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8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一 “三寸金莲”
嫁给军闽为妾（一九零九-一九三三年）
(接上期)
六年过去了。刚开始时，姥姥还会收到几封信，后来便是音信全无。姥姥的青春活力无处发泄，性生活也无法满足。由于那双小脚，她甚至不能蹁开大步来舒解心中的烦闷，只能绕着庭院蹒跚地一圈圈地走。她盼信，盼得心碎。她一遍又一遍地重温与薛之珩在一起的短暂时光，甚至她的委屈求全和一味顺从似乎也变得很甜蜜。她知道她不过是他的众多姨太太之一，不敢奢望与他厮守终生。但她仍想念他，想得刻骨铭心，因为薛之珩是她摆脱眼前牢狱似生活的唯一机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终于死心了，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薛之珩的玩物，只有在兴之所致时，才会再拣起来玩玩。苦闷和绝望常常搅得她坐卧不宁，逼得她透不过气来。当这种感觉突然翻腾上来时，她会一下子摔到地上，失去知觉，此后的一生中，她经常出现这种休克状况。
六年后的一天，她的丈夫终于出现了。会面完全不像她最初朝思暮想的情景：她热烈地向他献上自己的身心。如今，她只是履行妻子的义务而已。同时，她又惴惴不安，担心仆人会向薛之珩乱告状，幸好什么事也没发生。此时的薛之珩已年过半百，似乎不像过去那么威严得令人生畏。他根本未提及这几年都在哪里，为何去也匆匆，来也突然。她也无心问，她不想被斥为好追根究底，“不守妇道”。
事实上，这段时间薛之珩都住得不远。他时而在天津租界，时而在卢龙公馆，过着平静安闲的隐退生活。他的风光已成为过去，军阀割据势力瓦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一九二八年，日本人暗杀了东北军阀张作霖。随后张学良少帅归顺国民党，东北正式与中国其他部分合并。但国民党并没有在东北建立有效的统治。
和一次一样，薛之珩只住了几天。离开前一天的晚上，他忽然要姥姥和他一起回卢龙住，姥姥的心猛地一沉，思想与大太太和众姨太太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不啻判她无期徒刑。她一边为丈夫捶腿，一边恳求丈夫让她留在父母身边，这是当初他在结婚时慨然允诺的。她委婉地提醒丈夫，母亲的健康欠佳，又刚生了第三个孩子，一个盼望已久的男孩，她理应尽孝道。“无论什么时候老爷光临义县，我都会陪伴您、伺候您。”姥姥轻声细语对丈夫说。第二天，姥姥帮他打点好行装，薛之珩独自离开义县，临行前，就像刚来时一样，他把大把的珠宝金银首饰放在姥姥手上，他相信这是赢得女人心的办法。对于像姥姥这样的人女人来说，首饰是生活的唯一保障。
不久，姥姥发现自己怀孕了。一九三一年春，阴历三月十七，她生下了一个女孩——我的母亲。她马上写信告诉丈夫。薛之珩很快回了信。给我母亲取名为“宝琴”。他要她们母女在身体好一点后尽快到卢龙。
姥姥有了孩子，欣喜若狂，觉得生活有了意义。她把全部的爱和精力都倾注在我母亲身上，这一年是在幸福中度过的。薛之珩虽不断来信要她们母女去卢龙，但每次姥姥总是找一些理由拖延行期。一九三二年夏的一天，一纸电报传来薛之珩病危的消息，令她立刻带女儿去见他。这回她无法拒绝了。
卢龙离义县有二百多哩。姥姥从未出过远门，这趟旅行无疑是件大事。她是小脚，还要带行李、抱小孩。最后她决定带着十四岁的妹妹玉兰同行。
这也是一次冒险。东北此时再度陷于战火之中。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人在逐渐扩张势力之后，发动了对东北的全西侵略。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日本人占领了义县。两个月之后，“满洲国”成立，所占的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东北三省，面积大约是法国和德国领土的总和。日本人宣称“满洲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东京的傀儡政府，溥仪被推到台前，起先他被称作“执政”，到了一九三四年，改称为皇帝。当然，所有的这些国家大事对姥姥并无多大意义，她几乎不与外面的世界接触。普通老百姓从来无法也无权选择统治者，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对许多满人来说，曾是满清皇帝的溥仪是当然的领袖，尽管国民革命已历经二十多年，中国还未有统一的政府来取代帝王统治。在东北，人们还没有“中国公民”的概念。
一九三二年的一个炎热夏日，姥姥和她的妹妹抱着我母亲从义县乘火车经山海关进入华北。火车沿着滨海平原疾驰。数小时之后，停在昌黎站，绿瓦覆顶的建筑看上去像西伯利亚的火车站。
姥姥租了一辆马车，沿着崎岖不平、黄土飞扬的道路行驶了约二十哩路。薛公馆在卢龙县一个叫燕河营的小镇外，这时有清朝时期曾是个规模庞大的军营，皇帝和大臣们经常到此巡视，那条黄泥路也因而称为“御道”。路边是成排笔直的白杨，翠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泛出耀眼的光芒。白杨后面是成片的桃树林。但姥姥无心欣赏两旁的景致，沿途颠簸已使她精疲力尽。此外，她还担心到时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命运。
姥姥第一眼看到薛公馆时，就被它的威严气派所震慑。把守正门的保镖笔立在横卧的石狮旁。正门两侧各有四个系马的石猴、石象。“猴”、“象”与“侯”、“相”谐音，讨个“封倏拜相”的吉利。马车通过外门，一堵高大的白墙迎面而立，绕过白墙便是内门。此墙称作“影壁”，既可挡住来客的视线，让人摸不清公馆内部的陈设，又可防止刺客来袭。
在她们穿过内门后，一位婢女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姥姥身旁，强把她手中的孩子抱过去。另一位婢女则引她进入大太太的起居室。一进到这里，姥姥就得按礼跪下，边叩头边说，“给太太叩头、请安。”姥姥的妹妹不准人内，只能与婢女一样待在起居室外。规矩就是这样：姨太太的家人不算亲戚。当姥姥叩完头后，大太太发话让她起来，并称她为“芳姑娘”，这个称呼马上定了姥姥在家中的地位：“姑娘”比“姨太太”地位还低，只比仆人高一点。
大太太要姥姥坐下。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座位反映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大太太坐在房间的北端，与她的身份相符。和地并排隔着茶桌的一张椅子，是薛之珩的座位。东、西两侧分别排了一排椅子，分属不同等级。姥姥后退走到最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坐下，以表示身份低下和谦恭。大太太要她往前挪一点，以示宽厚仁慈。
待姥姥坐定，大太太说，从现在起，姥姥的女儿就算大太太本人的亲生女儿了，应称大太太为“妈妈”，改叫姥姥为“姨娘”姥姥要把女儿看着薛公馆的小女主人，举止也要与身份相符。
婢女引姥姥退出房时，姥姥埋着头，强忍住泪水，回到自己的房间才放声大哭。当她被唤去见薛之珩的二姨太时，眼圈仍是红肿的。二姨太长得十分俊俏，是薛之珩的宠妾，负责管理公馆的大小事务。出乎姥姥意外的是，二姨太很同情弛，但姥姥不敢完全信任她，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还是处处小心为是。
直到这天晚上，她才被带去见丈夫，这次准她带上女儿。薛之珩躺在一后暖炕上，两上不知是姨太太还是婢女的人跪在两边为他捶腿、按摩腹部，他双眼紧闭，脸色死灰。姥姥俯身轻轻唤他。他微微张开双眼，免强挤出笑容，姥姥把女儿抱到他眼前说，“家琴来了。”薛之珩费了很大的劲，才抖索地伸出手来扶摸婴儿的头说，”宝琴像你，长得好俊！“说罢又合上了眼。
姥姥连连呼唤他，但他双眼未再睁开。可以看出，他已是病人膏肓，活不了多久了。姥姥紧紧接住女儿。大太太就在身后，不耐烦地扯扯姥姥袖子，催促她离开。她刚踏出门，大太太就唤人抱走了我母亲，并告诫姥姥，不得经常到此打扰薛之珩，只能呆在自己房中，听候召唤。
姥姥心里充满了恐慌。她在薛家一点地位也没有，一旦薛之珩去世，她和女儿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大太太手中。只要大太太愿意，可以把她送给富人作妾，或卖进妓院为娼——这类事在当时相当普遍。姥姥也将永远无法与女儿团娶。
姥姥明白现在只有一条路——尽快逃走。她慢慢控制住自己，开始观察公馆内的环境。薛公馆由许多院落组成，四周的围墙极高。花园的设计是出于安全而非美滨考虑：院内有几棵柏树、一些白桦和李树，但没有一棵靠近院墙，连大一点的灌木丛也没有，使刺客盗贼无可乘之机。花园的两道旁门都加了锁，大前门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保镖守卫。
段有大太太的准许，姥姥不能踏出她住的小院一步。每天只准她和别的妾一道参见病得不省人事的薛之珩。当她按顺序到薛之珩的炕着请安时，口里总是要喃喃地说，“给老爷请安。”
她逐渐对薛家有了进一步了解。她发现二姨太不仅对她很同情，还命令仆人好好伺候她，使她的日子较好过多了。在这样的大家族中，仆人的态度视服侍对象的地位而定。他们对受宠者摇尾乞怜，对失势者则落井下石。二姨太也有一个女儿，比我母亲大一点。这是两位妇女同命相连的一条纽带，也是她们博得薛之珩欢心的原因之一。薛之珩只有这两个女儿。
一个多月后，她们两人成了好龙，姥姥向二姨太表露了出逃的愿望。经过一番商议，姥姥去见大太太，提出要回义县取一些衣服，大太太准了。但当姥姥问她是否可以带女儿回去向外公、外婆告别时，她拒绝了。薛家的血脉不能离开这座公馆。
于是姥姥只身上路到了昌黎车站，等送她的人打道回府后，她便从聚集在车站四周觅活干的人群里挑出两位精壮的马夫。等到入夜后，姥姥坐在马上，由一位马夫牵着缰绳在前引路，三人一路疾行返回卢龙，直奔薛公馆花园旁门。姥姥发出预先讲好的信号，虽然等待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她却感觉仿佛过了好几个钟头。终于门开了，玉兰抱者我母亲出现在月光下。门的钥匙是二姨太打开的，她事后用利斧劈破了门，使它看上去像是毁门逃走一般。
姥姥没敢多搂一搂女儿，就和妹妹分别骑上马，我母亲由一位马夫背着，一行人迅速消失在黑夜中。拂晓时分，赶到了昌黎车站。在薛公馆的人发现她们逃走时，她们已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回到义县，一下火车站姥姥就倒在地，半天无法动弹。
虽然离开了薛家，姥姥仍不敢带女儿回她的住宅，怕惊动仆人去告密。于是她请一位老同学帮忙，把女儿藏起来，这位朋友和公公一起住，她的公公是一位姓夏的满族医生。出了名的习慈仗义，他同情姥姥的遭遇。
姥姥知道，她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姨太太，薛家不可能派出人来追她回去。要紧舶是我母亲，薛家的血脉。于是她发了一封电报回卢龙，说女儿已在火车上染病身亡。她心烦意乱地等待回音，时而觉得薛家会相信她所编造的说词，时而又感到这种说词太容易被人识破，薛家会派人到义县捉拿她们母女。最后她安慰自己：在一家之长快要去世的当儿，薛家要忙的事太多，没法分心管她们母女。再说，薛家的人很可能会认为没有我母亲去分遗产更好。
姥姥一旦觉得薛家已打算放过她了，便抱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家里，过着静悄悄的生活。她甚至不再害怕仆人，因为她知道丈夫不会再来了。卢龙方面一直到一九三三年秋才来了一封电报告知薛之珩病逝的消息，要她马上回卢龙参加葬礼。
薛之珩是九月在天津去世的。他的遗体盛殓在生漆漆成的棺材中，覆盖上大红绣花绸缎。另有两付桉木陪葬：一付装饰铺陈与薛之珩棺木相似，装着一个姨太太的尸体，她是吞鸦片殉夫的，这在当时是极为贞节的表现。直系军阉吴佩孚为此题了一个块匾挂到薛公馆门上：贞节烈妇董氏嫂。另一副装着另一位姨太太的尸体。她是在两年前死于伤寒，此次尸体重被挖出来，与薛之珩合葬。她的棺木简陋，无漆，也无绸缎装饰，因为她是死于可怕的疾病，被认为不吉利。每副棺木内均满注水银，填充木炭防腐，尸体口含珍珠，以防朽镇邪。
薛之珩与两位姨太太合葬在一个坟墓里，按风俗，他的妻妾死后也将归葬于此。出殡时，最重要的是打招魂幡，本应由死者的儿子执行，但薛之珩无子，大太太决定过继他十岁的侄儿完成这一重任。这个男孩的另一项职责，是在钉死棺木盖时，跪在棺木旁高嘁，“躲钉躲钉！”据说如无人喊叫的话，死者就会被钉棺材的钉子伤害。坟地早已由薛之珩本人选定，优美、肃静，背靠群山，面临溪水，风水很好，叫作“背后有靠，面前有照”。
不过姥姥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她没有理会薛家的电报，没有去参加葬礼。结果薛家当铺总管不再送生活费来。过了一个星期，姥姥的父母收到薛大太太信，她转达了薛之珩的临终遗言：放姥姥离开薛家。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开明的决定，我姥姥简直不敢相信她会有如此好运。就这样，在二十四岁那年，她自由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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