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日讯】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5名10岁左右的孩子在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身亡，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当地民政部门一口咬定他们是本地人，是“三个兄弟”的孩子，其父母是外出打工或离异的。
许多评论强调这是民政部门的失职，这大概没错，但问题是民政部门失职早就是常态了，在目前的体制下靠批评能否让他们尽职？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无人照顾的儿童太多，民政部门又如何能应付得了？
也有人指责这些孩子的父母，但重心似乎不在他们未尽父母之责，而是指责他们如果穷就不该生孩子！毛泽东时代农民那么穷，却平均每家养五六个孩子，也不至于普遍地夫妻分居、孩子留守，何以在“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日，人们却养不起孩子了呢？
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生育率是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是1.18；而且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也超低，远低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台、港、日、韩。在这样低的生育意愿和不断攀升的不育率下，即使废弃“计划生育”政策，估计生育率也很难回升到1.5以上。这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人口数量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别忘了中国的性别比严重失衡）。
网络上有个叫“布尔费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公然鼓吹儿童买卖合法化。他说：“大量成年人夫妇希望收养儿童的需求不能被满足，同时有大量的过剩的，或者本来就不想要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忽视或虐待。允许买卖儿童的自由市场将消除这种不平衡。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亲生父母、儿童、购买儿童的养父母，都会过得更好。”他的这番话竟然获得不少经济学者叫好，可见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扭曲到了何种程度！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允许买卖儿童，因为这涉及“人”的终极价值，“人”不是物品。
农村儿童的大幅减少，导致大批农村教育和医疗机构被撤除，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育养负担；并且，对“无证生育”（不一定是“超生”）收取的高额“社会抚养费”，动辄使农民倾家荡产；还有户籍歧视，如不允许农民工的孩子入学城市学校，使中国产生数百万的“留守儿童”；政府长期“少生快富”的舆论宣传，也诱导民众忽视孩子，忽视家庭温情。举目世界，“留守儿童”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现象，为什么？难道这不可改变吗？事情很简单，如果政府废除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户籍制度”，就可以使二胎农民家庭养得起孩子，就可以使农民工不至于夫妻分居、不至于有数百万“留守儿童”！
当然，社会上总还有一些特殊的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失去抚养孩子的能力，因此世界各国都有有关“儿童送养”的法律和政策，总目的是有益于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但是，中国政府为了配合其“计划生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对收养作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亲友之间的送养和收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如《收养法》第十九条：“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该条款禁止因一时困难（包括未婚生育或急性疾病、破产等导致的一时经济困难）急需送养子女的人再生育，从而使他们拒绝送养；第八条第二款：“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该条款禁止已有一个孩子的人收养亲友的孩子。如果废除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限制，又何须靠“合法买卖儿童”的“高招”，替流浪儿童找出路？
2011年9月1日，人民网-贵州频道曾发表《一网友匿名给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留言》：“尊敬的书记：如今毕节市许多乡镇成千上万的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原因是各地学校要求孩子家长出示乡政府开据的计划生育证明，家长去乡政府开这个证明要交500元钱，很多家长交不起或不愿交。如毕节市何官屯，就在昨天就有近千名孩子及家长到市政府要说法，现在还有岔河镇，青场镇等都在出现类似情况。”
又是毕节市，儿童上学，居然需要开“计生证明”，而当地政府借机索取500元证明费，由此导致许多孩子辍学。而该市竟然有市长、常务副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等副市长级以上行政官员16名，另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党官”10人，真是人口不多而官多，百姓养儿的钱都被迫用来养官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次毕节儿童死亡事件未必是例外。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透露，近4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辍学生63.3万人，辍学率5.99‰，到2011年辍学生已经达到88.3万人，辍学率8.8‰，这与1997年、1998年、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官员称小学辍学率退至十年前》，燕赵都市报，2012年11月19日）当时，我在微博上点评：“辍学好。为了接受奴化教育翻山越岭，弄不好还出个校车事故把小命丢了，确实不如辍学。”联系到这次毕节事件，我才意识到我这个点评大错特错了。
40年前我上小学时，经常听到男生家长对我父亲（当时是小学校长）说：“也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送他上学就是来请学校看水的。他要是不听话，老师尽可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打骂。”所谓“看水”，意思就是别让他下水淹死了——我们南方到处是沟渠河湖，男孩子都喜欢玩水。40年后的今天，农村教育最重要的作用还是“看水”，但是一些农民连送孩子到学校“看水”都成了问题。
2012年11月20日
备注：
《新京报》2012年11月21日《毕节否认系责任事故称是“意外”》一文证实，该事件跟“留守儿童”有关、儿童辍学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五名死难儿童的三位父亲“都在深圳打工，‘捡垃圾、收废品’”；“13岁的陶中林读到小学三年级，因为成绩不好，辍学回家放牛；11岁的陶中红曾经辍学，今年9月报名未成功，改上村里200元一期的学前班；另外两个孩子，陶冲和陶波，因为没有户口，只上了一年学，就因是‘黑户’，没法继续报名而辍学。”另据报导，这五个孩子死前失踪已三周，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到派出所报案已11天。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