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8日讯】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名将，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在位27年，根据谥法恭仁短折叫做哀。当时民众肯定不服从哀公，所以哀公才有此一问。专制统治者总是希望民众能够老老实实不犯上作乱，永葆自己的统治地位。孔子跟哀公说，举贤任能则民众服从你，亲近小人则民众不服从你。孔子是想要哀公为民众谋福祉，顺应民意。可是哀公能听从孔子这一套吗？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统治地位朝不保夕，如果不能富国强兵随时都会被人消灭，所以统治者急需迅速增强军力的方法。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这样的人能让诸侯在军备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吗？在杀人如麻的社会谁还会吃仁义道德这一套？此时的诸侯最需要的是军事强人，否则难以自保。
在现代民主社会，民众的力量日益强大，政府不能做到“举直错诸枉”就会迅速倒台，这就是选票的威力。夏商周三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统治几百年，秦朝以后最差也能统治近百年，这在现代民主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专制体制下做到“举直错诸枉”是极其不容易的，因为“举枉错诸直”民众也不能把统治者怎样。民主制度本身就有一套非常好的人才晋升体系，各种人才都能有其用武之地，能真正实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民众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几乎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专制社会则不然，资源大量集中在某一个人或者集团之中，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减少，就像一个抽水泵从下往上抽取资源。越是下层民众越是受到榨取，根本就没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人才的选拔只能看上层脸色，而上层本身就拥有很复杂的关系网络，哪还轮得到圈外人士。实现“举直错诸枉”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制度，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英明的“君主”身上，也不用被所谓的伯乐发现。千里马被系缚在马厩当中当然需要伯乐来发现它肯定它，但是如果千里马能够自由驰骋还需要伯乐吗？想跑多远跑多远，想去哪里去哪里。怀才不遇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专制社会，在民主社会怀才根本就不必要知遇，即便服务于公司或者政府也谈不上谁对谁有知遇之恩。个人和团体之间都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为团体创造价值团体为个人支付薪资，平等交换互不亏欠。双方和则两聚不和则散，没有任何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
孔子在这里实际提出了国家的强盛根本靠人才，善待人才令其有用武之地才是根本的国策。可是在专制体制下缺乏良好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只能使历史不断轮回往复，“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季孙肥，鲁国大夫，根据谥法安乐抚民叫做康。孔子一项主张想要民众怎样，统治者自己就得先做出表率。在这里告诉季康子，面对民众庄严则民众敬爱你，自己孝顺慈爱则民众忠诚，选拔贤能教导稍差的人则民众劝勉。
我们现代民主时期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更加有力、有效果，在孔子那个年代他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基本上都实现不了，在以后的几千年也同样无法实现，原因很简短，独裁专制体制在作怪。民主制度下的执政者不符合民众的道德要求就会失去选票，执政者因此不敢胡作非为。但是我们现代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跟古代会有所不同，比如孔子认为执政者面对民众时要庄严，但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庄严只不过是执政者的个人风格，跟他的执政能力没有关系，这一点在我们现代根本就不成问题。为什么古代的专制独裁者希望民众敬爱自己呢？家天下的社会统治者把民众看做自己的儿女，自己就是大家长，是民众的主宰，再加上儒家提倡孝道，统治者当然希望子女敬爱自己了。我们纵观历史，没有哪个皇帝道德上是合格的，但是他们还要民众敬爱自己，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造神，皇帝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全知全能的人，宣称自己是老天的儿子，是龙种，让民众崇拜不已。
孝慈本来是私人感情，但是孔子把它看做让百姓忠诚的方法。这也反映了家天下的社会公私不分，天下的公就是统治者的私，统治者的私不是天下的公，反正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属于统治者。在我们现代不是说执政者不要孝慈了，而是说我们公民不能用这种私人的感情去要求执政者。在古代如此要求统治者可是事实上几乎没有能够做到的，在民主的时代我们不必要求执政者可是执政者也都能做到。在现代，执政者的私人生活我们还是要严格要求的，因为这涉及到公权力，政府官员很有可能以权谋私，我们要求政府官员要公私分明。
政府选用贤能自然是好事，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好事也会变坏事，凡是政府标榜什么大家就趋之若鹜地追赶什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虚伪狡诈。在多元化的现代政府根本不需要标榜什么东西，而且也标榜不起来了。思想大一统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和普遍真理的，评判人物的标准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多元的，人的思想行为是多元的。政府再去标榜一个什么东西岂不是螳臂当车？着实令人可笑。政府标榜一个东西无非是想让民众归顺自己，但是民主化的今天则刚好相反，政府应该归顺民众。也就是说不是让民众“忠以劝”，而是让政府“忠以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孝悌本应该是个人感情，但是儒家把它跟政治融合到了一起。这也反映出孝悌在当时并不流行，像孔子这样的学者希望通过政治来推行之。另外孝悌是一种道德是一种文化，孔子致力于文化道德的建设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以道德文化来影响政治。
道德文化是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而且也可以限制政府权力，但这病并不是绝对的，其中的关键是道德文化要能够自由开展，其发展方向应该由学术来掌握。学术文化是知识份子影响政府限制权力的唯一工具，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当时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恐怕也是很无奈的，因为当时的知识份子出路基本只有一条，那就是做官，但是又没有哪个诸侯国肯重用孔子，好在孔子还能够兴办私学藉以为生。我们现代的知识份子完全可以没有孔子的那份无奈，多元的社会完全可以不去做官，自己专心搞学术恐怕要比做官还好一些呢。
学术文化能够大发展进而影响政府决策限制权力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言论自由。人的嘴天生就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喝，一个是言论。吃喝维持人的生理，言论维持人的精神，而人又是生理和精神的和合体，缺一则不能存活。由此可知扼杀人的言论跟杀害人的身体是同样有罪的，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是对人权公然地践踏。把知识份子赖以为生的言论扼杀掉还谈什么影响政府决策限制政治权力，品德高洁者只好孤守终生，卑鄙下流者就去充当政治走狗，这两者都有其无奈之处，但是也都有其错误之处。没有言论自由就要去争取之，绝对不能姑息养奸更不能助纣为虐。知识份子要以宽广的慈悲和巨大的勇气来惩恶扬善，这是本分工作，不做就是失职。在专制时代，孔子都能够跟诸侯分庭抗礼，在民主时代，知识份子难道还要畏缩不前甚至点头哈腰吗？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𫐐，小车无𫐄，其何以行之哉？”
这句话还是在强调信的重要性，兹不赘言。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在此强调文化和政权的传承性，并且希望后世能够继承周礼，亦不赘言。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鬼在儒家文化中并没有神奇或者不可捉摸之处，其含义就是人死为鬼，孔子也不承认人死后还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存在。春秋时代祭祀的风气应该十分浓厚，人们普遍认为祭祀死去的人对活着的人有福音。孔子站在文化传承的立场认为可以祭祀自己家死去的人（也就是自己家的祖先），而不能祭祀其他的鬼，不然就是谄媚迷信。孔子倡导见义勇为，那义又是什么呢？义是社会大义，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否则就是怯懦。如果公然否定公平、正义就是居心叵测，一般独夫都会这样做。孔子在此提出不谄媚而要有勇气，这是每一个君子都应具备的品质。
何谓普世价值？其必能超越时空，无远弗届！当今世界之种种思想、文化皆滥觞于所谓轴心时代，其时各地域之思想家、哲学家抑或宗教家之伟大创见不无诸多共通之处，而诸如此类之共通思想至今仍被世界文明人士所认可，并且大加赞扬。何以这些思想能超越时空？其必符合天地人类之真相。如今尚有诸多地区和民族拒绝普世价值，其理由无不出普世价值乃西方文化之所强加，本地区本民族具有不可逾越之特殊性。持有此种想法之人士无不视普世价值为洪水猛兽，为了阻遏此“深重灾难”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试问，在打压普世价值之时已经凸显出你们的特殊性了吧？如果以残酷暴力视生命如草芥为自我之特殊性，窃以为此种特殊性可休矣！遍观世界，凡是拒绝普世价值之地区无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惨状随处可见；其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底下，文明修养令人堪忧；其政府无不独裁专制，腐败无能。我们中国是接受还是拒绝普世价值？如果普世价值诚如独夫所言乃西方文化所强加，我们尚且有拒绝之借口，但如果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亦提出过相同之思想又该如何？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无为于政治层面实乃民主，每一个公民皆能做得自我之主、每一片地域皆能做得自我之主，如此何须集权之中央政府忙忙碌碌操劳过度？权力愈加分散政府愈能无为，公民社会愈发达、民间社团愈丰富政府愈能无为，官员愈奉公守法政府愈能无为。无为之根本在于强权不干预弱势，外行不领导内行，给予弱势和内行充分的自由任其积极发展。广观天地万物，除却人类皆成无为之状态，天体互不干涉自由运行，春夏秋冬互不阻挠循环更迭，奈何只有人类时时刻刻想要主宰他人他物。宇宙绝无中心、绝无主宰，人类社会亦应如此！
欲想让民众信任并非靠思想灌输、强制教育、夸张宣传，甚至歪曲欺骗，必须有实际利益民众之善举。强制民众学习本宗之思想，以所标榜之理论为绝对真理，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当今民主选举亦有蒙骗民众之恶行，但相较独夫之专制实为人类文明可讃之进步。民主制度允许多元言论，民众于此思想激荡之下能学会辨别是非善恶，政党或政府想要讷于行而敏于言也绝非易事，欺诓蒙昧之事亦会随民智大开而消亡。
政党或政府应为辅助民众生活之团体，绝非民众之主宰，为民生事业做出成绩实乃分内之事，并无可矜夸之处。如若一味夸赞炫耀自己之功劳那功劳迟早会不翼而飞，如若没有功劳而虚假夸赞那此政党或政府恐怕会提早解体。公权力乃民众所赋予，掌握公权力者必须兢兢业业为民众谋福祉，哪还有时间去邀功请赏？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天下之争端混乱皆因资源分配不均，孔子亦有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有失公平正义则必使社会产生争、盗、心乱。所谓尚贤，无非独夫制定一套人才标准，使天性不同之人皆以符合此套标准为荣，于是民众便趋之若鹜争抢符合标准之认可，被独夫认可后方成为贤达。剩下不符合标准之非贤达者为之奈何？弱者郁郁寡欢，强者自立为王。自立为王者必然要取独夫之统治地位而代之，成为新兴独夫，之后以自己之意愿再制定一套新标准，再使民众趋之若鹜争抢符合此新标准，如此循环往复无有穷尽。只有实现自由民主才能实现“不尚贤，使民不争”，因为自由民主之社会并无统一之标准，大家各贤其贤，岂不安宁？
专制独裁下之独夫垄断稀缺资源，是以产生所谓难得之货。譬如国家之自然资源、受教育之机会、工作之机会本应国民共同所有，而独夫却以种种手段（譬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据为己有，破坏公平正义。民众如欲分一杯羹独夫便称之为盗，譬如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争，国立大学和私利大学之争，考取公务员之争等等。如果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能够公平合理分配，那么何来盗贼？不合理之分配实际上使得独夫成了真正的盗贼，盗取了全体国民之生存所需，可是由于独夫占有优势地位，故而可以任意判定谁为盗贼，当然除了自己。
独夫占有稀缺资源之后则需要仆人为其打理家务，还需要打手为其维护统治地位，防止肥水流入他人之田。其招募人才之方法不外乎从大宝库中拿出一些散碎银两，以此作为诱饵，使民众心生狂乱，争先恐后为其舐痔。有时民众亦属无奈，贫病交加之际也只好上钩了。有独裁专制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失去公平正义则失去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则民众生活绝不能安稳。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何以能够长久？以其不为自己而生。天地滋养万物，无所偏颇，对万物无所不给无所不予，而繁茂之万物最终又回归天地。作为公权力之拥有者必须如天地一般大公无私，为民生而效劳终身，如此才能长久执政。执政者必须以民众之福祉为优先为第一，如此才是合格之政党或政府。政党或政府愈是为民生付出则民众愈是爱戴，最终也能成就政党或政府自身之利益。不过，全心为民众之政党或政府可遇而不可求，民主选举所产生之政府可能性最大，以其不得不想方设法令民众满意，否则上台执政之机会就会减小。相反，独裁政府视民众为草芥，怎会顾忌民众冷暖死活？独裁者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成其私，但我奉劝独裁诸君，不可小看民众之智慧，当诸位独裁者太过火之时也会露出马脚而被民众识破，此时只能落得身败名裂。非以其有私耶？故不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公权力之拥有者已属强势群体，而且其权力来源于民众，你还有何理由与民争利？一个合格的政党或政府应凡是与民众利益相冲突者绝不争取，民众所不愿为之者绝不放下。诸多高盈利行业政府应让利于民，而不能盈利之行业政府应义不容辞，比如公益事业。公共建设往往不能带来大规模及时效益，政府就要以税收来弥补民间投入之不足。民众赋予政府公权力，就是希望政府去做民间不愿做、不能做之事业，如此才是为政之正道。（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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