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7日讯】【导读】长篇小说《拉面者》是作者马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写的政治寓言小说。书中的人物是一位专业作家和职业献血者，他俩彻夜喝酒长谈，聊的大都是周围活得不光彩的小人物的荒唐事。小说里闪现的角色都如面团，被无形拉面者扯来扯去，失去了形状和内心世界，其实这也是中国人的真实处境。然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又远比小说更荒诞。
(接上期)
个体户在秋后算账。
当年，齐奥塞斯库要来参观，政府拨款把一些主要街道重新用三合板挡起，上面画了十几里长的一系列建筑，反正汽车一晃而过。这些巨大的“楼房”挡得他家一丝风都没有。隔五米开的一个“窗户”正好又在隔壁一家。为此，那一户得了一块窗帘布——此布只要在汽车开过时挂几秒钟就可以留为己有了。平时，那一户的家庭出身和个体户一样，都是不能分配工作的黑五类。最倒霉的倒不是得不到那块布，他在拆除“三合板大楼”的混乱之际，偷了一张三合板和二根横撑。事后被揭发，抓到派出所审了一下午。那时，他十四岁。
这个火化房里的“市委书记”在夜晚变得很神气了。他从死者身上看见自己的成功。人生要享受的权力终于给了他。而那些死者只能睁眼看着自己在受气，像他离开那平房以后一样。
个体户看了“九品芝麻官”的戏剧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任务，对平民百姓不加剥削就送进焚尸炉，连牙齿都不检查(注：一个金牙的价值可以是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这是真正的均贫富，苦尽甜来。他对自己的行为这么评论。由于父亲的死使他记忆犹新，所以他对右派和被车撞死的，都会尽心尽力。这里是他人生的另一舞台。是平反还是镇反就看这位九品芝麻官的智能了。
他走在街上(确切地说是他被专业作家描写到街上也可以说是我走在街上)，看到人们排队和无聊时总会联想到焚尸炉里的情景：烧得浑身冒油的皮肤，渐渐收缩的骨架。他看到街上烧鸡的桔黄色表皮与少女白嫩(没烧过)的脸皮之间的差异，也注意了死人与活人那点能动能说和不能动不能辩解的区别。他热爱死人的程度每日剧增，如果母亲也成了死人——那张嘴永不张开——他会多幸福。死人令他成了万元户，令他成了“地下党委书记”。死人决不胡言乱语，不检查他的发票、账薄、不监视他的衣食住行。随着死人的增多，随着他们性格、年龄的千差万别，他的热爱每日剧增。虽然供电局经常停电令尸体积压(有一次从化工厂流出的污水淹了很多菜地，使七人同时死亡，当然他们同时被送到平房里)，他还是认为活人太多，死人太少。
渐渐地他不明白人为什么活那么久了。当母亲为一件原本是完整的毛料裤子被他脱破一个小口而骂他的时刻(其实还丢了三个扣子，而那种进口或类似进口的仿铜塑料扣，要去深圳那种鬼地方才能配到。)，他看到了她死后的宁静，他隔着那块两人之间睡觉便拉上的红色棉布看见了。“大千世界充满慈悲。”他听到自己在说话，便又张了张嘴，那个没说出来的念头终于站稳了。
“女人比男人好烧。”他又重复起这句话，不过意义不同了。
死人身上有阵阵肉香，他鬼鬼祟祟地说：要在刚烧时。接下来是内脏令人呕吐的热气。后一句是心里说的。
你应该去看看。那里有一把天鹅绒做的椅子，破四旧以前是达官贵人坐的。你坐在那里，就可以看见一个人怎么进去，又怎么在音乐中进入安乐世界。他真诚地对母亲说。
据说天上会下一阵棉花。母亲身后的影子仍然在粉红色墙上拉得又黑又长。等到我看见了就跟你走。
儿子吓了一跳。小时候，他每次撒谎都被她识破。如今，他已过而立之年，还是破绽百出。你就去看一次，我是说。
与其说母亲早已猜到了儿子的愿望，毋宁说她自己找到了确切打算。棉花雨可能要等很久。也许，这个说法本来在她心里占不了什么地位，她只是不得不使用它，那是过去某人偶然讲的一句话，或者她自己在某一天早上偶然记住的梦。那说法不可能决定她生命的时间，但可以用做一个尾声。对于一个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人，过去便成为完美而空泛的回忆。当它装满之后就可以轻松地推倒了，死亡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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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的时候，母亲从门板缝往外看了看转过身，明亮的绿眼像闪烁的老猫。在儿子眼里，那种神态是一反寻常的。儿子虽然没看，却从直觉中意识到局面的重要性了。
他转身下床，想做点什么。两个人似乎都对今天的开始怀有不安。这便打破了他俩——两个雌雄动物的以往规律，比如儿子把红布提起的时候，母亲正在提住门的把手拉开门，雌的在门洞的煤炉子里加上煤球并冒了烟时，雄的穿过煤烟，提着牙刷上街刷牙；母亲把尿罐提到煤炉子的另一面，儿子放下牙刷正好提起它来奔公共厕所。那一切在这个早晨都对不上号，秩序完全颠三倒四。甚至当他挤牙膏的时候，母亲正蹲着撒尿，那声音本该在他似睡非睡的迷糊中听到这一切像一种生活的开始，令人摸不清头绪。他心里知道要做的事已来临，只是不知从何开始。为什么?他头脑转了转。这二年，他一步步找到了自己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工作发展早超出他的意料。购买电烤炉，他只因那东西神秘好玩，能烧死人也是他在公共厕所里听说的。然后，他的焚尸炉就像台水泵旋转起来，而他如同上面那根橡皮拉带，永远转下去，因为这个城市一年四季不管白天、晚上、下雨或星期日都死人。星期天不但不会休息，反而死得最多。尤其是夫妇，他们常在星期天自杀。学生们在星期一死，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一岁。星期二死中年的妇女——那是个体户最痛苦的一天，她们又肥又重，如果他再工作下去，一定会求救于外面的野狗。星期三、四死一些婴儿或个别产婴儿的女人。星期五死老干部——这是个严肃的日子。当天清晨，他就要看报纸，特别是头版。他要死死记住悼词和标题，从而判断“逝世”的属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以便做好陶醉准备。星期六夜晚是死青年的最佳时间，有的死在赴约路上，有的死在失恋醉酒，这是一星期里最有机会表演爱情的夜晚。爱情像鲜血般涌进焚尸炉边，那只破桌子上的录音机通宵响着奥尔夫的大合唱——爱情、春天、小酒店。
儿子注视母亲的影子，那影子在墙上停了一下马上歪在灰色水泥地上溜到外面煤球炉子里。
上午平静地过去了。
下午，母亲精心梳理了头发以后，锁上门坐上儿子的摩托车，离开住了十七年的家，甚至离开了这座小城市。
(专业作者最后肯定那里后来住进去一位外省来的专门帮人书写各种信函的抄写员。)
她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陶醉者了，包括她身上披挂的以往陶醉者的服装首饰。一路上，人们都停下注视这个穿着死人丧服，包括元宝鞋的活人，有人甚至认出了她是陶醉者商店的老板娘。他俩在没有棉花雨的艳阳天里来到郊区。
这是平凡的时刻——在生活中人们就是不同角色的演员，有时由于不断经历别人经历过的角色，也变得身兼几种。在演出或排练过程中常常自己本身也是观众。如果他们越出这个氛围，会重新发现自己或自己熟悉的演员都可能是自己。
个体户就从母亲身上看到了两点，一是母亲不过是陶醉者之一，再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制约，二是自己的舞台上，面前的角色全变了，他俩之间似乎中断了以往的台词。如果这时他叫了面前这个女人一声妈的话，会吓得头皮发炸，——那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中年妇女。在平房的凉气中，他马上肯定了自己，而且适应了自己下一步的角色，他原来不是一成不变。这之前，他的演出是身不由己，或者只是个傀儡。他只有表演而无选择，更不能选择角色。确切地说，他永远是母亲的儿子、党的儿子或祖国的儿子，一个货真价实的儿子。他只是从母亲那里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的存在或者自己在排练或者在演出——一个配角。母亲的儿子终于从面前的陶醉者那里——确实自愿——找到完全自我的方式了。不过，这把他弄懵了。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个严肃的游戏者，不是自足的“地下党委书记”，也不是谁都要踢两脚的右派儿子。
(专业作家在想：我们很难划出人与兽类的区别。饮食居住的不同不能说明。区别的准则是什么?一只狼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可以拚命；一个人可以把母亲卖八百元给人当老婆。一只豹子为了争食，把弱的赶走；一个人可以自己饿肚子，令亲人吃饱。这里面几乎很难划出界线。)
他的参照系几乎离不开母亲或者他与母亲的生活。为了活下来他工作得认真严肃。因为他和她都要活在世上，并要应付房租、水电、卫生费和改革开放实行商品经济带来的大量国库券和天天上涨的物价。他从美术学院弄来电烤炉时，并不知道前途如何。他的美感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出自那张哼着“何日君再来”的老白菜脸，行动如猴子般的母亲。熟悉三十年代流行曲的母亲还把音乐细胞传给了儿子(当年的右派也是为了这个女人的嗓子娶了她，并带着美好记忆死在马路上)。儿子虽然不能从这个老女人身上看出昔日的风韵，但他知道面前这个非驴非马的女人，是世界上他惟一接触的活女人。而且是她养大了他。这想法在他听到母亲尿道发出的吱吱声，还伴有阵阵热尿味时最无法忍受。他根本就逃不出“儿子”这个终生监狱。在他差不多麻木了的时候，命运给他送来了曙光。
（待续）
【作者简介】马建，山东青岛人。一九八七年因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而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政治风波, 其作品被查封销毁，并受到批判。著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红尘》、《九条叉路》；中短篇小说集《怨碑》；文集《人生伴侣》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两千零四年法国的文学月刊‘阅读’杂志第五期，选出代表本世纪的全球五十位作家，马建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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