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4日讯】一个杰出的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现象。马建的《拉面者》使萧条的汉语文坛看到一片绿茵，这种内在的坚持与进取，像鱼刺在鱼肝油肉中发育，壮大着海。
“拉面”：综合与秩序
拉面，是中国西北民间的一种手工制作面条（它预示着民间智慧，又是生命化的技艺）；马建的《拉面者》，是手法的寓意，与克菲夫•贝尔所指称的“有意味的形式”类似，但马建在化身为“拉面者”的同时，正像卡西尔指出的那样：“并不追究事物的性质或原因，而是以事物形式的再现。但这决不是对我们已有的某种东西的简单复制。它是名副其实的发现。”（卡西雨《人论》）。
在马建的艺术隐奥中，暗含着后现代小说的指+，即小说作为艺术的本性决不在于摹仿客观对象或提示它的功利属性，而是发现客观对象的形式。这无疑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拉面”的寓意在于现实作为一种被粉碎的幻象，或是风马牛不能相及的断片，作家以其统摄力，使之聚合，混成大+，反复柔和，“一生二，二生万”，在千丝万缕中理出有序，这恰恰又是一个解构过程，对称的即是对抗的，叙事本身成为一个消解的事实，以着力于对不同层次的经验进行开放。
概括地说，马建的“拉面者”在本世纪最长的小说艺术拓展中有效地综合了后现代手法，并有机地将这些手法运作于他的发现里，这些发现是：
A：作为形式的语言的发现／这一发现呈示了“拉面者”的语言是与人类本体的生存和发展乳血交融的另一种现实，也是对暴力语言的颠覆。
B：作为形式的人物的发现／消解了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真实幻觉”，将人物形色恢复为生活现象的普象，而不是人为凸现的某种形象，这些“人物”生存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社会上，因而具有美学上积极的接受意义。
Ｃ：人微言轻形式的情节的发现／冷静地排斥了主观干预，完整地将思想、情感、媒介、形象及其它体现小说艺术本质的成分融进符合文学本性的时间秩序之中，从而具备最大可能的有机性、综合性和整体性，总之，是一种生命形式的发现。
Ｄ：作为形式的结构的发现／这是一个迷离的鼠像迷宫，“专业作者”和“血客”充当了导游，而一经他们开口解说，旋即又成为+像，“读者”和“作者”始终是冷静的旁观者，他们在括号的变身符中，免于被+化，因而可以调侃，评价。（在文体意义上突破了文类限制），而空间呈列的各种“者”们，其实是此一空间与彼一空间的多重映现，互相包容而缠绕，形成非边续性的关联，非秩序化的有序；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最后都在语言链条的滑动下，自动消解掉。
当然，从阐释学角度，阅读有时即歧读，而愈是内涵丰富的文本，便愈具歧读的可能，而批语，则要求进入文本分析，面对“拉面者”，这将是痛苦的，。正像马克斯•韦伯所言“我要知道我能忍受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我要看看这个世界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直面这种腐败。”然而，这亦是愉悦的，在这一意义形态之上的神话中，任何北阐释者都会从发现中发现，并对怀疑发生怀疑，因为这全部的语符都是发自灵魂的听不见的器声，它潜藏着人类末日的巨大预兆，一种与人们通常想像的事物绝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欲望。
维特根斯坦说：“在艺术上，说这样的话是困难的：什么都别说。”
但老先生为何又说：“一个痛苦的整体包含在这些言词之中。”
尴尬的精神之淫
专业作者，在文本事实中，是一个普象，是大陆知识分子的基本原型，只能在活（Live）的层次中奔突，这是他的居用之能，而灵魂中仍然承袭着传统中国文人的那种“修齐治平”的伦理精神，在存在（Being）的层次上，他几乎是百无一能，甚至靠嗅闻邻家的肉味，满足对食物的渴求。“上个星期我认为是痛苦，去年我认为是悲剧。今天我认为生活是麻烦，明天我可能就真的厌倦，如果我再写不出他们的话。”这种箴言式的道白，隐含着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像“草民”一样承受物质的贫乏，承受的同时又体恤到“草民”的悲哀，另一方面，又渴望超+工具的役使，更不屑于血客的那种实用人生，这使他陷入双重尴尬，一个精神阿Q或一个物欲的奴隶，这双重的不自觉的失落既来自一个被抽空了价值系统，又出于自身苍白的枯萎的生命血液系统，与此形成对应的血客，其实正好是他的另一重隐身人格，血客所奉献的，是专业作者已丧失的；专业作者所唾弃的，恰是血客所倾心的。在专业作者脑里，似有某种理想（如写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有固执的追求（如改变贫困的窘境）；但在现实中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而血客们付诸了行动，献出他不竭的血（虽然有时是水），但看不到意义，也只能留滞在酒肉的满足中。这样就可以形成如下的规律：
在这些组合关系中价值和非价值是同一的，价值标准本身是一个负值，因而是零度的抵消，如果没有正常的价值又何以为之奋斗，而又有对形而上的价值需要时，人们便选择虚无的价值。
在马建作品文本中，深刻准确地用“空中塑料袋”这个富于创造性的意象，将人生的悬浮状态抛现在我们眼前，那便是历史将寻找的“时代精神”符号。
这一意象符号在以后的章节中+般闪现，如同梦魇帝国的落日，+视+生，君临万物，凌驾一切。
而血客，作为毕生中的一个零度介入者，以近乎揶榆模仿的口气（他借用了“拉面者”的叙述方式），向读者展列那些不断被抛入的设计。
这是消解过程听陶醉，尴尬的精神之淫。
阳极中的阴涵或荒谬的胜利
陶醉是唯一的。它是荒谬永恒的表情。
当我们听到焚尸炉烧的铁门铿然关上的一瞬间，，不懂亲情逻辑化为烟尘，而且连老弗洛依德也被一同输送出去。
这个正常出现在形事犯罪案中的案例，在马建的理性观照下，进一步向人性的深渊挖掘。他的笔尖并没停留在抽象判断人性的或善或恶，而是抓住扭曲人性的根系，徒荒谬的社会文化深层中猛然拽出来，如握住一条毒涎喷溢的蛇，沉着地向世人展示。
在此叙事模式中，还有崭新的社会和人性的太极观，假设某一特定社会文化为一大极；人性为善恶并存的阳极和阴极；阳极（善）中的阴涵（恶）象征进步（技术上的）带来的人性堕落，而阴极（恶）中的阳涵（善）则像征反动所扼制的“终极精神之存在”。（佛教的理义也认为，生命中是善恶并存的，甚至在佛本身这一超人格中，也含有善恶。）那么，符合人性中善一面发展的社会文化，必然是尊重人，使之自由发展，而精神发展单一的社会，则逆向进动，这样阴极中的阳涵就变为阴涵，如加中缪喜观说的：荒谬的胜利。
总之，社会犯罪亦即国家犯罪，社会文化既然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那么每一技术力量都可以使用于善恶双方。在马建的文本事实中，母与子的正常亲情被社会共化为狱吏和囚犯的互为牵制的链锁，生死、善恶膨胀为同一，人成其为非人（像T•S艾略特的空心人），有却无情，没心没肝，整个世界淫浸在殓装后的陶醉中。“灭难本身就是生命，困苦是理所当然的。”死亡在那里是各种身份的人摆脱苦难的唯一途径。因而“就变得充满诱惑”。因而就“陶醉”。
作家在这一章中，设置了一个临界点（焚尸炉），死亡的权力无限，唯其死亡本身是民主的，平等的。
在同一的巨大死亡背景下，人物动机是不可理喻的，自我心态变化也消除了一致性，古怪、平凡，又具突变性，这是中国的后现代，我们在那些污秽的文化践迹，音乐磁带，人名和句子，宣传书、遗嘱、身份证、电费单、国库券的搜集拼合中，被激发出奇妙而复+的反馈，有它独有的功能和意味。
“我说的是点书技巧，诸位从中得到的不是黄蓝混和和从视觉上的绿，而是融合在一起的意义，你可以从词组的随便拼合中得到意义。”巴瑟姆如是说。
美的自虐或死亡游戏
加缪说：只有一个哲学问题是严肃的，那就是自杀。
在基督教文明中，自杀是对上帝的亵渎，因为死亡的权限在上帝手中；佛教承认神性是宇宙生命力本身，因此，对于保持生命的尊敬而自杀的动机，便认为是一种“恶”；在儒教那里，杀身以成仁，则成为义务；而日本的武士道，自杀成了一种高级德行而受到赞誉。
马建在《拉面者》中，用较长的篇幅表现了一位女剧作家（兼演员）的自杀。这种自杀，与其说是神经分裂所致，不如说是美对自由的选择。美在此空间不过是人类对物象的虚构。虚构的能力表现了人（人微言轻类的存在物）对未知的渴望。而当美的事物（如爱恋、青年、交媾等）仅仅充替为社会的物化和初主宰者，它们就难以复原到本质性的状态，它们的真元被周围的虚妄吮吸一空，剩下徒具的肉壳，这肉壳在欲望的操纵下自行表演。
另一层意味的分离则是：这种谎谬的表演实质上是那个叫苏苏的女子对生活的反抗，也包括对自身的反抗，从畏缩惧开始到厌烦，直到她不知是在扮演任何角色。自杀，纯粹以游戏形式表现了她潜意识中的受虐欲和自虐欲，美的脆弱的，她在尘世中永远不可能得到庇佑，就连美自身也在不断占有自身中消耗殆尽，这就构成了马建智性的高度：自由是以美的+牲为代价的。他这样暗喻出美对自由的终极关切。
她的自杀因而+得到如此自足，如此无动于衷，甚至那些精于纪经门标们的经理，那些芸芸的眼睛都变成了这一+条的道具。
它的内在意蕴在部落酋长的白种妇人，白种妇人始终对资产阶级习俗的厌烦，终于朦胧的宗教情感，都借此得以自由的升华。
马建在文本中利用了多重的分离：事物打击下的苏苏，剧作中渴求超离的苏苏，在虎口中歌唱的苏苏，恋人意念中的苏苏，以及血客和专业作者话语中的苏苏，这种将存在分离的目的，最终创造并激发出一种同晶观，从而将整个世界中骚动的人体，从理想的安乐窝赶到幕前，从无蔽的同晶观中（多维的空间互映），使我们窥视到心理世界的真实秘密，最重要的是不同时空的表演，将欲望、淫欲、焦虑和恐怖分割开来，使观众得到的不再是故事，而是一部集合艺术品，这也是拉面艺术的魅力所在。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感知并察觉到“拉面者”独具的语言匠心，他是将语言从隐喻或纵向聚合轴线投射到转喻或横向组合轴线上，这样，整个文本就着意在空间的、起阻+作用的共时特点，与话语之线性的，不断前行的，历时特微相对立。实际上是启动了与我们的普通话语非常不同的潜在可能性。
龌龊世界的红色幽默
基于《拉面者》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和它的风格基调，我将马建的幽默称之为红色幽默和黑色幽默相比较，那种“绞刑架下含泪的笑”是与欧洲文化（自然、社会条件）有内在关系的。英国人创造“幽默”（humour）这个词，本意是用以表示一种与血统的秉性、才智有关的轻松愉快的感情，黑色幽默的出现，表达了二战以后的欧美人面对恶魔品性的世界并试图予以克制其恐惧心理的内在要求，这种怪诞的令人悚然的“黑色”的喜剧手法几乎成为欧美后现代作家如约瑟夫•海勒、库特•冯尼格、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菲利浦•维斯、唐纳•巴赛尔姆等的共同佐料。马建的幽默在于以智性的刀锋对于龌龊的本体进行部尸取魂，加以令人悚然的救赎或刺激反馈，带有血的热辣与疼痛的快感，因而在情绪色彩上它是红色的，黏稠状的，令人亢奋的。
在场景描写中，如散发着腐尸味的梦尸所与各种稀古怪东西的矛盾组合，从声觉上产生了强型的幽默感；富有这种幽默感的此处还有那幅葬仪广告画：
广告的上方有一位瘦上的上帝（也就是中国的天老爷），不过“野兽”使上帝干瘦大脚步里的阳具步入白云，另外两块白云在脚下。一群往天堂升去的工、农、商、学、兵以及妇女和儿童代表都面带笑容。他们之中夹杂着两个改革开放以来允许表现的“四眼”（学名知识分子）。画家在一些空白处涂着类似女诗人或鬼怪的长发天使（区别在于头上没有角）。画面下面（从略）……
在这种奇异的组合中，产生了像把咖啡和猪肉及玻璃煮在一起的宇宙式反讽，因之幽默感从东南西北包抄过来，令人血沸而心颤。
在每个单元中几乎可以俯拾皆是地发现那种人微言轻语言暴力出现的宣传口号、标语、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科评俗话等，它们有机地附着于特写的语境，并在语境的压力下产生出荒诞效果，有时构成情境反讽，这种幽默，通常是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完成的。
最为突出的红色幽默感也正是马建着意行刺的要害处，在人性或国民根性的龌龊处定位。
总之，马建以其独特的红色幽默，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我们需要想念世界是荒谬的，不坚信世界的虚空，不为世界虚空所索绕，就没有力量，甚至没有真正的生活。
一个杰出的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现象。马建的《拉面者》使萧条的汉语文坛看到一片绿茵，这种内在的坚持与进取，像鱼刺在鱼肉中发育，壮大着海；回到我的评论，我寄寓于在我的阅读之后的无限时间，它会进而将文本意义和阐释意义分离开来，四散至高无上每一感悟的空间，正像德律兹所语言的意义取决于没说出来的东西。
对于《拉面者》，对于这个世界，都取决于时间，取决于冥冥的欲说还休。
文章来源：香港《文艺报》月刊第一期一九九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