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5日讯】编者按：本文原文于2011年12月5日发表在《The Weekly Standard》上。作者伊森‧古特曼（Ethan Gutmann），“捍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失去新中国：美国人在中国经商、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书的作者。2012年9月1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 “中共摘取宗教和政治异见人士器官”听证会，伊森‧古特曼作为证人之一，在国会上作证发言。以下是全文直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自刑场的见证
要搞明白今天在封闭的中国西北所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得追溯到十年以前，甚至更久。
1991年，一个多云的秋天，一辆改装成临时手术车的小型面包车，载着一个小型医疗队和一位刚开始在中山医学院工作的年轻内科大夫，行驶到广州南郊的一个山坡上。在推土机推平的空地上停下后，他们发现几辆类似的面包车，白色，干净，茶色车窗，车侧面印有显眼的红十字。警察要求医疗队为安全起见留在车里。确实，仅从车窗望去，看到一行行新挖或填过的坑，便可以猜到这个山坡做为行刑的场所已经有许多年了。
36个被处决的囚犯所对应的72个肾脏及角膜将被当地医院瓜分。每辆面包车里都有手脚利落的手术师，在15～30分钟内完成摘除工作。之后驶回医院，在六小时之内进行移植。没有什么特别或试验的因素，处决可能会伤及心脏。
随着过去十年中国医学的迅速发展，曾经被视为废料的器官现在也不会被浪费。虽然公众不太知道，但是医学院教学时，教授告诉学生，一些穷凶恶极的罪犯，志愿捐献器官作为最后的忏悔。
第一批枪声一落，车门迅速打开，两个在警服外套着白大褂的人将一具头和脚还在轻微抽搐的“尸体”抬上车。正如年轻大夫所料，枪打在右胸上。当第三号“尸体”被放下后，医生开始着手工作。
男，40岁上下，汉族。其他的器官估计会卖给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但是据医生之前看过的资料，囚犯的肾脏将移植给一个组织配型合适的50岁中国男子。如果不做移植，那个人可能活不了多久。移植以后，他会奇迹般地从病床上起来，继续过大约25年正常的生活。到2016年的时候，随着中国抗组织排斥药物的发展，理论上可以换肝、肺和心，大概又可以给那个人买10到15年的时间。
第三号尸体没有特别的标志，只是颈部有一圈紫色的勒伤。医生认出这个标志。有的时候，警察会用金属丝勒紧囚犯的喉咙以免其在法庭上喧哗。医生琢磨，也许警察不想让这个囚犯发声是因为他是个疯狂的杀人犯、暴徒或神经错乱。中国的刑罚系统如同绞肉机，大批处决顽固的罪犯。是的，年轻的医生知道摘取器官不对。不论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能让囚犯安息才比较人道。不过，他的手术和产科医生的有什么不同呢？器官摘取如同重生，像抗生素或激素一样是重大的医学进步。他想，也许他们不想让他说话是因为他是政治犯。
19年后，在欧洲一个安全的地方，医生讲出了他的疑惑。他要求我对他的身份保密。中国医学权威承认绝大多数器官供体来自死囚犯。但是，即便在逃亡中，来自中国的大夫通常也不会说自己参与器官移植。因为一旦提起，就会涉及国际医学权威们试图回避的话题，不是中共快速增长的死刑处决率或对犯人器官的攫取，而是中共系统的灭绝宗教和政治犯。
过去两年我所接触的维族人，警察、医生、保安人员，分散在两个洲，虽然医生担心自己的家人或前途，还是通过翻译告诉我一些零散的信息。他们知道自己的事业、家人乃至生命面临威胁。他们的见证揭露了一个罪恶的程序，不仅是从活体器官中谋取丰厚的利益，而是揭发了一个更广泛的罪恶暴行的源头。
新疆长期以来就被非法当作中共的实验室。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罗布泊试验原子弹 ，造成新疆省会乌鲁木齐的癌症患者人数迅速增加。近年来在塔里木沙漠修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改营，估计可以关押5万名维族人、顽固份子及法轮功修炼者。活摘政治犯器官的案例，新疆更是这类事件的起点和基地。
维族公安﹕“来自地狱般的叫声”
1989年，刚过20岁的尼加特‧阿布德睿伊姆（Nijat Abdureyimu）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公安局第一分局工作。所谓的公安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一切对中共可能的威胁。尼加特是最初几个加入汉族占多数的公安系统的维族人。他的任务是在对维族人，尤其是高规格维族人的审讯中，充当好警察。我第一次遇见尼加特是在罗马郊外的一个拥挤的难民营里，他瘦削、消沉、高度警觉。尼加特解释说他很清楚他的汉族同僚时时在监视他的行动。不过尼加特投其所好，扮演一位总是面带朴实笑容的小兄弟。
到1994年，尼加特已经打入了政府的各个秘密堡垒，如拘留所、刑讯室、处决地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目睹酷刑折磨，死刑处决，甚至一起强奸。出自职业本能的好奇，他向一位从处决场所摇着头回来的汉族同僚打听。据他的同僚说，现在的常规做法是将没有用的尸体踢到沟里，把有用的尸体抬到器官摘取车上。但是他听到车里传来动静，似乎是一个人的惨叫。
尼加特记得自己问道：“人还活着吗？什么样的叫声？”
“来自地狱般的叫声。”
尼加特耸耸肩，这个部门他见过的草率行事的事件比比皆是。
几个月后，三个死刑犯要被从拘留所运到处决地。尼加特和其中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成为朋友。尼加特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年轻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问道：“你们为什么给我打针﹖”
尼加特没有给他打针，医务主任打的针。因为医务主任和一些警察在看着他们，尼加特顺口编道：“是让你在挨枪子的时候不会觉得痛。”
年轻人虚弱的露出笑容。尼加特意识到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他的表情，在行刑后问医务主任：“你为什么给他打针？”
“尼加特，如果你能调到其它部门，你就尽快离开吧。”
“你是什么意思？大夫，你到底给他打了什么针？”
“尼加特，你有信仰吗？”
“有。你呢？”
“那是血液抗凝药，尼加特。也许我们都要下地狱。”
15年前的回忆 外科医生﹕“我杀了人”
我第一次遇到安甫‧陶提 （Enver Tohti）是通过伦敦一个非正式的维族关系网，他慈眉善目，声音柔和，略带沙哑。我当初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住在公房的流亡者。不过，安甫有个秘密。
他的故事始于1995年六月的一个周二，当时他在乌鲁木齐医院担任外科手术师。安甫记得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主任外科大夫，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对话。“安甫，我们要去做件很刺激的事情。你有没有在野外做过手术？”
“没有。你需要我做什么？”
“准备一个机动车流动小组，要一辆救护车。明天早上九点每个人到外面集合。”
在晴朗无云的周三早上，安甫带领两个助手和一个麻醉师，坐着救护车跟在主任外科大夫的车后，出了乌鲁木齐朝西开去。救护车里洋溢着郊游野餐的气氛，直到他们发现到了西山警区，一个专门处决政治犯的地方。
主任外科大夫的车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下的土路上停下来，他回来对安甫说：
“你听到枪响后，开到山那边去。”
“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到这儿吗？”
“安甫，如果你不想知道就别问。”
“我想知道。”
“不，你不想知道。”
主任外科大夫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回到车里。安甫看到小山那边似乎有荷枪实弹的警察。还有一些普通人在周围。安甫半开玩笑地和同伴说也许是收尸、付子弹费的家人，同伴的玩笑更加荒唐，大家都想打破紧张的气氛。接着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对空发射的，于是他们把车开到行刑场地。
安甫紧跟着主任大夫的车，由于怕打滑，他没有太注意周围的情况。大概有十个或许二十个尸体躺在山脚下，武装警察看到救护车，挥手招呼他们过去。
“这个。就是这个。”
趴在血泊中的是一个男子，大约三十岁，穿一身海军蓝的衣服。所有的犯人都被剃了头，只有这个人留着长发。
“是他，我们要给他动手术。”
“我们为什么要动手术？”安甫抗议道，触摸着那个人的颈动脉。“得了吧，这个人已经死了。”安甫身体发僵，纠正道，“没有，他还没死。”
“快动手，取肝脏和肾脏。马上！快！动作快！”
随着主任大夫的指令，大家把“尸体”搬到救护车上。安甫感到自己在麻木的操作，剪开衣服，把肢体固定在桌上，开膛破腹。他努力按照常规做事，消毒，尽量减少暴露，画上切口。安甫疑惑地看了主任大夫一眼，“不用麻药？”主任大夫说：“不用生命供给。”
麻醉师叉着手站在边上，像无知的农夫，安甫心想。安甫冲他嚷道：“你不能做点什么吗？”
“我能做什么呢，安甫？他已经没有知觉，如果你下刀，他不会有反应。”
但是“尸体”有反应。当安甫的手术刀切入的时候，那个人的胸部抽搐痉挛，蜷缩起来。安甫这时候极度恐慌，转向主任大夫：“我需要切多深？”
“你尽量切宽切深。我们得赶时间。”
安甫动作利落，也不用夹子，直接用右手切，用左手把肌肉和软组织拨到一边，只有在确定自己把肾脏和肝脏切割干净的时候才慢下来。安甫做了外部缝合，这样“尸体”看上去稍微像样些。内部缝合已经没什么必要了。即便在安甫把那个人重新缝合起来的时候，他感觉那人还活着。我杀了人，安甫内心痛苦地呐喊。他不敢再看那张面孔，就像杀人犯不愿意再看受害人一样。医疗队默默无声地开车回乌鲁木齐。
周四，主任大夫找到安甫，说道：“所以，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昨天一切正常，对吧？”
安甫回答﹕是。他花了很多年才明白活体供体被受体排斥的概率低。除了最初那个痛苦的痉挛，或许打在胸膛的那粒子弹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安甫尽力为犯人把外部缝合做好。他在15年后才讲出那个周三发生的事情。
拘留所闹鬼 因为“冤死了太多人”
对尼加特而言，直到1996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适值午夜，牢房的灯熄了很久。尼加特和医务主任在拘留所的值班室逗留。在谈话中断一下以后，医务主任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尼加特那地方是不是闹鬼。
“到晚上的时候感觉很奇怪。”尼加特回答。
“你为什么那么觉得？”
“因为这里杀了太多人，冤死了太多人。”
尼加特终于明白了，抗凝剂以及每次从行刑地回来后的好吃好喝。牢房里的便衣警察劝说犯人签名授权捐献器官给国家。现在医务主任全都承认了：那些文件都是真的。只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些囚犯被解剖的时候还是活的。
“尼加特，我们真的会下地狱。”
尼加特点点头，拉开啤酒瓶，没有笑容。
稽毒警察﹕政治犯处决地出现“器官摘取特别医护车”
1997年2月2日，巴提亚‧甚姆西丁（Bahtiyar Shemshidin）开始怀疑自己只是个名义上的警察。两年前，伊宁西城公安局招收巴提亚进入反毒品支队。巴提亚非常适合这个职位，他高大、英俊、透露出有权威的维族人气质。巴提亚最终到加拿大寻找自由，但是他对自己最初的理想记忆犹新。那时候，巴提亚不把自己当成是汉族的合作者，而是一个紧急救援者。
几年来，海洛因在伊宁的社区泛滥，如同中世纪的瘟疫，放倒年轻的维族人。可是在内部，巴提亚迅速意识到汉族海洛因贩子如果不是被当局纵容，也是被当局悄悄保护的。招募他其实是诱饵和机关。他的汉族上司不派他去稽查毒贩，却让他去调查麦西热甫。麦西热甫是一种传统的维族聚会，鼓励清洁的生活方式、运动及维族音乐和舞蹈。如果麦西热甫如同传统中药那样昌盛，抵制鸦片的入侵，汉族统治者就会将其视为对政权的“特种”攻击。
1997年1月初，开斋节之夜，整个伊宁警署的所有维族及汉族警员被要求上缴枪支做检查。大概一个月后，武器被还回来。但是巴提亚的枪被扣下。巴提亚找到管供给的汉族官员询问，被告知“你的枪有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那个官员耸耸肩，看了一下自己的名单，然后抬头盯着巴提亚：“你可以走了。”
那天结束之前，巴提亚发现，所有的汉族警员都有枪，所有维族警员的枪都有问题。
三天后，巴提亚明白为什么了。二月五日，大约一千维族人聚集在伊宁市中心。前一天，汉族统治者逮捕了六名妇女，都是穆斯林老师，都是麦西热甫的参与者。据说她们都被酷刑折磨。年轻的维族男子们在集会的时候没有穿厚重的冬装，以示自己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然而，不知道是否预先计划好了，汉族警察向抗议者开枪。
伊宁事件的死伤人数至今不明。巴提亚记得内部警察估计约有400人丧生，但是他没看到。所有的维族警察被送到当地监狱“拷问犯人”，在整个事件当中被关在那里。不过，巴提亚确实看到大量维族人被运到监狱，光着身子被扔在雪地上，有些人在流血，有些人受了内伤。伊宁的主要维族诊所被勒令停业，汉族特警逮捕了十名大夫，破坏了诊所的救护车。四月末，被捕的人数激增，监狱人满为患，维族政治犯每天被挑一些处决。四月二十四日，巴提亚的同事亲眼看到八个政治犯被杀。让他们惊讶的是当时有 “器官摘取特别医护车”及医生在场。
伊宁护士﹕活摘一抗议者的健康肾脏，卖给被打伤的另一抗议者
在欧洲，我和一个曾经在伊宁事件之后在伊宁一家大医院工作的护士谈过话。她很紧张地要求我不要提供任何有关她个人的细节。她告诉我当时医院被禁止处理任何受伤的维族抗议者。一名给伤者臂膀打绷带的医生被判15年徒刑，另一位救护伤者的医生被判20年。医护人员被告知：“如果你给他们治疗，你们的下场也是一样。”汉族和维族医护人员间的隔阂急剧加深。
汉族医生宁愿让自己的处方堆积着，也不给维族大夫药房的钥匙。维族病人的药量只有正常的一半。虽然法律允许，但是如果维族夫妇有了第二个孩子，这位护士发现汉族妇产科大夫会给孩子打一针“抗生素”，她不记得哪个汉族婴儿要打这样的针。三天内，孩子会发紫死掉。汉族大夫通常告诉维族母亲：“你的孩子太虚弱，承受不了药性。”
伊宁事件后不久，一名年轻维族抗议者的尸体被从一家军队医院运回家。可能腹部的伤口缝合是尸检的结果，但是激起了又一轮抗议。之后，所有的尸体被裹起来在枪杀处决地就地掩埋。汉族士兵在墓地巡逻，其中一个墓地距离现在的乌鲁木齐机场不远。
六月份，这名护士接到一个新案例。一名年轻的维族抗议者被捕后被打得很惨，他的家人交了钱把他赎回来，发现他的肾脏严重受损。他的家人被告知到乌鲁木齐一家汉族军队医院就诊，医生这样告诉他们，一个肾脏需要三万人民币（折合4,700美元）。肾脏保证是健康的，因为供体是一名21岁的维族男性，与他们的孩子一样。护士后来得知“供体”原来也是一名抗议者。
年轻医生被告知 摘取政治犯器官是正常的
1997年早秋，一名年轻的维族医生，我们姑且称他为穆拉特（Murat），刚结束新疆乡下的血液测试工作巡回，将在乌鲁木齐一家大医院里开始医生生涯。两年后，他开始计划出逃欧洲。几年后，我在欧洲遇见他。
一天，穆拉特的导师悄悄告诉他，五个汉族大人物，党政官员，到医院就诊，器官有些问题。现在他给穆拉特分配任务：“到乌鲁木齐监狱，政治犯部门，不是刑事犯部门，做血液测试。取小量血样，测血型。你就做这些就可以了。”
“组织配型呢？”
“现在先不考虑那些，穆拉特。我们之后再考虑。现在就测血型。”
抓着授权书，在另一位助手陪同下，文弱、满是书生气的穆拉特发现自己面对15个魁梧的维族硬汉，年纪在25岁到30岁之间。第一个囚犯坐下看到针管的时候，恳切地说：“你和我一样是维族人，为什么要害我？”
“我没有要害你。我是要采血。”听到“血”字，秩序一下混乱起来。那些人怒吼跺脚，警卫咆哮着把他们拉回队列中。那个囚犯尖叫自己是无辜的。汉族警卫抓着他的脖子，用力掐。
“是为了你的健康，”穆拉特平静地说，他突然意识到医院工作人员也许正在监视他，看他是否心生恻隐。“这个是健康检查”，穆拉特在抽血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穆拉特回到医院后，问他的导师，“这些囚犯都被判死刑了吗？”“是，穆拉特， 是。别再问了。他们是坏人，国家的敌人。”
不过穆拉特还是一直问问题，随着时间的进展，他逐渐了解到整个安排。一旦找到合适的血型，他们再进行组织配型。之后那个政治犯会在右胸口吃个子弹。穆拉特的导师会到行刑场地去配血型。那些官员会得到器官，从病床上起来，出院。
六个月后，接近伊宁周年庆的时候，五个新的官员住进医院。导师告诉穆拉特到监狱政治犯部去取血。这次，穆拉特被告知取政治犯的器官是正常的。是日益增长的出口交易，流量很大。军队医院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1999年上半年，穆拉特没有再听说摘取政治犯器官的事情。也许这样的事情被终止了，他想。可是新疆程序被广泛传播。
2008年奥运前 约6万5千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1999年底，毛以后中共公安最大规模的镇压活动——灭绝法轮功，远远超过了对维族的镇压。据我估计，多达300万法轮功修炼人被劳教、劳改。在2008年奥运会前，有大约6万5千人在心脏还跳动着的时候被活摘器官。还有一些家庭教会基督徒及西藏人遭遇相同的命运，具体数字不清楚，但会小很多。
中共有针对性的消灭特殊群体
与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这个数字也许不算什么，所以让我们认清这一点：中国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是一个快捷的解决方案。有些人会指出，中共医疗系统最近的发言承认广为人知的事实，即中国的医疗环境并不是完全道德的，说明问题有了起色。外国投资人推测中国会最终在某一天，或者已经废除活摘器官，转向利润更丰厚的药物及临床试验工业。虽然这样的说法令人欣慰，问题是，许多报告，甚至一些来自一年前的报告，揭示中国并没有废弃新疆程序。
2009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血腥的维汉冲突。当局出动军队到省会，赶走西方记者，关闭互联网，在后来的六个月里，悄悄地，大多时候在夜间，把数以千计的维族男子抓起来。根据被抓的维族人透露的消息，一些犯人被拉去做体检，目的在于评估其器官用于买卖是否健康。信号也许不明显，但是是一致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国，一个快速成长的超级大国，不仅在践踏人权，这个不是新闻，而且，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滥用人们最信任的医疗领域知识，执行用人权法律术语所称的“针对性的消灭特殊群体”。
希望每个国家都能明白事件的缘起及是非曲直
然而，当尼加特坐在瑞士纳沙泰尔难民署，等候哪个国家给他难民身份的时候，他告诉我真相。他也告诉别的人真相。可是在一个急着不与中国对立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要听他的陈述。安甫参加了下议院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人权的研讨会。当国会议员征询听众提问时，安甫站起来发言，第一次，表示自己杀了人。我做了笔记，但是没有一个英国议员或他们的工作人员记下安甫的联系电话。
暗示很明显，维族人需要依靠自己的决断来解决问题。1,300万维族人，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绝望。他们也许会武力抗争，也许会打仗。当那天来到的时候，当全球的政治家要求北京对话的时候，希望每个国家能明白事件的缘起及是非曲直。对我来说，如果我的犹太姓氏告诉我什么的话，那就是：虽然不能完全为死者报仇，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接受被无尽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