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9日讯】就在10月4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向国会提交“中国教科书中有关歪曲韩国历史的内容和韩国政府的应对现状”报告，称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包括朝鲜战争的起因等多处违背史实的陈述。韩国政府计划敦促中方修改。
这一刚冒出来的抗议，说明数年前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并未让这几个国家就此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统一认识。数年前，韩国人申起旭在美国研究东亚史，由他出面在斯坦福大学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割裂的记忆与和解”的历史比较研究项目，邀请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合编历史教科书，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归于一统，消除争议。
据报载，在研究最初头两年，项目组聚焦中日韩美四国和台湾的历史教材，试图寻找五地历史教材对于一段共同历史叙述的差异。这段历史横亘从1931 年到1951年的整整20年，以发生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为起始，以《旧金山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其方法是，项目初始阶段，雇请斯坦福大学母语是中文、日语、韩语的研究生将四地使用率最高的历史教材译成英文，而后确定 “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区的强制劳工与慰安妇问题、日本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弹轰炸、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及日本战犯审判这八个标志性事件作为比较内容。
来自三个国家的编写组成员如何就这些历史大事件达成“统一认识”，其细节只有他们自己写回忆录来说明了。这里只说结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最后于 2005年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韩国刊行了7万，在日本发行6万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原来对此寄望很高，也居然只发行了11万本。在日韩，这本书是作为一种“副教材”；在中国则是作为“教科书辅助读物”。让有独立政治文化的三个主权国家合编的历史教科书，结果是三国都不想接受。无论斯坦福大学那个项目的资助者是谁，这种事情大概试一次已经足够了。
但中国教育部并未因此降低寻找“国外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内容的不当或错误表述”的热情，继续投入大量资金研究。理由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内容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他国的教科书中，但是他国教科书中“如何讲中国”“为什么这样讲中国”“该怎样讲中国”等诸多问题，却“值得我们大力研究和关注。”
其中作为重点研究的当然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国外中小学有关中国内容的研究》报告完成之时，日本方面在多方抗议之下，已经承认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但在中国看来，日本教科书的“问题”远未解决。该报告引用王宏志的研究《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王分析了日本十多种社会历史教科书，认为各种问题当中最严重的仍然是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问题，如没提731部队在中国的人体试验，对南京大屠杀人数的计算少于中国教科书，没提到日本扶植汪伪政权与济南惨案，等等。这方面问题最多，要求日本改进可以理解， 中国方面应当继续坚持。
有些“问题”就属于中共统一思想的惯性使然，例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只提及中国1966年走上独立社会主义道路、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写新中国4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此外，对双方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应该按照中国政府的提法来写，尊重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意见。如对 1989年的中国政治风波的认识，中日两国存在分歧”——这等于逼着人家去讴歌毛时代那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承认六四屠杀合理。这要求非常过分，因为在此问题上，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与北京政府难以统一认识。即使是中国国民，北京也没法让所有人统一认识。
一般而言，有关历史纠葛太多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分歧在近现代史，不在古代史，但中国却不是这样，非得让日本及时地吸收中共建政后的考古新发现，比如中国历史的起始问题，在古代史上也纠缠不休。中方认为，“日本教科书里，叙述中国历史一般从公元前4000年的彩陶文化讲起，而中国早已将中国历史的起始提前到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还要让日本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观，比如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之类，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日本的教科书里叙述中国历史上边疆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吐蕃、蒙古、满洲等时，大都称为‘异族’，把他们建立的政权视同外国。”
这一点可说是强加于人。其实“中华民族”这概念是辛亥革命之后才出现的。满清皇室逊位之后，革命党发现“鞑虏”虽被驱除，“华夏族”这个概念无法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纳入版图共襄共和，于是发明了“五族共和”，这五族就是汉、满、蒙、回、藏等五族，维吾尔族还不在其内。到中共统治后演变成56个民族，统统算成“中华民族”的分支。这个概念解决了现实问题，即今天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的政治归属问题，但却无法解释中国自汉唐以来的华夷之辨国族观念，以及历代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一直被视为对历代王朝的“侵略”，在这些战争中，华夏人民一直有激励自己的民族英雄，如宋朝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于谦、史可法等；也有被视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如明末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如果硬要用今天这“民族国家”的概念去评价，这些角色的历史定位都得重新改过。中国政府可以逼迫本国青少年不加思考地背诵历史“标准答案”，但力量还未强大到可以迫使他国也采用中共这种“古为今用”的方式去讲述历史。
中国之所以重视周边邻国教科书中与中国有关的解释，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国家如此认定中国的形象。证明中国有关自身形象的描绘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修改国家形象的政治焦虑，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经常陷入关于教科书内容的争议，这种争议还常常演化为外交纠纷。
今后有机会，我还将分析北京为什么如此重视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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