：‘哈哈哈……真好玩……’而此时的李寿我，其周身的神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全身不停地激烈抽搐着。
现年四十四岁的迁安市中医院优秀护士梁秀兰，于2008年5月被恶警绑架。恶警浦永来把她两手一边一只铐在两把椅子上，浦永来和另一恶警每人拿一根电棍，还有一个恶警按着她不让她动，两恶人便不分地方地电击她。梁秀兰疼得头撞在地上，当时头上就起了比拳头还大的包，眼睛看不见了。梁秀兰的手腕被手铐勒进肉里，鲜血直流，手腕马上肿了。第二天下午，恶警哈福龙又带两个人，把梁秀兰带到施刑地方继续折磨，一恶徒拿电棍猛电梁秀兰的下身，还电她的阴部、脚心等处；另一恶徒电她的脖子、乳房等处。梁秀兰被折磨的遍体鳞伤，恶警哈福龙则魔鬼般地哈哈大笑。”
一位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在《我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的遭遇和见闻》中也描述了同样的场景：
“郑杰指着大法弟子朴英淑说：你们看她脸像不像个大熊猫。一帮刑事犯和狱警哈哈大笑，我看见那大法弟子两眼被打的充血，眼睑黢黑，白眼仁成血片状，整个脸变形了。”
“刑事犯王凤翠在狱警授意下推我跑，我不动，狱警就叫两个刑事犯拽着我跑，然后用镣铐把我吊在铁栏杆上。防暴队一个叫王兵的男警冲上来拿电棍朝我脸上身上，甚至乳房乱杵，拼命地扇我耳光，鼻子、嘴角的血都淌成线了也不停。我依然不同意跑，王凤翠就两手攥住铁栏杆，面对我用膝盖往下身猛顶，踢了一阵，浑身没力气了，气喘吁吁地说，让她徒弟黄鹤来教训我。黄鹤拿着一根尺长铁条，上来就往我下身、阴部乱捅，听我发出凄惨的叫声，狱警和胁从的刑事犯笑得直哈腰。张大队（张春华）说你不腰疼吗，让黄鹤好好给你治治腰。”
“虽然我的肋骨断了，狱警的迫害依然不歇气，指挥王凤翠加重迫害。看我翻身都困难，加上手被铐着，王就把我的脚绑上，然后坐在我腿上，开始用竹条抽打我脚面，只需两、三分钟，脚面就会象馒头一样眼看着就鼓起来了。再两手拿着机器针轮番快速往脚面上扎，一会儿馒头一样的脚面就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点往出渗血，痛痒的如百蚁钻心。就这样白天黑夜地变换方式折磨。最厉害的是还不让睡觉，一次最厉害有十一天不让睡觉，有四、五个同修连困带刑罚开始说胡话，犯人说这有个名字叫鬼门关，打骂不停，笑声不断。监舍里阴森森的。每天都能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阵狱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哈哈大笑声，把大法弟子打的越痛苦，他们笑的越开心。”
“二零零四年正月开始，他们搞接见，一下楼狱警就指挥一帮犯人扑上来大打出手，搞各种花样折磨。一些无畏的同修就高声大喊，我们大家知道后，他们再上楼搞接见我们就抱成一团，狱警就带领大批警犯混合的一帮人把我们强制分开，有的拽走就扔进小号，把棉衣棉裤扒光。小号阴暗潮湿，里面呆久了，慢慢就会变的不知道是在那里了，没有时间，没有食物。大法弟子于玉不会走了，张淑哲脑袋直晃。小号外面的就被搞大背吊，四、五十人吊上，到晚上能坚持下来的就两个，狱警在走廊上谁过来看看都会哈哈大笑。”
充满了魔性的笑声，让人不寒而栗。
文字的力量是有限的，千言万语又怎能表达出法轮功学员在恶人们的这种狂笑中所承受的全部痛楚？！不要说他们是一群一心向善的好人，遭到如此虐待绝对不应该，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用这样的酷刑和态度对待他们，不也是人类的耻辱吗？这哪里还有丝毫的人性？只有恶魔才会有如此张狂的大笑！
如果你以为这种人面兽心的事只发生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或者以为只有一般的共产党人才会如此惨无人道丧尽天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兽行兽性其实不仅普遍存在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也广泛存在于对所有被共产党眼视为“敌人”的人的迫害之中；而且，如此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的也绝不只是一般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高官直至领袖也都是一个样！
文革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残酷迫害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刘少奇，1898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20年加入中共。他曾为中共打下红色江山出生入死，特别是为奠定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立下了无人可以取代的汗马功劳。毛泽东因此投桃报李，让刘坐上了中共“二当家”的交椅。
然而1949年后，刘的威望越来越高，对毛也渐渐不像以前那么顺从了，特别是“大饥荒”后，甚至对毛的大政方针颇有微词。毛记恨在心，决定要除掉他，为此在１９６６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他就从堂堂的国家主席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毛的阶下囚。
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泽东住宅附近走来走去。他想见毛。毛一直不见他。后来刘终于见了毛一次，第一句话就说：“我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这一职务……”毛泽东低着头拼命抽烟，像哑巴了。
第二天，近万名革命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
不久，他又失去了自由。这段时间他只做一件事：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没日没夜地捧着那本书在读。他以前读它时，意得志满，底气十足。戴着老花镜，慈祥得像奶奶，白发梳理得滑溜溜。现在读它，情形截然不同。宁静已死，心潮难平，白发像鸡窝，胸部起伏剧烈。翻书时手颤抖得厉害。有好几次，他读着读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和鼻涕掺在一块坠落，他竟不去擦，眼泪鼻涕涂在书上。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像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
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雪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却不想让他一下死掉，那样岂不是太便宜了这个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对手？他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
1968年11月24日，病重的刘少奇收到了一个来自中央的特别生日礼物：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个公报不但宣布他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毛利用媒体大肆宣传和造谣，也利用威逼等手法制造出假证据，把“莫须有”的罪名变得看上去“铁证如山”。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当下气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了出来，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但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干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在死前最后的六个月里，瘫痪的刘少奇仍然被绑在木板床上，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肌肉萎缩，枯瘦如柴。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奄奄一息他被秘密押送到河南开封继续监禁，１１月１３日终于悄然去世。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嘴和鼻子都变了形，火葬按烈性传染病处理。验尸单上写着：姓名－刘名黄；职业－无业。
正如茅于轼先生在《把毛泽东还原为人》中说的：“毛泽东和史达林不同。史达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
无独有偶。1989年，在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等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遭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一事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江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按照源于人性的道德通则，强奸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哪怕是个罪犯，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身为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却居然对此无动于衷，而且公然声称如果是“暴徒”，遭人强奸就是“罪有应得”！
古人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在折磨和屠杀自己的敌人时，不但毫无恻隐之心，甚至还充满了某种愉悦和荣耀。除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和施虐狂，还有谁会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