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3日讯】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列的意思，八人为一列，故而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按照当时的礼法，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二佾。季氏（桓子）为鲁国的卿大夫，僭越天子的礼法在自己的家庙舞八佾，所以孔子抨击他。当时的一个卿大夫都能够僭越天子之礼，可见社会有多么混乱，真可谓礼崩乐坏。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礼的不平等性，而且在当时也已经失去了其约束性了。其实不仅是礼，任何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迟早都会被破坏掉，上位者权势削弱之后必然会被权势增强的下位者所取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何时能有穷尽？只有建立能够保障公平的社会制度才能这种无穷无尽的轮回，使民众免于灾祸。之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由于有这种权力斗争的轮回，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中百姓是不会摆脱疾苦的。利益不与百姓共用，责任却要百姓承担，这种无耻邪恶的社会制度安能要得？虽然在现阶段不能实现绝对公平，但是这不能成为保持不公平的借口，我们要朝着公平这个目标努力追求、不断前进，直至实现为止！
音乐舞蹈等艺术是美的载体，本不应具有阶级意识，谁能欣赏谁就来欣赏，绝对不能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中国古代的宫廷艺术为统治者独占专有，怪不得墨子要出来“非乐”呢。中国古代的宫廷艺术很少传承下来，《诗经》里有关宫廷的篇章也不为民众所喜爱，凡是权贵专享的就必然是僵化的、腐败的、堕落的、虚伪的。我们现代人一定要还原艺术美的本质，切不可再使之落入阶级的圈套。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三家，仲孙、叔孙、季孙，只是家臣而已。雍，周颂臣工的篇名。彻，表示完成祭祀。天子祭祀于宗庙，歌唱雍来完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是雍的诗文。相，帮助；维，语气词；辟公，诸侯及二王之后；穆穆，形容天子的美貌。因为有诸侯及二王之后来帮助祭祀，故而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完成祭祀，可是三家只是家臣而已，亦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完成祭祀，所以孔子抨击他们僭越礼法。此句与上句反映了同一背景，故而不再赘言。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和礼乐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可以表现内容，同样也可以遮蔽内容，这对矛盾很难合二而一。拿内容和形式来比较当然内容更重要，当仁心失去的时候保留下来的礼乐也没有多大意义了，当仁心丰富的时候礼乐也可以不断变化。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两大支柱，仁是对人心的教化，礼是社会制度的建立，孔子认为人心的教化是内在自觉的，社会制度是外在强制的，内心自觉要比外在强制更加重要。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鲁国人。根据孔子的回答我们可以得出，礼的根本是人心，也就是孔子积极倡导的仁。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诸夏，中国，也就是中原。亡，无。我们通常称中国为华夏，夏表示大，是说礼仪文化非常兴旺发达，华彩夺目。中国这个词在历史上是一个政治和文化共有的词汇，但是更加偏重文化，哪里接受汉民族的文化哪里就可称为中国。孔子认为偏远地区即便有同中原相同的政治制度也还是不够完备，关键就在他们欠缺中原的先进文化。即便中原地区暂时政治混乱，政治制度遭到破坏，还是比偏远地区优越，因为中原的文化优于偏远地区的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十分重视文化认同，以至于现今的中国人还是有很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无论炎黄子孙定居在何处出生在何处，只要依然保有中华文化我们还是认为其为中国人。
我们现代人不能苛求历史，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发展方向就是君主制，无论是分封制度还是集权制度。但是我们也不能死在历史的脚下，在民主思想向前迈进的时代绝不能在保有集权专制制度，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如果当今中国仍然拒绝民主的话，那就只能变成夷狄了。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祀的名称。冉有，孔子弟子冉求，字子有，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当时在季氏手下做官。救，制止。按照当时的礼法，只有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而季氏只是家臣所以不能祭祀之。至于冉有为何回答不能制止，就很难搞清楚了。孔子因此发出感慨，如果泰山接受季氏的祭祀，那它连林放都不如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其实是不承认有神存在的，祭祀泰山还有合乎礼法，不合乎礼法的祭祀还会被孔子谩骂，这算是哪门子神呢？孔子重视理性，而轻视鬼神，其思想支柱仁和礼就是理性的、现实人间的。于此还可以看出礼的不平等性，祭祀泰山都不是随随便便谁都有资格的。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君子谦冲自牧，不与人竞争，如果非要竞争不可的话，就要入射箭时候的礼仪一样。在堂上射箭，上堂下堂都揖让对饮，表示敬意。这样的竞争才是君子的竞争。孔子主张谦让，即便非要竞争不可也不能夹杂私人感情，而是要争着把事情做好。在竞争中自己取得胜利不能轻视他人，自己败下阵来也要恭喜他人的业绩，只要事情做好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何必再为自己的脸面争得面红耳赤呢？世间之所以会产生竞争，原因是人们总想要把资源、名誉、地位等占为己有。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自己总想着多占有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即便在资源十分充足的情况下人们也是会争着多吃多占，自己拥有的资源比比人多了以后好像就高人一筹了，这是在是无知而自私之心使然。一些无聊透顶的排行榜其实是人类精神的桎梏，可是人们却偏偏喜欢把自己套在其中，为自己能够挤进排行榜洋洋自得，又为自己名词还不够高而捶胸顿足，在外人看来真是既可怜又可笑。
比赛的目的应该是促进该比赛项目的进步，并且带动民众更积极广泛地参与进来。但是现在的赛事几乎都忘记了其初衷，而搞成了国仇家恨。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抑或是国家，为了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不惜出卖尊严而造假，欺骗对手、欺骗赛事、欺骗观众，背离真善美越来越远。很多参赛选手从小就受尽非人折磨，进行魔鬼训练，在以后的比赛中获得一些名次还好，不然就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做法绝对是反人性的。比赛成了目的，而人却成了工具，赛后参赛各方以及支持者还有大打大骂一场，这种比赛还要它干什么！我们再次强调，比赛的目的是促进该项目的进步和民众的参与，最终使民众身心健康得到改善。
世间的寻常竞争就已经很可怕了，政治竞争就真的会闹得天翻地覆。小的政治斗争会头破血流，再扩大就会发动战争了，不过无论谁从中获利，民众总是遭殃的。在专制独裁社会，政治斗争往往是暗斗，如果表现出明争就要出现大的军事政变。民主选举的社会也存在激烈的斗争，但是好在表现出和平的明抢，政府换届也不会出现人头落地的惨状。当今的民主选举出现一个可能孔子希望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胜者不骄纵败者不耍泼，双方表现出“揖让而升，下而饮”，虽然很多人说这只是政治人物的逢场作戏，但是逢场作戏总比不做戏要好很多，说不定哪天就假戏真做了呢。在现今的时代，有些独裁专制的国家换届选举还是跟古代帝国王朝一样，每逢换届还是要几颗人头落地，只有如此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这真是有悖于人类文明。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也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更谈不上“揖让而升，下而饮”了，可怜的是民众常常被利用而不知。有些国与国之间的议题跟民生毫不相干，可是政客为了利益就肆意炒作，激发民众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绪，最终图利自己。在民主国家资讯还相对透明，而且民众拥有选择权，可是对比独裁专制国家就截然相反。民众所获得的资讯完全是被政客控制的，民众极易盲目走向圈套，而且有些活动就是政府在背后操纵的，民众几乎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在古代中国圣贤的理想中完全不是如此，他们重视民生而轻视土地，很多典籍都记载人们理想的君主应该是放弃土地而保护民众的。当然我们也不是提倡放弃领土，只是告诉大家民生才是最重要的。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在《诗经》卫风硕人的第二章。倩，笑起来很美丽的样子。盼，眼睛动的样子。素，天性，质朴，天然。绚，纹理，有修养。绘，绘画。子夏所引《诗经》的这句话表明了人的天性胜于后天之修养，而孔子也以绘画来作比喻强调人的天性的重要。子夏即刻做出回应，说礼是后天修养而来的了？孔子赞叹他说，商启发了我，可以与他谈论诗了。
这段话表明了人美好天性的可贵，并且揭示了礼法为次者的观点。那在礼法之前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仁。仁是属于内在的，而礼则是外在的，孔子更加看重人的内在。但是孔子并没有提出人性本善，也没有说仁是与生俱来的。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大概认为有些人即便没有什么文化修养也能表现出仁的言行，而这种没有经过礼法培训而流露出的美好言行要比用礼法来强制要好的多。仁能令人主动为善，而礼是具有强制性的，主动的总比被动的要好很多。子夏通过诗发现了礼为后者的事实，孔子才说可以跟他谈论诗了。那这也表明了孔子认为诗是人类天性的表现，人有这样那样的感情需要抒发，而诗就成为了人类抒发感情的途径。孔子肯定了诗文学艺术的性质，而没有把诗纯粹当做道德教化的工具，这是后世儒家学者所不及的。
孔子重视人文修养、社会制度，可是其地位不能超越人性，一旦这种外在后天的文化超越人性那么这种文化也就该被舍弃了。后世儒家学者很多偏执于外在的后天的文化，以多样的人性来适应单一的文化，这其实是不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孔子才不会愚蠢到削足适履。文化是要适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而不是反过来要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是适应一种不变的文化，这是违背真理的也是做不到的。无形的文化尚且不能一成不变，比较成型的社会制度就更不可能万事唯一了。古代有帝王是在是没有办法，而我们现代如果还偏执于这种集权的社会制度那实在是顽固不化。古代的帝王制度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集权，它也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当发展到高度集权的时候就必然要土崩瓦解，如果有谁还要维护这种反人性的制度只能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后世儒家学者不知为何总是喜欢偏执旧有的一套，总是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绝对真理，这实在是孔子的罪人，如果孔子转世到我们现代的话肯定还会被那些老顽固气死。学习孔子思想要抓住其精髓，不能以那些外在的后天的文化而残害了人类本性，凡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而残害人性的儒家学者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征，成就。杞国是夏的后代，宋国是殷的后代。孔子要研究古代礼法，但是因为文献不足所以只能继承周礼，而夏商之礼却只能谈论不能完整地继承下来。杞国和宋国虽然是夏商的后代啊，但是他们也没能保留其礼法。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五年举行一次大的祭祀，名之为禘。灌，以美酒祭祀太祖。孔子之所以不愿去观礼是因为这种祭祀乱了长幼尊卑，所谓乱了长幼尊卑只不过是打破旧有的长幼尊卑秩序而建立了新的长幼尊卑秩序。无论何种长幼尊卑秩序都是为正当权者服务，都不具有任何平等性。无论偏执于恢复旧有的不平等秩序，还是偏执于维护现有的不平等秩序，抑或偏执建立新的不平等秩序，都是残害人性的独夫妄想。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禘的情况，可是孔子以不知为托辞不想谈论。至于为何不想谈论，没有确凿资料可考，但是有人解释违背礼法的是鲁国，孔子为了自己国家的颜面故意不谈。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但是不管是谁说的都表现出当时无神的理性思想。随后孔子也说祭祀要自己亲自参与，这也是无神理性思想的表现。如果他们认为真的有神存在就不会说“如在”、“如神在”，果真有神的话也不必自己亲自去祭祀，只要供品到了神就能享用。孔子之所以还保留祭祀是出于仁心礼法的考虑，而且当时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无神的理性思想，完全抛弃也不可能。这种无神的理性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指引人打破黑暗探索真理的明灯。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卫国大夫，执掌国政者。媚，趋向。奥，内部，室内西南隅，因为其隐蔽所以尊者居之。其处虽尊，而闲静无事，以此比喻近臣虽尊但是不执权柄，对人没有好处。灶，饮食之出处，虽处卑微，为家之急用，以此比喻国之执政者位虽卑下而掌握赏罚之权柄，对人有好处。王孙贾掌握国政，假装不懂这两句世俗之言，以此试探孔子，希望孔子能够投靠自己。孔子领会其义，也借助世俗之言反驳他，说如果犯了滔天大罪，求谁都没有用。孔子以此表示自己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投靠任何人。
孔子的理想是建立礼法社会，而王孙贾却篡夺了国政，所以孔子耻之。孔子的做法令后世无数小人儒汗颜，当机立断地拒绝权贵邀请是后世小人儒做不到的。权贵不来拉拢，自己还要每天想着如何靠近呢，如果给一个舐痔的机会还不得高兴疯了。当今之知识份子不称职者多矣，不能坚持公义、为权贵做牛做马，实在令人发指。奉劝诸公，小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监，视。二代，夏商两代。以周代回顾夏商两代，文化非常繁荣，所以孔子要继承周代的文化。夏商两代还比较原始，而周在此两代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造出了丰富的文化。这句话也表明了孔子的理想，继承周代优秀的文化，匡正当时的社会乱象。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太庙，周公庙。孔子仕鲁，鲁祭祀周公而孔子助祭，所以得以进入太庙。鄹，孔子父亲叔梁纥所管辖的地方。有人讥笑孔子不是真懂礼，进入太庙还没事必问，而孔子却说在太庙没事必问也是礼。孔子尊重周公，所以入太庙祭祀周公的时候十分小心谨慎，没事必问也表明了孔子的谦虚。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体和；二曰和容，有容仪；三曰主皮，能中质；四曰和颂，和雅颂；五曰兴武，与无同。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个等级，因为各家个人贫富强弱不同。“古之道”也不会太古，大概指的就是周代。
周代已经把纯属体力、技术的射箭赋予了文化内涵，这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减少了人类的野蛮性。射箭的目的如果只是射中目标，那会有更多的动物惨遭杀害，不仅如此，这样也会给人类带来更加频繁且大规模的战争，只有以文化来改造原始野蛮的行为人类才能迈向文明。我们以孔子的眼光来观察现代，会发现我们现代并没有做到“射不主皮”，杀害生灵的武器越来越先进，且数量越来越多，发明制造这些武器的目的不就是要打中目标吗？人类学习使用这些武器的目的没有一点文化内涵吧。周代人已经想到要用文化来限制人类的野蛮残杀，而我们现代的残杀手段可谓空前，生命在武器面前简直不堪一击。野蛮和暴力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可悲的是人类似乎没有放下屠刀的意愿，杀来杀去最终只不过是自我毁灭而已。人类是在一天天进步吗？射箭在古代也是一门技术，古人为偏偏要赋予其文化内涵。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文化不仅没有渗透到其中反而被科技打乱了阵脚。我们当然不能固守着旧有的文化一成不变，但是没有文化限制的科技实在太可怕了，将来是人类运用科技还是科技运用人类还真的很难定论。
古代的“为力不同科”有减小贫富差距凑近社会公平的作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周代的贫富差距不可能比我们现代大，而且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在人类文明刚刚起步的阶段古人就考虑到了减小贫富差距，这着实令人佩服。后人继承古人的智慧，贫富差距理应一天天减小，但是历史却告诉我们实际情况跟应该的状况恰恰相反，而且如今的贫富差距还在日益扩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逐日减小，这也给了处在绝望中的民众一点点希望。贫富差距越大民众的生活就越不安，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社会动荡，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也是由于此的。文明国家和地区在减小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基本能达成共识，但是在充斥着野蛮的国家和地区却很难有这种共识。已经掌握权力和财富资源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跟大众分一杯羹，而对权力和财富饥渴的那一部分人也只是想着取而代之，如此循环往复苦难不断。权力和财富本应该是大家均分的，可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因缘条件使得二者得以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在长期的历史熏陶中人们也普遍认可了这种集中，这种自杀式的集中使得整个地球都不得安宁。我们的古人早已洞察了这一症结，而蒙昧的民众经过几千年的抽打也该醒醒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由于告朔之礼已废，所以子贡想要省去杀羊，孔子批评子贡不爱礼而爱羊。子贡是把羊当做生命来爱呢还是当做财产来爱呢？如果子贡把羊当做生命来爱惜那他的思想在此已经超越孔子了，如果把羊当做财产来爱惜那他的思想水准也很有限了。孔子爱惜礼这种文化，不爱惜羊的生命，这种思想是极其不可取的。如果一种文化要建立在残害生命、滥杀无辜的基础上那这种文化完全可以废除了。祭祀这种活动其实是人类愚昧无知的表现，再加上残害生命就更不能继续保留了。每一个生命都要得到尊重，而生命的价值也不取决于是否对人类有用。生命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哪种生命会比其他生命更宝贵，也没有哪种生命是从属于某种生命的。我们人类总是把其他动物看成人类的财产，这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假如有朝一日某种生命强过人类是不是人类也会变成他们的财产呢？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当时君主的权力已经旁落，事君之礼也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人们认为事君尽礼为谄媚。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主对待臣子要有规范，不能胡来，包括现在领导对下属也有如此，这是对人才尊重的表现。而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独立的个体，并没有所谓的从属关系，所以就根本谈不上要对谁忠心，要谈忠心也要对全体民众忠心，而非某一个人或某一团体。个人和团体要求他人对自己尽忠无非是想要占有他，把他当做自己谋利的工具，就好像我们人类总是要求狗对自己尽忠一样。人不是狗，根本没有必要向谁尽忠，就算是狗其实也不必向谁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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