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30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 “喝凉水也是甜的”
成为满族医生的妻子（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
(接上期)
姥姥嫁人夏家是一九三五年的事。那年我母亲四岁。姥姥二十六岁。夏家院大宅深，临街的房子用作诊所，还出售各种中草药和按夏家祖传秘方配制的成药。三位徒弟在一间作坊内负责加工、制作。大宅向街正门的顶端，是彩绘成金黄色的屋檐，写有“夏宅”的长方形烫金大匾立在中央。药房后面是天井，周围有许多正对着天井的房间，供仆役和厨师住。往里去，大院分成了若干较小并互相分分隔开的庭院，夏家大小成员分住在这里。大院里种着柏树、腊梅，还有个别致的鸟园。每天早上，夏瑞堂总爱到这里来，边聆听小鸟的叽叽喳喳，边做气功、打太极拳。
姥姥住在夏家大院里，得适应满族的生活习惯。她和我母亲住在一间屋于里，夏瑞堂的卧室刚在另外一间。每天一大早，姥姥的神经就开始绷紧，她必须赶在一大家子人来请安前梳洗打扮好，还得把头发盘上去，做成一种非常复杂的样式，再戴上一个不轻的头饰。所有的这些辛苦换来的仅仅是一连串冷透了的早安声，这几乎是一天中大家唯一对她说的话。
姥姥总是笑脸迎人。逢年过节，全家大小向她磕头行大礼时，她都赶快站起来，留空她的座位，象征让夏瑞常已故的前妻接受儿孙们的敬意。尽管晚辈们勉强做出尊敬她的样子。但姥姥知道他们怀恨在心。昔日的同学——三儿媳妇现在也回避她。吃饭时，会有一位儿媳妇站在姥姥身后伺候，她们总是摆出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孔，结果是再好的饭菜姥姥也难以下咽，更说不上仔细品尝了。
尽管夏瑞堂从未对姥姥表露过，姥姥也能体察他因长子自杀而饱尝的痛苦。她默默地尽力替他分担这份心理的重负，对他百般温柔，唯恐不能照顾好他。
我母亲到夏家后，夏瑞堂像对亲生儿女那样待她，让她称自己为“阿玛”。在我母亲印象中，继父只打过她一次：那是她刚到夏家，看见炕上有个带靠垫的座位，似乎又舒服又暖和，就爬上去坐。突然，她发现夏瑞堂脸一沉，冲过来给了她一巴掌，把她从座位上接下来。后来母亲才知道，那是继父特殊的座位，按满人的规矩，只有他才能坐在上面。继父把我母亲改姓“夏”，取名“德鸿”。“德”是她在夏家的排行。“夏德鸿”这个名字从此便跟随我母亲至今。
姥姥有了“继母”身份，夏家人不敢明目张胆欺侮她，怕被人说是忤逆，于是他们把气出在我母亲身上，嘲笑她是“拖油瓶”，夏家的孩子们常把她打得鼻青肿肿。但她很倔强。既不哭，也不叫，只是缠着她母亲，带她“回家”，回到她姥姥家或薛之珩为她母亲买下的住宅去，她记得在那里仆人们待她就像个小公主。但很快她就明白丁，不能跟母亲说要“回家”，因为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满脸泪水。姥姥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但她从不对夏瑞堂提起，怕在他和他的孩子们之间惹出事端。
于是，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就是一些小动物了。她养了一只猫头鹰，一只呼呼拉（鹰的一种）、一只会学几句人话的八哥、一只猫及一些小白鼠。她还有好些蚱蜢和蟋蟀。养在玻璃瓶中。我母亲唯一的人类朋友是夏瑞常的马夫“大老李”。这位来自大兴安岭的中年汉子，有着古铜色的粗糙皮肤，极厚的嘴唇，粗硬的头发，朝天鼻，看上去不太像个中国人。他从小跟随父亲打猎，捕捉熊、狐狸和鹿子，方法是使用猎枪、埋设夹子和挖陷阱。他们还按人参之类的药材。有段时间，他们靠卖皮毛、人参等维生，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因“胡子”土匪和官兵的骚扰，他不得不离开大山，逃到义县谋生。他时常说张作霖跟“胡子”没两样。后来，当我母亲听说张作霖是“抗日英雄”时，她总记起大老李的话。
我母亲的鸟类朋友都归大老李照料，他帮她捉虫子，做鸟食，还带她到郊外游玩。冬天教她溜冰；冰雪融化时，他们去踏青，看清明扫墓；夏天钓鱼、采蘑菇；秋天则去打野兔。
东北的冬季夜晚是漫长的。当窗外北风怒号、冰封大地的时候，大老李总是盘腿坐在炕上，把我母亲放在膝头，给她讲北方深山老林的神话传说。五颜六色的神奇鸟和满树林的奇异花就伴着她进人梦乡。特别是那些妙不可言的人参，它们是胖胖的小孩，挖出来时，你得在上面系一根红绳子拴住，不然，一眨眼工夫它们就会跑得无影无踪。大老李告诉母亲，老虎实际上是很善良的，从不吃人，除非受到威胁。但黑熊很凶残，千万得躲着它。如果不幸碰上，要立刻站住不动，直到它低下头。这是因为熊的前额有一绺卷毛，低头时，卷毛正好遮住它的视线，让他变成“熊瞎子”。这时你就赶紧跑。遇到狼，千万不要跑，因为你不可能跑得比它快。你得面对它站着，两眼盯住它，显得你并不怕它，然后再慢慢退着走开。多年后，大老李的故事居然救了我母亲一命。
我母亲五岁那年，有一天，她正在院子里和她的小动物们玩，夏瑞堂的一大群孙子们围了过来。她发现后想跑，但他们开始推撞她、谩骂她，越来越粗暴。渐渐地，他们把她挤到院子角落的一口枯井旁，只听一声惨叫，我母亲被推了下去，重重跌到底的石砾碎石上。终于有人听到了她的哭喊，叫来了大老李。他扛着梯子跑来，放入井中，爬了下去。此时姥姥也闻声赶来，急得像疯了似的。不一会儿，大老李抱着我母亲爬了上来，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浑身是血口子。姥姥接过我母亲，抱到屋内，夏瑞堂忙为她检查。我母亲有块髋骨摔断了。她至今走路还有些瘸。
夏瑞堂问起事情的经过。我母亲说：“是小六子把我推下去的！”姥姥一听急忙打断她的话，不许她往下说。她同时瞥了丈夫一眼，担心丈夫会难过，因为小六是他最宠爱的孙子。
夏瑞堂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姥姥说：“小六子是阿玛的心尖儿，别惹他，别让阿玛不高兴。”此后一段时间，我母亲被关在房里养伤，而别的孩子完全不理她了。
此事发生后，夏瑞堂就常常去于义羟南面二十五哩的省会锦州，想在那里找份工作。大家庭内的气氛已紧张之极，现在我母亲又险些被置于死地，他决心搬走。这种决定非同小可，在中国，几代人同住被认为是极为荣耀的，有些街道甚至取名“五世同堂”，以表彰某个大家庭。大家庭的破裂被看作是大悲剧，应尽力防止。不过夏瑞堂仍装出愉快的样子，他对姥姥说，以后可以少操点心。我姥姥也大感轻松，虽然她不能显得太高兴。事实上，她一直希望丈夫能搬走。她对冷若冰窖的大家庭已受够了。
夏瑞堂把家产分了，所有的田地和庄园都归大儿子的遗孀，以弥补她丧失之痛；二儿子分到整个中药店；三儿子则分到夏家的住宅。大老李和其他仆人也都一一安顿。他只为自己保留了满清皇帝赏赐给他祖宗的礼品，此外一无所有。他问姥姥介不介意和他过穷日子。姥姥说：“只要有你，有我女儿，喝凉水也是甜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夏家人全聚集在大门外为他们送行。这群人的眼睛都是干的，只有支持这桩婚事的德贵在流泪。我母亲也泪流满面地向大老李道了别。当列车载着他们向锦州出发时，她开始兴奋起来，在车厢里跳上蹦下，不时趴在窗口向外望。这是她自一岁以来首次坐火车。
锦州是“满洲国”九省之一的省会。当时约有十七万居民。它距大海有十哩，靠近长城，四周也像义县那样被城墙环绕着。不过城里的工商业早已十分发达，东面有个规模很大的纺织厂，西北面有两个炼油厂。锦州是重要的铁路枢纽，甚至还有机场。
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入侵东北后，少帅张学良被迫放弃他的大本营沈阳。他带领二十万军队撤到锦州，在这里建立了指挥中心。日本人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经过激烈战斗后攻占有该城。锦州的沦陷是日本占领整个东北的重要一步，也成为美国与日本之间外交的争论点。日本人轰炸了锦州，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最早受空袭的城市之一，入城后，又大肆烧杀掳掠。
夏瑞堂在锦州白手起家时，年已六十六，为了省钱，他租了一间小土屋。小土屋十尺长，八尺宽，位于城外小凌河堤坝下的低洼地，河对岸是大片的高粱地。这里是锦州的贫民区，绝大多数土屋的房主都无力盖上一个像样的屋顶，只能用一块块的波纹状的铁皮捡在上面，再压上大石头以防被频繁的大风吹走。
当他们在十二月份到这里时，褐色的土地已冻得坚硬如石，河水也冰封了。挨到春天，冰雪消融，土屋四周又顿成沼泽。阴沟污水因春暖解冻而散发出阵阵恶臭。到了夏季，此区成了蚊虫大本营，他们常提心吊胆，怕洪水泛滥，因为河水水位高过堤坝外的土屋屋顶，而堤坝已年久失修。我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到时的寒冷，不单是睡觉，任何活动都得在炕上进行。炕几乎占了土屋的整个面积，余下的空间角落只能放个小炉子。三人挤在一张炕上睡觉，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地上挖出一排排相通的坑，四周围着泥巴糊的墙。
新居正对面是一座装饰得耀眼的火神社，前来拜神的人们马匹系在夏家土屋的门口，天暖时，夕阳西下，夏瑞堂爱带着我母亲去河堤上散步，看锦州八大景观之一的“红螺晚照”。他常吟一些古诗给我母亲听。姥姥不能陪他们散步，那时不流行夫妻出双入对，而且，散步对她那双小脚来说，绝非乐事。
他们总有顿没有顿的。在义县时，夏瑞堂拥有的土地足以使全家老少丰衣足食。弩使在日本人强令“出荷”后，他们也不愁没饭吃。现在没了地，收入菲薄，只能是日本人搜刮后剩下什么吃什么。当地生产的粮食有很多被强行运往日本，剩下的大米和小麦，又被日本庞大的驻军拿走，当地居民只能得到一些玉米、高粱，但是这些东西也很少见，主食变成了橡子面，闻起来、吃起来都令人恶心。米、麦只有黑市里有，姥姥就卖薛之珩给她的首饰去买。到吃饭时，她不是说吃过了，就是说不饿，让着丈夫和女儿，等他们吃完后再吃剩下的。后来夏瑞堂发现她卖首饰，就急忙制止她说：“我已上了年纪，不会长命百岁，你们以后还得靠这些首饰过活。”
我姥姥从未如此苦过，但这却是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夏瑞堂爱她，女儿又淳身旁。她也不必遵守那些满族的繁文缛节，小土屋内充满了欢笑声。在漫漫长夜里，她和夏瑞堂常玩纸牌，游戏规则是夏瑞堂输了，姥姥就轻轻打他三下，姥姥输了，夏瑞常则要亲她三次。
姥姥生平第一回有了很多女邻居朋友。虽然他们并不富有，但身为医生的妻子，她受到人们的尊敬。那段蒙受屈辱、蔑视的日子已成过去，如今她是真的自由了。她和朋友们不时在一起玩一种古老的满族游戏——打手皮鼓。一手持鼓，一手拍打，边打、边唱，节奏旋律很简单，几乎可以说随心所欲。唱词内容多是讲述性生活。已婚的讲“感受”，未婚的提问题。由于没有机会受教育，妇女们就利用这种游戏来学习生活知识，也通过歌唱谈论丈夫，交流经历，说些闲言碎语。
姥姥喜欢这类聚会，每每在家练习。她坐在炕上，边打手鼓，边填新词，合着节拍哼，时时停下来揣摩韵律，夏瑞堂也帮着填词凑趣。我母亲太小，姥姥从不带她参加这类游戏，只能在家里看排练。她发现继父和母亲常为所填新词笑得前仰后合，就强扭着母亲要她重说一遍，结果如堕五里雾中，仍是一点不懂。
刚到锦州时，夏瑞常在一家叫“宝春堂”的中药店当坐堂医师，按钟点支薪。由于他医术高明，名气渐渐传开。不久，他就第一次被请到病人家出诊。当天晚上，他回家时，手里拎着一个纸包，向妻子、女儿眨了眨眼，要她们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母亲发现纸包直冒热气直觉是好吃的东西。她冲上前去，迫不及待地扯开纸包。“夹肉烧饼！”她欢呼起来，接着就狼吞虎咽了起来。偶一抬头，看到夏瑞堂正满怀怜爱地注视着她。五十多年后，我母亲仍能清晰记起夏瑞堂的目光。至今她还说，从此再也没有吃过比那天的夹肉烧饼更美味的东西了。 ‘
上门治病对医生很重要，因为病家会直接把钱付给医生本人。病人如果满意，又富有，给医生的报酬就很高。有些病家还会在逢年过节时，置办厚礼送医生。夏瑞常出诊多次后，夏家的境况就明显好转了。
夏瑞堂的名声也开始远播。一天，他被请到省长府上。原来省长太太突然休克。夏瑞堂药到病除，使夫人恢复知觉。这在当时简直就是起死回生。省长激动之余，马上定制一个大匾，亲手写上四个大字：“济世救人”，派人抬着匾，敲锣打鼓穿城游行送到夏瑞堂所在药店。接着，省长又请夏帮另一个忙。他有一位夫人和十二位姨太太，却没有一个为他生孩子的。夏医生给省长、省长太太以及姨太太们均开了药方。不久，竟有好几位怀了孕。事实上，问题出在省长身上。但为了顾全他的面子，结果大家都吃药。此事使省长更加感激不尽，他送给夏医生一个更大的匾，上面仍是他的手书：“送子观音”。从此，夏瑞堂名声日隆，甚至远到四百哩之外的哈尔滨，都有人上门求医。他被誉为“满洲国”四大名医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也就是在锦州一年之后，夏医生和姥姥搬到锦州老南门内通达胡同。新住宅比起小凌河围的土屋不知好多少倍，墙壁是用石头砌成的，光卧室就有三间。他们和另外两家人共用一个大院子，但只有夏家的房子有一道直通院子的门，另外住户必须从外面绕过街头，通过院子大门才能进入。院落里种着柏树和冬青树。还种了些丁香和别的能生长在严冬、生命力强的花。姥姥爱花的天性又在这里施展开了，满园子都是步步高、鸡冠花、菊花、大丽花和风仙花等。
姥姥和夏瑞堂没有孩子。夏瑞堂信奉一种理论，认为人过六十五岁后，就不应让精液外泄了，这对男人的健康极为重要。他从来不生病，每天洗冷水澡，甚至温度降至摄氏零度以下，也不退缩。他不近烟酒，这也是他参加的一个名叫“在理会”的宗教团体的教义。
虽然夏瑞堂本人就是医生，但他不主张吃药，认为健康要靠锻炼。他坚决反对任何照他看来虽治好身体某一部分但却损害另一部分的医疗技术，不轻易用猛药强剂，担心会有副作用。我母亲和姥姥总是背着他偷吃药。有时她们生病时，他请一位是黄教僧的中医师诊病，这个人相信有些病是“邪气”所致，理应由某种特殊的宗教手段来驱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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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很快活。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生活中处处都是温罄。这里既没有姥姥、爷爷家里的紧张气氛，也不用再害怕夏家大小会欺侮她。她还特别巴望过节。过节总有好东西吃、新衣服穿。盼望过节是中国当时一般人的共同心理，那时没有星期日的概念，只有政府官员、学校师生和日本人的工厂才在星期日停止工作，一般人就靠逢年过节稍事休息。因此，向乎每个月都有某种传统节日。
最令母亲朝思暮想的是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前七天，就开始过小年，家家忙着祭灶王爷。“灶王爷”是一幅贴在灶上的画像，随时录人功过，一年一次升天向玉皇大帝禀告。每年腊月二十三日是灶王爷升天之日，人们把这幅画烧掉，表示他升天去见玉皇大帝。烧掉前先摆上供品，一家人向他磕头，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母亲此时的任务是把蜜糖涂在画像的嘴唇上，以免他升天后讲坏话。与灶王爷画像一块烧掉的，还有姥姥用高粱秆扎得活灵活现的小人小马，这是供灶王爷差遣和代步用的。到了除夕夜，才又贴张新像，于是，这位神仙又回来了。
小年一过，就忙着准备大年的食物，把猪、羊、牛肉切成不同形态，磨黄米面和糯米面，准备豆沙包、元宵、馒头和蒸禚。所有食物全放人地窖冻起来，以备大年使用。这时，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以上，等于天然冰箱。
忙到除夕夜，全家人围着火炉，聊天、守岁、吃饺子。半夜十二点一过，鞭炮齐鸣，这是我母亲最兴奋的时刻。她随父母走出房门，按照历书指明的财神爷隆临的方向磕头，全城的人也都磕头。然后，纷纷起身向邻居、朋友互道“恭喜发财”。
正月初一，朝东的窗纸一发白，我母亲就急忙跳下床，穿上新衣服、新裤子、新袜子、新鞋子，由姥姥带着去访亲会友。她向所有的长辈磕头，他们绐她红包，里面装着压岁钱，这是她一年的零花。接下去的十五天中，成人们互相拜访，互祝发财。发财，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当时大家都很穷。即使是夏瑞堂这样的人家也只有在过节时才能敞开肚子吃肉。
正月十五元霄节，喜庆的气氛达到高潮。家家张灯、户户结彩。最热闹的场面是“火神爷”出巡，火神爷的塑像被抬出来游行，告诫大家小心火烛。它浑身“火红”，火红的头发，火红的眉毛，火红的胡须，。火红的关篷，坐在一顶八人大轿上。前面开路的是高跷队、身份歌队、锣鼓队，跟在轿后的狮子舞、龙灯舞、小旱船，一路上浩浩荡荡，热闹非凡。所经之处，富贵人家、大商号都摆上供品香案，祈求它保佐不遭火灾。
姥姥和母亲兴致勃勃地跟着出巡队伍跑。我母亲注意封火神爷沿途任何供品也不拿，就一颠一颠地被抬走了。姥姥告诉她，这叫“心到佛知，上供人吃”。那些穷日子里，我母亲热望过节的最大兴致，就是有好东西吃。对那些充满诗意而不充满食物的节日她则没什么兴趣，姥姥在元宵节猜灯谜，在九九重阳节一家去赏菊，她都不耐烦地等在一旁。
当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到来时，姥姥爱带我母亲去城隍庙看泥塑。这些泥塑望画地狱十殿阎王审判鬼魂的故事，教育人们道德准则。姥姥指着一组“割舌地狱”要我母亲看：一个人被捆在柱头上，舌头被一个模样狰狞的小鬼拉得长长的，另一个小鬼正用刀割他的舌头。姥姥说，这是在惩罚那些生前说谎的人，如果我母亲说了谎，死后也要受这种处罚。这就样，姥姥一路快快乐乐地对我母亲挨个解说那些怕人的形象。但在一组塑像前她却突然闭了嘴，接着我母亲快乐离开。若干年之后，我母亲才知道，那组塑像描绘的是“锯人地狱”：一个再嫁的寡妇正被她的两任丈夫从中间锯成两半，因为她是他们俩共同的财产。在那时日，这种恐怖场面吓坏了不少守寡的妇女，使她们忠贞于已去世的丈夫，不管所谓的忠贞是怎样的悲惨。有的人甚至在被夫家迫令再嫁时自杀。我母亲此时才意识到：姥姥决定再嫁给夏瑞常是多么不容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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