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6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四 “亡国奴”
走马灯似的换政府（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接上期)
在姥姥那个时代，离家出走是不可想象的，妇人无工作可找，最多只能当佣人，就算当佣人也要保人。但时代变了。一九四六年时，妇女可以自谋生路，能找到像教师、医生这样的工作。我母亲的学校有个师范班，为在此校读满三年初中的女学生提供免费食宿和教育，除了考试外，唯一入学条件是毕业后必须当教师。班里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付不起学费的穷人家或那些自认为考不上大学的人。上这个班被一般学生认为是下下策。我母亲一向自恃是上大学的材料，因而当她申请时，班上同学很吃惊。我母亲于是声明自己愿意献身教育。虽然她尚未读完三年初中，但她是出名的优等生，轻松地通过了考试。就这样，在离开家后，她住到了学校。
住校不久，姥姥就跑来央求她回家。她很高兴和父母和好如初，但坚持保留学校的床位。她决心不再依赖任何人，无论这个人多么爱护她。对她来说，师范班非常理想，它保证在毕业后有一份工作，那时大学毕业即失业很普遍。另一个好处是免费，因为夏瑞堂已开始受到经济恶化的影响。
锦州未被俄国人拆卸运走的工厂，现被国民党接收，但他们不能使经济复苏。全城只有少数几家工厂在低水平运转，而大部分所得又落入他们的私囊。国民党接收大员搬进了日本人腾空的漂亮住宅。紧靠夏家的那幢日本文官的住房，现在成了某国民党官员姨太太的私宅。锦州市长韩先生原是当地的一位“穷小子”。他通过没收日本人和汉奸的财产，成了暴发户，娶了几个姨太太。市政府被当地人称为“韩家大院”，因为里面大多数官员都和他沾亲带故。
国民党占领义县后，我外曾祖父就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当地人说，这是他靠“贡献”全部财产换来的，老百姓盛传国民党大员靠没收财产发大财。为了保护自己，获释后的外曾祖父把自己和姨太太所生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但这人只是个连长，没能提供给他多少帮助。外曾祖父丢了官、财产，靠行乞为生，人称“蹲阳沟”。我外曾祖母听到这消息时，叮瞩孩子不要提供他任何帮助。
一九四七年。外曾祖父颈部患了恶性肿瘤。他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三番两次托人带信到锦州，央求见见孩子。刚开始，外曾祖母拒绝了。但经不佳再三恳求，她软下心肠。于是，我姥姥带着弟妹乘火车来到义县。这是十五年来，姥姥首次与父亲重逢。此时的外曾祖父已形容枯枕，难以辨认了。他看到孩子们时，努力想从炕席上撑起身子。希望与孩子们有个亲热的表示。可是孩子们只说了一句：“我们来了！”就站在门边一动不动，没有走近他。他露出不敢别有所求的神情说：“玉林，叫一声爸爸。”但玉林不吭声。外曾祖父老泪纵横，脸部不断抽搐。姥姥看不下去，恳求弟弟叫一声，同时把弟弟推向父亲。玉林终于咬紧牙关憋出一声“爸爸”。外曾祖父脸上才掠过一丝傲笑，抖索地拉住儿子的手说，“做个小买卖，能养家糊口，合家团圆就知足了。不要当官，它会毁了你，就像毁了我一样。”这是他最后的话，他死时只有一位姨太太在旁守候，穷得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尸体就用一个破箱子装着，草草埋掉，家里没有一个人替他送终。
官场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设立“打虎队”追查贪官污吏。队名由来是因老百姓把贪官污吏比作可怕的老虎。“打虎队”号召人们起来揭发贪污腐败。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掌权人向富人勒索钱财的方法之一。“打虎”本身油水就很多。更使无权无势者头痛的是明目张胆的敲诈。大兵们几乎天天光顾夏瑞堂的诊所，先是装模作样地敬礼，接着用可怜巴巴的声调说，“大夫，咱们弟兄缺钱用，您老人家能不能借我们一点钱？”拒绝是不明智的，任何人胆敢和他们顶撞，就会被扣上一顶“共产党”帽子，抓进监狱，甚至受到严刑拷打。大兵们看病不给钱也是司空见惯的。夏瑞堂并不特别在乎这个，因为他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但令他痛心的是有些人随便拿贵重药品如人参、鹿茸等，转身就在黑市上卖高价，而当时连普通药品都奇缺。
内战越演越烈，驻守锦州的士兵猛增。蒋介石直接领导的中央军纪律还算好些，那些无法从中央政府得到军饷的杂牌军，就只能“靠山吃山”了。
在师范班里，我母亲和一位白姑娘建立了友谊。她年方十七，漂亮、聪明、大方。在我母亲眼里，她是位可亲可敬的大姐姐。当我母亲向她诉说自己对国民党的不满时，白姑娘总是开导她，“你不能见木不见林，任何政权都有它的缺点。”白姑娘全心支持国民党，加入它的一个特务组织，任务是追查汉奸。但在一次特务集训中，上司要她暗中监视同学们，从她房里传出一声枪响，集训所的人赶去推开房门，发现她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嘴大张着喘气，满床是血，一句话也没说就死。报纸将此事渲染成桃色情杀事件，但没人相信，因为白姑娘在男女关系上十分矜持。我母亲听说她被杀是因为要求退出特务组织。悲剧并未结束，白的母亲在一个银楼老板家当女佣。她对独生女的死肝肠寸断，更对报纸造谣说她女儿是因情人太多争风吃醋被杀而悲愤交加，不久也悬梁自尽了。她的雇主因此受到地头蛇敲诈，宣称是他把白母逼死，老板满足不了贪婪的勒索，只得关掉银楼了事。
有一天，姥姥忽听有人敲门，一位年约四十的中年汉子，穿着国民党军服，笑盈盈地走进来。一见姥姥，他深深地鞠躬，称她“大姐”，又称夏瑞堂“大姐夫”。好半天，他们才认出这个穿着神气、结实健康的人竟是那个从日本人绞刑机中死里逃生的王汉臣。和他一块来的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虽也戎装在身，但更像个读书人。王汉臣介绍说他叫诸葛，我母亲立对他产生好感。王汉臣现已是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级官员，负责主管驻防锦州的一支特务部队。他再三对夏瑞堂和姥姥说：“我的命是你们给的，我一定要报答。不管有什么事，开口说一声就行！”
王汉臣很快为姓董的刽子手和监狱看守佩欧在特务组织中找到差事。诸葛也与夏家人十分亲密。他原在天津大学学自然科学，日本占领天津时，他跑到后方加入了国民党。我母亲把他介绍给了一直在夏家生活的田中小姐。两人一见倾心，不久结了婚，搬到外面租下一套公寓房子住。一次，诸葛擦枪不小心，碰动板机，子弹穿透地板，将正在楼下睡觉的房东儿子打死。这家人不敢声张，他们害怕特务，因为特务可以指控任何人是共产党，他们的话就是法律。诸葛的母亲给这家人一大笔钱作赔偿，诸葛为良心所折磨，深感不安。选家人却不但不露任何不满，反而作出万分感激的样子，怕诸葛会察觉他们情绪而害他们。诸葛终于忍受不了，另觅房子搬走了。
玉兰丈夫佩欧在情报组织中干得十分得意，以至改名为“效石”，意为效忠蒋介石。他是诸葛手下三人特务小组成员之一。最初，他们的任务是追查过去的亲日分子；接着，变为监视学生中的亲共分子。开始，效石是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久，他就要求换一份差事，因为他不想送人进监狱。他被派去做西门一带的稽查员，专防走私。共产党虽然离开了锦州城，但并没有走远，他们在城郊活动，与国民党军打游击。锦州当局试图严格管制那些主要生活必需品，以防落人共产党手中。那些把布匹、药品等必需品卖给共产党的人，被称作“走私犯”。
效石有了权，发了财，慢慢就变了。他吸鸦片、酗酒、赌博、逛窑子，还染上梅毒。姥姥常劝他，但他就是不改。他觉得他比夏家人过得都称心，当他看到夏家因食品短缺而吃不上一顿好饭时，就每每邀请大家去他家吃饭。夏瑞堂坚决不去，也不让姥姥去，他说：“咱们不碰那些不义之食。”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委实难以抗拒，姥姥偶而也带着玉林和我母亲偷偷到效石家去美餐一顿。
国民党进入锦州时，玉林正好十五岁。他一直跟夏瑞堂学医，夏瑞堂说他是可造之材。因为姥姥的母亲和弟弟都靠她丈夫生活，姥姥俨然是一家之主，得为玉林安排婚事。她认为出身贫寒意味能吃苦耐劳，因此很快就选中了一位穷人家女儿，比玉林大三岁。我母亲跟姥姥一块去相亲。未来的新娘进来行见面礼时，穿着一件绿丝绒旗袍，是特地借来的。这对年轻人于一九四六年在婚姻登记处注册结婚，新娘身穿租来的西式白色婚纱礼服，没坐轿子，用一辆西式马车接来。
姥姥还请王汉臣为玉林谋份差事。汉臣安排他去了盐警队。因为盐是生活必搿品，当局严禁向共产党出没的农村地区销售。当然，官员们暗地都做私盐买卖。共产党游击队以及国民党军队常常因抢盐打仗。玉林好几次卷入战斗，眼见许多人丧生，觉得实在可怕，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
这时，国民党逐渐对农村地区失去控制，越来越不容易征到兵。又因为内战的血腥味越来越浓，年轻人都不愿当“炮灰”。但国良党军队伤亡很大，需要补充，所以到处抓壮丁。怎样才能使玉林不被抓去当兵昵？姥姥只好又去找王汉臣，要他把玉林弄到特务组织里去。出乎姥姥意料，过回王汉臣拒绝了，说那不是正派年轻人立身之处。
姥姥此时不知道王汉臣其实已对特务组织完全绝望，只见他吸毒、酗酒、嫖妓、滥赌，无所不为，心想他本是个自制力和正义感都很强的人，怎会落到这般地步？她提议替王汉臣找个妻子，想用婚姻拯救法拉他一把。但王汉臣却说他不能娶妻，因为他不想活了。姥姥惊诧之余，问他为什么。他流着泪说，他不能告诉她，而且说了她也帮不上忙。
王汉臣参加国民党本是因为恨日本人。但事与愿违，在他的特务活动中。手上不可避免地沾上了同胞的鲜血。他良心受责，但又无路可遁，白姑娘的死就是对每个想退缩者的警告。自杀呢，又形同抗议，可能连累家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性自杀，使自己“自然”死亡。这就是他疯狂摧残自己并拒绝任何治疗的原因。一九四七年春节，他回到家乡义县，与兄弟、年迈的父亲一起过年。他似乎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与亲人团聚，于是就一直待在家里。离开锦州前，他曾告诉姥姥，要是他死而有憾的话，那就是不能尽孝道：为父亲养老送终。那年夏天，他真的怀着憾意，让白发人道黑发人。不过，他对姥姥尽了最后一分力——为玉林搞到一张特务身份证，使他没有被抓去当兵。玉林没有为特务组织干过任何事，继续在夏瑞堂药房里做事。
我母亲学校里有位姓康的年轻教师，教国文。他知识渊博，我母亲很是敬重。他告诉我母亲和另外一些女生，他参加过昆明市的反国民党运动，他的女朋友在一次游行示威中被手榴弹炸死。他的课有明显亲共倾向，我母亲对他印象深刻。一九四七年初的一个早晨，我母亲在校门口被老校工叫住，告诉她康老师已经走了，并塞给她一张康老师留下的纸条。我母亲不知道是有人向他暗通了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也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中藏有共产党人，他们通知黑名单上的人逃走。我母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并不知康老师就是其中一员，她只知道自己爱戴的老师被国民党逼跑了。纸条上写着两个字：沉默。我母亲从中体会到两个含意：这是康纪念其女友的诗中的一行，“沉默——无言抗议，积蓄着力量。”这是要她保持信心。另一种可能是警告她不要做任何鲁莽的事，因为我母亲素有胆大名声，而且在学生中有号召力。
很快，母亲得知学校换了名女校长，她是国民党国大代表，和特务组织关系密切。她带来的人中，有一位叫尧寒的当上了政治主任，专门监视学生。而教务主任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的。
这段时间，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位姓胡的远房表哥，他父亲在锦州、沈阳和哈尔滨拥有多处商号。胡父的两位姨太太没有生儿子，所以深恨胡表哥的母亲。一天晚上，当胡父外出时，她们在胡母和一位年轻男仆的饭里下了迷药，然后将两个剥光放在一张床上。胡父回家发现，勃然大怒，把妻子关在大院深处一问小屋子里，并不许儿子去看她。不过胡父也觉得此事蹊跷，怀疑是姨太太做的手脚，因此没有休妻，也没有赶她出门。当然，他也害怕家丑外扬。他担心姨太太加害儿子，便把胡表哥送到锦州寄宿学校。就这样，他认识了我母亲。当时我母亲七岁，胡表哥十二岁。不久，胡母在囚室里发了疯。
胡表哥是一个敏感内向的青年，母亲的疯一直像梦魇一样压在他心头，他时常对母亲谈起此事。我母亲由此想起自己家里的女人和所听说的许多母亲、女儿、妻子、姨太太的悲剧。女人的无权地位，那些披着“传统”甚至“道德”外衣的野蛮残忍的风俗习惯，不断激怒她。尽管社会在不断变化，但偏见仍然存在，她急不可耐地盼望着激进的变革。她在学校里得知有一支政治势力公开保证这样的变革，这就是共产党。带来这一信息的是她的亲密朋友舒姑娘。十八岁的舒姑娘因与家庭关系破裂而搬到学校住宿，原因是她父亲强迫她和一个年仅十二岁的男孩成婚。一天，她来向我母亲告别，说她要和偷偷相爱的男人逃去参加共产党。“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她走时说。
我母亲和胡表哥越来越亲密。胡表哥是在发现自己对刘少爷很嫉妒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我母亲的。他看不起刘，说他是个花花公子。我母亲与刘家断绝关系后，他非常高兴，几乎天天来看她。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一个晚上，他俩一块去电影院。
电影院分坐票和便宜得多的站票。胡表哥为我母亲买了张坐票，自己却是站票。他解释说他的钱不够多，但我母亲知道他在撒谎，因为他父亲总是拿大把的钱给他。电影放映时，我母亲不时用眼角余光瞟着胡表哥。忽然，她看见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走近他，缓缓从他身边走过，霎那间，两人的手碰在一起了。我母亲马上站起来，坚持要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要胡表哥作解释。开始时胡表哥一概否认，后来又说我母亲太年轻，有些事还不理解，也不应该知道。我母亲气坏了，不让他进夏家大门。虽然胡表哥接着几天不断来访，但我母亲不见他。
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心软了，准备接受他道歉。她天天盼着胡表哥来，不时朝门口张望，看他是不是在那儿。一天晚上，雪下得很大。突然，她望见他跟着一个人走进了院子。但他没有往夏家，而是径直朝夏家的一位名叫毓武的房客那里走去。很快，他又出现了，直奔我母亲房间。他急促地对我母亲说：“我必须马上走，警察正在四处抓我。”“为什么？”我母亲紧张地问。他只说了一句，“我是共产党。”便转身消失在雪夜中。
我母亲这才明白胡表哥在电影院里正是完成某个秘密使命。她又急又悔，痛苦万分，心想一切都晚了，再也没时间跟胡表哥和好了。她也猜到她家的房客毓武必定是个共产党，胡表哥被人带到他那里是为了在他那里藏起来。毓武与胡表哥在此之前虽相识，但并不知彼此的共产党身份。这时双方明白，胡表哥在这儿藏不得，因为他和我母亲的关系人所共知，警察一定会到这里找人，这样毓武也可能暴露身份。当晚，胡表哥逃往城外二十哩处的共产党控制区。当第一批春蕾绽开在枝头上时，毓武得知胡在途中被抓，他的护送人员被打死。不久又得到消息，胡表哥被处死了。
胡表哥的死讯在我母亲心里造成的悲哀是无以复加的。长久以来她已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当时除了国民党，她知道的只有共产党，又特别为共产党的妇女解放主张所吸引。十五岁时。她还不确知是否耍加入共产党。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国民党杀了她心爱的人，我母亲决心投奔共产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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