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03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2月18日
任弼时以说教的口吻对我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撤除了领导中的左倾机会主义份子；自1935年1月以来，党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他懂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于我国革命的实践。”
显然，对中共这段说远又不远的历史的一切谈话，都是与凖备召开七大有关的。
共产党的领导在狂热地进行活动。他们对外国电台就反希特勒联盟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所作的报导，和苏联新闻处就此问题发表的公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
毛泽东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会参与远东战争。我对报纸上公布的正式公报全文，作了详尽的叙述。
毛泽东来说，知道苏联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他该同谁去结盟呢？屈从美国，接受蒋介石的计划，也许好一些？
简而言之，延安的外交处于十字路口。
毛泽东的所罗门式的决断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说，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同时推迟党代会的召开。
既然美国人不想作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延安必须弄清苏联对将于4月13日满期的对日条约的态度，才能决定对策。
博古在会上说，克里米亚会议一定讨论了所有盟国对法西斯日本联合作战的事。博古确信，苏联政府首脑签署了一项决定苏联在远东参战的协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针考虑在内了。日本多年来力图吞并苏联的一些地区，仅仅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才终于使它清醒过来。
博古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苏联的参战将有利于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他说出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说啥。尽管我很尊敬他，我却无法告诉他确切的情况。
同样，我也不能满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认为苏联不会对日作战。洛甫的立场还带着整风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苏联军队参与远东战争一事，考虑得很多。毛泽东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经枯竭。
刘少奇用全副精力来准备代表大会的材料。
周恩来若即若离地对我表示亲切。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主席，对于苏联是否可能参加对日战争，不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那个湖南人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望，发表意见也很小心谨慎。他并不确切知道事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作出错事来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决定(首先是对国民党的关系)，同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么讹诈蒋介石，给他施加压力，为不久的将来打内战积聚力量；要么就达成协议，承认重庆当局正确，签订美国人所提议的协定草案。
这就是毛不同观察组断绝联系的原因，尽管他对它已积恨甚深。
朱德、叶剑英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相信，苏联会宣布废除对日条约，参与对日作战。朱德认为，苏联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干涉(组织和支持高尔察克运动、几个白卫军政府，以及谢苗诺夫运动)，在哈桑湖地区的挑衅，哈勒欣河的血战，以及1941-1942年的进攻准备。中共军事领导人坚信苏联会参战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很分歧。
灵活而不大肆声张的苏联外交，把毛弄糊涂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愿让他们知道其重要决定，已有一段时候了。莫斯科的缄默使毛沮丧。他不会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