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4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主席老是一阵阵的心情抑郁。奥尔洛夫应他的请求，为他注射了鹿茸精。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仍亲自掌握党务和军务的领导。
中国同事妒忌奥尔洛夫。他对我抱怨说，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常这样那样损毁他的信誉。
1945年1月21日
康顺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显然后悔让我从叶剑英那里获取情报。
叶剑英私下对我说，他倒并不怎么烦恼，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过是执行指示而已。叶剑英说得可能有点不真实，他还是烦恼的，可是他对康生的鄙视压倒了事业上的考虑。
情报局头子试图对叶剑英施加压力，压他自动放弃作我的“新闻专员”的职务。叶剑英总算有了个出气的机会，他不让康干涉别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1945年1月22日
德帕斯上校带着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延安。
白宫准备促成中共在中国军事委员会派驻代表，这是个很大的让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对周恩来的重庆之行，因为蒋介石设于行政院(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旨在欺骗舆论和阻碍共产党发挥主动性的骗人的机构。
中共已经采取步骤来挫败重庆的这一着棋，并在国内外公众面前进一步损毁蒋介石的威信。
美国人显得异常忙碌和紧张不安。这也许跟即将召开的三盟国会议有关，也许跟罗斯福总统打算访问中国也有关。美国人想操纵这儿的局势，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想脚踩两只船。可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实依然是：赫尔利先生坚持要求周恩来到重庆去。美国大使还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错误，希望能控制中国，既控制国民党又控制共产党。
美国人特别急于要进行各种会谈，因为他们怕苏联必然要在远东采取行动。毛泽东也考虑到了这种行动。政界人士忙得团团转！天天有新的拜会和记者招待会，报上天天有富于倾向性的社论。
1945年1月25日
对美国大使的建议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天三夜来，毛和他的同僚绞尽脑汁，要想出既能拒绝国民党最近的建议而又不致引起公众不满的办法来。三天来，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复。
周恩来和美国武官星期二飞重庆。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说话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兴的理由。机场上，他的一群同胞欢送他。德帕斯穿着笔挺的军装和发亮的皮鞋，显得很出众。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官。他上了年纪，面带倦容，这面容同他挂着绿色上校肩章的结实的宽肩膀不大协调。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蒋介石会谈，由赫尔利作中间人。
赫尔利大使肯定会作为“媒人大使”，在美国外交使上流传。
毛泽东以对我信任的口气告诉我，“中共原则上反对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样，并不是彻底坦率的。现在，中共领导希望通过苏联而不是通过美国的调处来获取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们同意谈判，以便他们政治要求的急剧变化不致激怒公共舆论。周恩来带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庆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周恩来在重庆机场发表声明，内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与赫尔利将军自延安飞重庆。当时，中共中央授权我同国民党当局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问题。从那时到现在，国内形势变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为了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与盟国配合行动，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时局，现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讨论有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这就是我再度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我党的代表，我要求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各党各派会议，该会议行将成为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的预备会议；我还建议讨论组织与召开国民大会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以行动配合盟国反攻的唯一道路，是挽救时艰的唯一出路。所有用以减轻病症的治标剂，都不能治愈疾病本身，都绝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现在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我们热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这些建议。”(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