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3月17日(2)
我认为约翰．谢伟思谈的这些话是真实的。我亲眼见到了赫尔利的严重政治失策。我也在宴会上注意了这位将军和政坛人物，喝了几盅之后，就在那里夸起他和“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关系”来了。显然，赫尔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说，1942年11月至12月，他是美国总统派驻莫斯科的私人代表。继这之后，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德黑兰会议。赫尔利接着又夸起他如何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事务，以及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来。
德黑兰会议的决议、罗斯福和蒋介石在1943年的会见—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态的关切。赫尔利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有点醉了，开始吹嘘他参加菲律宾的几次战役、他的负伤和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
现在，赫尔利身任美国驻华大使。论年龄，论级别和威望，谢伟思都不能与他相比。因而他孤注一掷，未经许可就来到特区。按照谢伟思的看法，美国通过赫尔利，在对延安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赫尔利把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早已存在的复杂关系，搅得更加混乱了。可是，赫尔利的任务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分裂。赫尔利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谁的话也不听。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重视的，那个人就是蒋介石。可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荒谬的。光听一面之词，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赫尔利在把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中所有有才干的、进步的人士都调离中国，这么干，谁还敢去反对他呢？！这位帕特里克．赫尔利，1929-1933年的美国陆军部长！(“天哪，有谁能比部长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长”。—这是谢伟思的想法，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谢伟思说，他相信，赫尔利的政策，对国共两党和对美国都是有害的。因此，他和卢登打了一份报告给华盛顿，批评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怀特迈耶也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他也同意他们的结论。
谢伟思没有耽搁就回重庆了。目前，他除了任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外，还担任盟军驻华司令部的“政治官员”的职务。
约翰．谢伟思和周恩来讨论了中共现阶级的政策的实质及其前途。这个美国人显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体目标。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延安领导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实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