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九)

【新唐人2012年12月5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四 “亡国奴”

走马灯似的换政府(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人投降和欧战结束的消息传遍锦州。美国飞机频频飞过锦州上空,尽管锦州没有遭到轰炸,但其他几个主要城市都被B-29轰过了。日本人就要战败的气氛笼罩全城。
  
八月八日,母亲的学校受命去神社为“日本胜利”祈祷。第二天,苏联和蒙古军队就开进了“满洲国”。紧接着,人们争相传告美国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的消息。空袭警报的虚惊已是家常便饭,学校停了课,母亲呆在家里帮着挖防空洞。八月十三日,日本求和的消息不胫而走。两天后,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汉人邻居兴奋地告诉夏瑞堂和姥姥,电台马上要播发重要新闻。夏瑞堂没有去药店,和姥姥一起坐在院子里,只听广播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宣布退位。
  
街头挤满了情绪激动的人群。母亲跑回学校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里一片死寂,只听到一个办公室里传出轻微的响声。她悄悄跑过去,透过窗户,只见日本教师抱在一起痛哭。
  
那天晚上,母亲几乎一夜未眠。天蒙蒙亮时,她被待头渲哗的人声惊动,就打开大门,只见一群人围在街口。一位日本妇女和两个日本孩子的尸体横卧在那里。接着她又听说,一位日本军官剖腹自杀,他的家人也被私刑处死,财产遭人洗劫一空。几天后,夏家的日本邻居一家也死了,据说是服毒自杀。在锦州,到处都有日本人自杀、被杀或财产被抢劫的消息。我母亲注意到一位平时靠拣破烂为生的穷邻居,突然间有了很多值钱的东西要卖。学生们,特别是男学生,狠命地揍日本教师,以报复过去的挨打受气。有些日本人把他们的婴儿放在当地人家门口,希望孩子有条活路。有的日本妇女被强奸,许多女人把头发剃光,装扮成男人。
  
母亲为田中小姐担心。她是学校里唯一从未打过学生的日本教师,也是母亲的同学被处决时唯一流露出悲伤的日本人。我母亲对父母说她要把田中小姐藏在家里,姥姥很忧虑,不过没说什么,夏瑞堂只是点了点头。因为玉兰姨妈与田中小姐身材相仿,我母亲从姨妈那里借了一套衣服,跑到田中小姐住处,田中当时正用衣柜之类家具堵住门以求自保。她穿上姨妈的衣服,看上去很像中国人。碰上有人问,我母亲就说是她表姐。反正中国人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少表亲,外人就更糊涂了。田中小姐被藏在那间曾藏过王汉臣的房间里。


  
日本人的投降和“满洲国”的垮台,使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人,、一到夜间,城里城外变成打劫者的天下,救命声此起彼落。家里的男人,包括姥姥十五岁的弟弟玉林和夏瑞堂的徒弟,都爬上房顶守夜,他们手持斧头、菜刀,身边是大堆石头。我母亲跑上跑下地帮忙,那副“贼胆大”的神情,着实让姥姥吃惊不小,她说我母亲“血管里流的都是你父亲的血”。
  
抢劫、强奸和滥杀持续了八天,直到苏联红军抵达。八月二十三日全城居民得到通知,到火车站欢迎俄国人。夏瑞堂和姥姥呆在家里没动,我母亲随着大批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涌入车站。火车进站时,人群挥动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形小旗,高声欢呼“乌拉!”出乎我母亲的意料之外,苏联士兵并非大胡子,骑着高头大马,成风凛凛的凯旋英雄,而是一群尘土满身、面色苍白的小伙子。除了以前曾偶而从疾驰而过的小汽车里瞥副一些神秘人物外,这是我母亲亲眼见到的第一批白人。
  
大约一千名俄国士兵进驻锦州。起初,人们感激他们帮助赶走了日本人。但不久,新的麻烦来了。日本人投降后,学校关了门,我母亲只得上私人办的补习班。一天,在下课回家的路上,她看见路边停着卡车,一些俄国士兵正把布一匹匹从车里往外递。布匹在当时极为稀缺,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定量供应,俄国人拿这些布做什么呢?她很快发现这些布匹来自她小学时曾经劳动过的纺织厂,俄国人正用它们向行人交换手表、钟和其他小玩意。我母亲飞也似地跑回家,在一个堆放杂物的大箱子里翻来翻去,从底层找到了一个座钟,又破又旧,她失望极了,但俄国士兵却爱不释手,将整整一匹美丽的白底印花布塞到她手里。晚饭时,全家人议论此事,都啧啧称怪,搞不懂这些奇怪的外国人对毫无用处的东西为何有这么大的兴趣。俄国士兵不仅从工厂拿产品,还整个拆掉工厂,如锦州的炼油厂,把全部设备运往苏联,说是“战争赔偿”。对当地人来说,这等于是工业被毁掉了。俄国士兵还闯进民家,见什么拿什么,特别是手表和衣服。饿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也传遍锦州,整座城市叉笼罩在愤怒和不安的气氛中。
  
母亲与俄国大兵有过一次惊心动魄“遭遇战”。夏家住宅因位于城墙外,很不安全,所以举家搬入我母亲朋友借给的一所有石头围墙的院子暂住。搬家使母亲每天去补习班要走三十分钟。一天,一辆苏军吉普车突然刹在离她不远处,几个俄国士兵叫着跑下来抓她。母亲撒腿就跑,迎面远处,坚持早晚接的夏瑞堂正冲她挥动手杖,嘴里呼喊着什么。眼看越追越近,母亲转身拐进了路边一家幼稚园的后门。她熟悉里面复杂的建筑结构,利用院院相通的门,从另一条街跑掉了。夏瑞堂很快就松了一口气,俄国人空手而返,满脸挂着不解。

俄国人到达后一星期,母亲被通知参加一个夜间会议。她来到会场,看见不少衣衫又旧又不合身的男子和几个妇女,正在演说他们如何经过八年抗战,打败日本人,使老百姓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些人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在前一天刚入城的,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会场上的女共产党穿得和男人一样,上下一般粗,我母亲觉得难看死了。她心想,像你们这个土样子,穿着破衣,比乞丐还不如,怎么打败得了日本人?她曾经把他们想象成高大英俊、无所不能的超人。她的那位做监狱看守的姨丈和姓董的刽子手,都曾赞扬共产党说:“最勇敢的数共产党了,骨头硬得很,绞索都套上了脖子,还喊口号骂日本人。”

共产党到处张贴布告,要求居民恢复正常秩序,并着手逮捕汉奸和其他为日本警察工作过的人。被捕的人中有外曾祖父,他被关押在自己曾掌管的大牢里。社会治安受到控制,夏瑞堂开始门诊了,我母亲的学校也开了学。共产党人分住在当地人家里。他们看上去很老实,不装腔作势、横蛮无理,还常和房东聊天。他们对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说:“参加进来吧!我们需要有学问的人。说不定你能当个县长。”他们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日本人投降时,国、共两党都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调兵遣将准备重开因抗日而中止的内战。事实上,内战已在有些地区打响了。由于富饶的资源和日本投降造成的“真空”,东北成了双方的争夺要地。虽然国民党军队数量居优势,装备也精良得多,但共产党统治地区离得近,尽管没有俄国人的帮助,也抢先把部队开进了东北。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把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华北,并一度欲在距锦州三十哩处的葫芦岛登陆,后因受到共产党的猛烈阻击才不得不撤退。国民党军队被迫在长城以南上岸,乘火车向北进发,由美国人提供空中掩护。前后计有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北京和天津。

俄国人正式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斯大林承诺在胜利后三个月内撤走苏军,苏联红军于十一月十一日撤出锦州,退到东北北部,锦州只剩下中国共产党人。十一月底的一个傍晚,我母亲下课回家,看到许多携带武器装备的士兵行色匆匆向南门开进。她知道城郊四周正发生激烈战斗,猜想共产党是在撤退。这次撤退是根据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战略进行的,叫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拘一城一池得失,重在消灭有生力量。”

共产党撤走不久,一支新的军队进了城,这已是近四个月来的第四支驻军了。这支部队军容整齐,士兵穿的是卡其布,军官穿的是呢制服,拥有崭新的美式武器,这就是国民党军队。人们都跑出房屋,聚集在狭窄的土路两旁鼓掌、欢呼。我母亲也挤到人群前头,她突然发现自己也跟着举手欢呼了,心想这才像打败日本人的军队。她奔回家中,激动地告诉父母,她看到了一些多神气的军人。
  
锦州洋溢着节日气氛,人们争先恐后把军人请到家里住。一位军官也住进夏家,他举止文雅、谦恭,全家人都喜欢他。夏瑞堂和姥姥觉得国民党一定能维持好秩序,结束混乱,使人们有好日子过。谁知接踵而至的,是失望。 ‘
  
从大后方——内地来的官员看不起当地人,称他们是“亡国奴”。并不时提醒他们应感激国民党把他们从日本人手中解救出来。我母亲的学校复课后,一天晚上举行了一场有军队、地方官员参加的联欢晚会,一个军官的三岁女儿背诵了一段演讲辞,一开头就是“我们国民党人抗战八年,救了你们这些亡国奴……”我母亲和她的朋友听了非常刺耳,一气之下就退了场。
  
我母亲对国民党官员竟相讨姨太太的做法也大为反感。她的学校是全市唯一的女子中学。从一九四六年初开始,各类官员纷至沓来,找妻子的有之,找姨太太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女学生甘愿出嫁,有的则不敢说个“不”字,因为她们的家庭把和大官联姻看作是走好运。
  
十五岁的母亲,正值豆蔻年华,招人喜欢,又是学校中拔尖的学生。好些官员派人登门提亲,但她告诉父母,她一个也不嫁,要自己选择丈夫。她对妇女所受的待遇向来很气愤,又深恨姨太太制度。父母也都支持她,但又畏惧权贵,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求亲者婉转推却。有位副官长在定亲金条被拒后,闯入夏家威胁要用花轿强抬人。藏在门外偷听的母亲听见后,掀开门帘冲进去对着他说:“如果要那样,我就死在花轿里!”幸运的是,不久这位副官长部队调防了。
  
有位年轻的女教师刘小姐,挺喜欢我母亲。在中国,如果朋友很喜欢你,往往会设法把你变成他们家庭的一员。在当时男女独自相识机会少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兄弟姐妹,就成为讨厌媒妁之言的年轻人彼此认识的一个渠道。刘小姐把我母亲介绍给她弟弟,当然先经刘家父母的认可。一九四六年春节,我母亲应邀来到刘家。刘老爷是当时锦州富商之一,刘少爷还不到二十,就俨然是个风流人物了。他身者墨绿色西服,上衣口袋露出折叠妥贴的手绢,在锦州这样的外省城市,简直是少见的派头。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学生,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学。我母亲颇为动心,刘家人也喜欢我母亲。

刘家很快派媒人向夏瑞堂提亲。夏瑞堂算是那个时代极开明的人,他问我母亲的想法。我母亲提出先做“朋友”,不作进一步的承诺,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传统男女在订婚前,不能成双成对出现在公共场合。可是我母亲向往快乐和自由,希望能跟男子作朋友而不一定非结婚不可。深知我母亲性格的夏瑞堂和姥姥退回了礼品。因为依照风俗,只要收礼,就意味定亲,以后就很难改变了。我母亲开始和刘少爷来往,所有相识的人都说他们是天生地造的一对,夏瑞堂和姥姥也私下把刘少爷看作乘龙快婿了。但我母亲很快就看出他的浅薄,他从不去北京,整天在家里闲荡,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有一天,她发现他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我母亲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当她向刘少爷流露出失望的表情时,他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古典小说并不合我的口味,我喜欢的是外国文学。”为了显示他更胜一筹,他反问我母亲:“你读过《包法利夫人》吗?这是我最崇拜的书。我认为它是莫泊桑的最伟大的作品。”

我母亲读过《包法利夫人》,她知道作者是福褛拜而不是奠泊桑,顿时,她对刘少爷的好感一落千丈。她忍不住想拆穿他,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因为让男人出了丑,她就成了没教养的刻薄女人。
  刘少爷好赌,特别是搓麻将,而我母亲对此厌烦之至。一天晚上,麻将搓得正酣,女仆走进来问道:“少爷,今晚要哪个女仆侍寝?”刘漫不经心地点了个名字。我母亲气得发抖,但刘只是抬了抬眼皮,表示对她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他故作惊讶地解释说:“这在日本非常普遍,他们称作“侍寝”。”他想使我母亲感到自己太土气,太爱吃醋,吃醋在传统中被认为是女人最糟糕的品行之一,丈夫可以据此休妻。和上次一样,我母亲一言没发,但她已满腔怒火。对她来说,与这样一个视调情和婚外艳史为理所当然的丈夫在一起,生活绝无幸福可言。她需要的丈夫应该真诚地爱她,不会做这些事来伤害她。从此时起,她打定主意结束与刘少爷的关系。
  
几天后,刘家老爷突然病故。因为刘家是名门,刘老爷又是一家之长,刘家决定大办丧事。头七天是入殓仪式,全家人跪在灵堂两旁守灵,请来的和尚端坐在灵堂前,齐声诵念《倒头经》。刘老爷的遗体被安放在一个精致的雕花檀香术棺材内。紧接下去,是嚎丧祭典仪式。参加仪式的不仅有所有家庭成员,还雇了专门办丧事的人前来陪哭。从此时起,一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后的出殡下葬,嚎啕声从早到晚不能断。同时,要不断为死者烧冥钱,使他在另一个世界有足够的钱花。
  
死后第四十二天,刘老爷棺材被移入搭在院子里的篷帐内。在下葬前七天中的每个夜晚,死者将到另一个世界的高台——望乡台上俯视全家,只有家庭成员都在场,他才会放心离去。刘家急需未婚媳妇到场陪灵吊孝,一来满足富豪之家的体面,二来使刘老爷能看到儿媳妇。我母亲拒绝了,对刘老爷的去世,她很悲痛,因他对她十分友善。但是,如果她去了,就摆脱不了和他儿子的婚姻,所以当刘家差遣的说客不断登门催促时,她不为所动。

夏瑞堂不反对我母亲与刘少爷断绝往来。但她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作法对他来说是对不起死去的刘老爷,是很不光彩的。姥姥也焦急万分,她说:“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和刘少爷的关系,现在人家有难,你甩手不管,让我和你爸爸的脸往哪儿搁?”她又很不理解地说,“谁听说过一个姑娘家拒婚的理由是这个男人弄错了外国作家的名字?说他爱沾花惹草,哪个富家子弟不干些这种事!你用不着担心姨太太、丫环和其他什么人,你那么能干,还怕管不了你的男人?”

但对我母亲来说,“管男人”不是她所想要的生活。我姥姥内心也很了解,只是她希望我母亲快嫁人,因为不断有国民党官员上门来提亲。她对我母亲说:“你不嫁张三,就得嫁李四。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一天不离开家,我就一天放心不下。想想看,刘少爷是不是比其他人都好得多?”我母亲仍说她宁死也不愿嫁给一个不能带给她幸福和爱的人。
  
刘家对我母亲大为恼怒,夏瑞堂和姥姥也非常生气,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连哄带哭带骂带劝,却毫无结果。夏瑞堂终于对我母亲大发雷霆:“你丢尽了夏家的脸,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母亲从不记得他曾如此对待过她,“那我就不当你的女儿好了!”我母亲喊着,跑出房间,打点好自己的东西,径直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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