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9日讯】【导读】长篇小说《拉面者》是作者马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写的政治寓言小说。书中的人物是一位专业作家和职业献血者，他俩彻夜喝酒长谈，聊的大都是周围活得不光彩的小人物的荒唐事。小说里闪现的角色都如面团，被无形拉面者扯来扯去，失去了形状和内心世界，其实这也是中国人的真实处境。然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又远比小说更荒诞。
(接上期)
记得那个夜晚，他手拿一本《西方现代派作品选》正昏昏欲睡时，她从舞会返回家，在不太亮的灯光中，他被一只涂了红指甲的手吓醒。那是个怵目惊心的场面，至少当时他认为那恐惧不是他弱不禁风的身体所能承担的。她平静地看着他又看看自己的手；这叫指甲油，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血手!”他的汗毛孔还张着。
“是指甲油!”她愠怒了：“画报上的外国演员都涂”。
他从血手的概念中清醒过来。在他的生命里是否看过或听过人的指甲可以涂为红色已不重要了。改革开放的飞速变化已把他丢在一边。他就尽量献媚地问：涂了有什么作用?声音变又单薄又孤单。
“好看!土老帽。”女作家火了。她无法忍受这个因她涂了口红又涂了指甲油而惊恐的男人。她再也不跟他谈这些现代化的新生事物了。
从此，她穿半高跟皮鞋，头发披肩，继而又是高跟鞋，吸外国烟，谈海明威，喝啤酒，撒香水，用生日蛋糕和蜡烛过生日——坐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直到今天看米兰•昆德拉的书，室内装热水器、门铃、电话，书柜的玻璃后面摆上些工艺品小玩艺，顺利地成为现代女人。而保尔仅仅在撤职的三年前才开始看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看黄色录像，找情人和穿西服。
在这个步伐不一的家庭里，他始终是个被冷落的角色。女作家带他去过舞会，但是甲肝又矮又委琐，手脚像木偶，当音乐换成的斯科时，他心惊肉跳地躲到一边，面对张牙舞爪的男女们束手无措。很快，连他的杂志也成老婆指挥他的工具了，她来审稿和定稿，在上班时他只要装模作样地处理一下就完了。因此，家里的客人也都是来找女作家，他只是个传声筒。他从老婆和客人的谈话中常听到些不明白的新名词：“重量感”、“复式结构”、“散点式手法”等等。
在主编婚后三年便开始了的做梦生涯里，他还记得老婆上了“中国作家大辞典”他成了小丑的那个夜晚。当时，女作家招来的客人有的已酩酊大醉，他被一个留着长发的青年从厨房推到女作家面前要他讲点文学什么的。甲肝还记得被围在人的森林中抬头看到老婆气得发红的脸。慌乱中他说：她比我伟大！众人便轰笑。他听到老婆头一次用了柔软的声调：真不像个男人。
他就在众人的笑声中灰溜溜地进了厨房，低头给一盘快吃完的豆腐丝中加着白菜。他明白，如果当时自己进了厕所也许会高明些，老婆也不会在事后骂他个狗血喷头。
从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就彻底完蛋了。从此，他就常用梦境来搪塞老婆的斥责。也就在那几天，他眼看着老婆又长高了半个头。
随着进入了四十岁，女作家靠青春撑着的脸蛋便回归了父亲那种类似冬瓜的脸型，透过脂粉会发现皮己皱巴巴的，但她体格依然健壮，那是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锻炼的好处，而且年龄的增长又使她多了一层女党员的威严，也是当政委的父亲很标准的摹本了，父女俩的肩膀几乎一样宽阔。她常常发火，找到甲肝的失误马上就把他的胳膊拧到一定的弧度，然后学着武打片里的动作给他那么一下子。
主编在文化上缺少聪慧成了她出气的原因(他至今也读不懂那些现代诗)。在餐桌上他听着老婆和文化界的青年谈什么结构主义，谈超低空飞行派，谈病房意识等，一些他在字典里无法查到的词句，他只好恭恭敬敬听着。在没有悟出情人可以在自己身上实践的年月，他就懵懵懂懂地守在那儿看老婆出神入化地对答着。那女人在啤酒和外国烟灌进胃和肺又分解到肾和血液里以后，语言和表情都比平时敏捷，他处在她的声音里也就越来越猥琐。
于是，他就开始走入梦境。
他先是会把梦像切香肠般一段段分开，中间穿插着去厨房或给客人倒水，如果老婆不对他喝斥的话，他的梦会一节节延续下去。他知道这间客房里自己的自尊越来越少，只有那个厨房才给他全部自由，给他发号施令权。瓶子任他碰响，菜板有肉没肉都任他剁，他会在这里杀死众多物体。可以说，把活的在菜板上变成死的，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了。看到一只将被他杀死的鸡无力地在他的手中挣扎，他就完全忘记了外面的苦恼，活物们在变成死尸的刹那，都会听到他的痛骂。那条活鲤鱼在被“行刑”之前听到的是一声：“臭娘们!”然后手起刀落，鱼的头便掉到了水泥地上。
在还不懂得偷情之前，主编就一直用梦来逃避女作家的控制。当他给躺在床上的老婆按照《速成按摩美容法》做推拿时，他就常常拿搬动垃圾桶的梦稳住自己。那其实是个经常使用的梦，只是每次略有不同。为了找到它，他在梦中将走一百多米的时空之旅，再拐四个弯，又经过一堵不断掉白灰的墙，下面堆放的黑煤球使他还要拐来拐去，然后来到一个烟酒杂货店，再走过一个小人书出租棚，过个体户饭馆，一个寿衣店(他每次看到那张宣传死人将陶醉升天的广告都要紧张地抖一抖)和自行车看管处，就见到了那只紫色的垃圾桶。在梦里他的父亲常常从桶里站出来，鬼鬼祟祟摘下眼镜。他知道自己老了以后就是那个长相，只是不戴眼镜罢了。
在变幻的场景中，有一次垃圾桶坐上了飞机。那是个夜晚，他和纺织女工从海边废弃的建筑堆走出坐上公共汽车，随着颠簸，射完精液之后的松散但心脏却快速跳动的片刻，他把紫色垃圾桶从飞机上推下蓝色大海，垃圾就变成一片亮闪闪的信纸在脑中飞旋。
“垃圾像成群的飞鸽。”他醒来时说。纺织女工马上夸他太有诗意。
我喜欢跟活得不痛快的人交往。血客说。专业作家从他的声音中听出还是那个在插队的土屋里最会放屁的家伙，他曾一次放了三十六个屁。他还记得那时的血客用五分钱从几个孩子那里买了一把虱子，放进睡觉老打鼾的李挥军被窝里。
什么事他都能干。他想。在对待女人方面，血客天生是冷静的，他从来没有与女人去恋爱。当插队的三十多位男女几乎都配了对，有的还结婚生了孩子了，他还是一个人。
难道他不感到孤单吗?作家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女作家，她和自己插队的村子只隔了八里，而且也常碰在一起。那时，她正爱着黄刚，一个挺英俊又喜欢谈论政治的青年，听说他父亲刚解放那几年还派出国当过大使。他俩是第一个大胆搬到一起同居的。当公社委派民兵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俩主动到公社的院子里站着。谁敢抓我就自杀。
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持菜刀的女作家那时就是共产党员，公社里再也没人敢过问了。她把黄刚当成当代的马克思，而她，就是燕妮，即是“马克思”的助手又是爱人。如果那个黄刚没有进精神病院的话，他们也许真能结婚，也就不存在她现在这个家庭了。她并不需要主编那种陪衬型的男人，她希望男人是顶天立地，像英雄或耶稣，而她是英雄旁边能撒野又能撒娇的母豹。当初恋的“马克思”倒下时燕妮就失宠了。
骨子里从小潜伏的骄横霸气成了她生活中的唯一激励。如果别人不惟命是从的话，她就活不痛快或者展现不了自己。但当主编满足了她的这一问题之后，她就又失落了——生活中没有了男人——没有能用鞭子打她又轻轻抚慰她的男人了。这种追求男性的动机把她从家庭里拖出来成了众多男人的情人。她在周围的男人中找寻着主编给不了她的满足感。专业作家知道，那天，她喝醉了来到他这里就带着那绝望的目光。她的悲剧是土生土长的，是无法左右的。她将永远在寻求折磨自己的刑具。
谁也救不了谁。专业作家自言自语。
我喜欢跟活得不痛快的人交往。血客又强调了一句。
没有人真正活得痛快。作家还在想着那个家庭。
在冬季来临之际，甲肝往往就开始做着钻进了苹果里的梦。他像个胖乎乎的白虫行进在苹果香甜多汁的肉里，尽情地吃，往四周吃，而且，嚼完的排泄物在身后被自己的尾巴像刷子般涂在四壁，变成深褐色的圆形小洞。甲肝只想吃了便平静地躺着一动不动。没有人干扰他，而苹果生来就是被吃的，所以也不管他。他在苹果里还吃了几个窗口。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核心一定是首都，是他不敢靠近的，也许中央首长和邓主席就住在那里。但是，整个又白又滑的苹果是他任意吃、也任意徘徊的。在苹果的浓汁世界里，和平和满足比比皆是。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他看着对他这个梦想一无所知的老婆常常神秘地暗自得意。
有一点想不通的，那就是每年的国庆节他都会梦到自己爬到一棵合欢树上，而树的下面铺满了金色面包，如果不及时控制的话他会往上爬，非常吃力地爬。一次，正当他挣扎得有点无力时，女作家大喝一声：
“妈了个臭屄!”
他醒来发现自己的手压在她头发之上。他慌忙给她把头发捋了捋，没敢再梦下去。
保尔的主编当了第十一个年头才悟到了自己地位的真实性。也就在那个夏末，他开始马马虎虎地传达中央的各种宣传文件，而集中精力去搜寻女人了。这是在他去北京参加文化部召开的会议之前并没有预料到的。
（待续）
【作者简介】马建，山东青岛人。一九八七年因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而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政治风波, 其作品被查封销毁，并受到批判。著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红尘》、《九条叉路》；中短篇小说集《怨碑》；文集《人生伴侣》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两千零四年法国的文学月刊‘阅读’杂志第五期，选出代表本世纪的全球五十位作家，马建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发表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