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0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2月4日
1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办公室，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谈。
王世杰代表国民党提议，可有一个民盟代表参加政府，但他不同意召开各党派会议。
周恩来讲话，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要求召开国民大会。
尽管赫尔利积极进行调解，周恩来拒绝作出让步。赫尔利说他想回美国了。
1945年2月6日
毛泽东并不反对冻结同重庆和华盛顿的一切外交活动，但是他又怕输了这场赌博：如果苏联不对日本开战，那怎么办！
中共领导老在捉摸这样的问题，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增强了，从而产生了力量的重新组合，并必然导致中共地位的巩固，因而，该指望谁呢？是美国？还是苏联？
想到延安的事情，我不由回忆起一个法国人讲的话，“谎言就像赝币那样，由罪犯制造，而由最诚实的人来传开。”
中共官员逐渐为民族主义，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所征所，成了毫无原则的人，毛一贯正确，全知全能，像活着的上帝一样受到崇拜。
1945年2月7日
在我弄到的外国记者关于延安之行的报导中，最说明问题的一篇是西奥多．怀特写的，它刊登在1944年12月18日的《生活》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强调了某些事实。这很有意思。从特迪．怀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明白无误地抓住了中共中央主席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害，就是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抵制。旁的不说，在这种抵制的背后，滋长着毛泽东的反苏思想。这对《生活》杂志的尊敬的订户是最关重要的论证。毛对由“只不过是个留声机”的人重复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危害性的评论，最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所指的“留声机”，唱的就是被毛泽东和康生所压垮了的中共国际主义派所主张的原则。
这篇文章也证实了，毛泽东蒙蔽舆论得逞，掩饰了八路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真实情况，夸大了据说是反映这一斗争的数字。特区对外国新闻界谎报消息所作的努力产生了效果。有一篇全面评述中共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篇述评去年由叶剑英向外国记者宣读过，后来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述评中的字已成了正式材料。这些数字不仅为外国记者所引用，而且观察组的官员也在引用。毛泽东想把它们载入史册。按这些虚假的数字来看，毛集团在抗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怀特在文章中反复提到了这些数字。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证实了毛泽东从事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到毛泽东的“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时所用的词句，最准确不过地说明了他的政治观点的本质。实用主义抹杀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说法，实用主义为武断地伪造科学铺平道路，给反动的哲学思想提供基础。
像怀特这样的文章，对美国政客和商人的未来活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淘金区”。
中共领导会见怀特，并不是轻率采取的行动。他们对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记者透露消息，绝非偶然。他们利用美国是苏联反希特勒战争中的盟国这一特点作为幌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走了这步棋。毛泽东利用这种同盟关系，来达到他反苏和反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目的。
中共领导通过《生活》杂志，对美国商界宣布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在一定情况下，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诡计。(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