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8日讯】【热点互动】（836）为何中国会出现“幸福门”？幸福对中国百姓来说遥不可及。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周日的热线直播节目。十一期间，中共央视搞了一个假日特别调查，记者连续几天在全国各地逢人便问“你幸福吗？”结果像“我姓曾”，“接受你采访，队被人插了”，“我耳朵不好”这些名列前三甲的“神回复”，在假期里乐翻了全中国，仅新浪微博上相关话题就已经突破5千万条。我们来看一段相关的新闻。
民工：“我在外地打工别问我。”
记者：“你幸褔吗？”
民工：“我姓曾。”
就是这个“神回复”，引爆了5千万网民的热烈讨论。
中国知名学者，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表评论说：“从‘和谐中国’到‘幸福中国’只能表明执政者政治理念的缺失。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才是治国的真经。”
于建嵘的一番话引发网友发挥无限的创造力，网友lin_myself在微博上写道，新闻联播女主播问于教授：“这次网友调侃，你基本都给62分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是央视记者们最辛苦了。满大街的找你，还被你骂。你打算给他们几分呢？”于教授微笑回答：“0分”。女主播问：“为什么啊？”于教授说：“因为剩下的38分都给你啦！”
这个暗讽央视主播“三八”的创意对话，被大量转发，湖南律师甘元春也顶了一个。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甘元春：“在目前条件下，幸福是调侃出来的。不久前公布了一个专家的调查数据说，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恢复了62%，大家都觉得这个62来的莫名其妙，所以大家才调侃这个62%，用了62%之后，剩下的就是38%，只剩下一个三八了，一般是指一个女人不会做实事，只会嘴巴说，吹，三八婆。”
有媒体报导，央视设置的“你幸福吗？”的采访选择题，是一道具有着严重排他性质的是非题。因为面对镜头，没有谁愿意诉说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于是只好和记者打太极，答一些不着四六的话。
上海访民李玉芳说，幸福是被报导出来的，其实全国上下，没有一位百姓是幸福的，只有贪官是幸福的。
上海访民李玉芳：“我们老百姓很多人并没有感觉到幸福，我这话说的都是事实，他这样好像点在作秀，好像有什么目地，幸福对老百姓来说，是遥不可及，幸福两个字只能用在贪官身上。”
“权利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表示，现在就是一个交接班的时间，胡温执政十年，共产党就是要做一个形象工程，幸福吗？老百姓连说话表达的权利都没有。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表示，国际社会上也有研究“幸福感”的单位，但大多来自于民间调查公司，对于生活在讯息封闭的中国，在中共控制民意之下，老百姓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样的调查方式很荒唐。
美“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中国人民现在幸福感降低，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共产党官僚统治利益集团，他们的巨富和生活奢侈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拚命挣扎，这种对比之下产生的不满，这才是影响中国老百姓幸福感的数字。”
央视为了“喜迎十八大”，做了个所谓的“幸褔调查”，看来是有些弄巧成拙了。
主持人：央视的这个“你幸福吗”系列报导为什么会这么火？百姓们千奇百怪的回复说明了什么？幸福感要怎么样来衡量？谁拿走了你的幸福感？
在今天这1小时的热线直播节目中，我们将邀请现场嘉宾共同来一场关于幸福的大讨论，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46-519-2879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今天的两位现场嘉宾，他们是大家熟悉的资深评论员杰森博士和竹学叶博士。二位好。
央视的“你幸福吗？”这个讨论在中国假日期间让大家觉得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就是好像感觉有点抽象而已，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千奇百怪的回答，而且很多都是所答非所问，是老百姓不明白记者在问什么呢？还是说这个幸福到底怎么去回答很难去讲呢？
杰森：那你得去看是谁在问。我们知道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做这个栏目，非常明显的他有政治因素在里头，就比如说，虽然名字叫“走基层，百姓心声”。但是事实上是“喜迎十八大”，所以非常明显的就有政治因素，你问的这个问题就使得让大家觉得都非常难过。因为本身来说中国社会，比如你工资是不是比10年前高了？这样的问题可能大家还有一个正确的回答。而幸福感这个问题呢，不但是很难回答，而且实实在在的，在过去的不管是西方独立媒体调查，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中国人自身的感受，幸福感在过去5年是在走下坡路的，特别是最近这20年是在走下坡路的，而在这个情况下你用CCTV的牌子压着人家说，电视机照着人家说，那不得不说：我很幸福。
主持人：所以被人说是“逼幸福”。
杰森：你不能说不幸福，整个“逼幸福”的过程，让很多成千上万，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看了以后，就觉得心里很压抑，内心的不幸福和电视上被采访的人被逼着要说幸福，这强烈的反差，又知道它完全是政治目的，这样所有的把人积累的怨气突然迸发出来了，就搞出来这样调侃似的全民假日娱乐。
主持人：刚才新闻里面看到的那位被列为“神回复”第一名的“曾幸福”先生，甚至我看到大陆媒体有文章还说他可能真的没读过书，因为他是民工嘛，可能真的不明白“幸福”是什么意思？
竹学叶：我仔细看了这一段视频啊，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其实农村有很多人是有很敏锐的思想，农村这么多年也是整个大环境下人们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农村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人。那么我看这位先生绝对是听明白问题了，因为开始就说了嘛：你不要问我，我是个打工的，正难受着呢！这句话没有字幕，“我正难受着呢”，然后你再接着问“你幸福吗？”他很严肃的侃一下：“我姓曾”，其实就是非常愤怒的一个表现，这是用农村人他比较智慧老成的一个状态表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反映出农村人的一个状态，出来打工，我已经离乡背井，我孩子家里都抛在外面，我已经离开了，我现在还在找工作呢，还坐在这没有工作嘛，正在难受着呢！你还问我幸福不幸福。这样的话本来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冒犯，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这样让我对着观众说我很幸福，我说不出来啊！我只能说我姓曾，是吧？
主持人：你还是很理解这位“曾幸福”先生。对，其实央视设计这个问题，它是连续几天的报导，很多观众看了之后就说，我看了那个报导以后，我就会得出结论：中国人太幸福了。就是说央视设计这样子一个节目，它是不是真的会觉得中国人应该很幸福？
杰森：我猜设计人可能真有这个想法，当然这很明显是上面给的一个宣传任务，“喜迎十八大”嘛，它毕竟把这个底牌都露了。那么这样的过程中，央视那些人，而且那个栏目叫“走基层”，换句话说，他们是在高层，他们是在中央，那么走基层就是听听一直被踩在脚下的老百姓的心声。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我可以感受，应该是很幸福的，因为收入肯定是非常高啦，车子、房子什么都有了，国外经常也可以旅游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觉得可能老百姓应该也感到很幸福。
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以为就是满大街都会由衷的说“太感谢党了”，就把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结果没想到，一走基层就可能感觉到有些老百姓，而且网上的反应就更加的出乎意料，所以这个节目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帮了个倒忙。
主持人：对，就感觉到老百姓对整个节目完全是一种嘲讽的、反讽的一种心态。
竹学叶：我们如果注意一下最近这几年来的这种上访、大规模群体事件很多，它的镜头还不是直播，它是剪接过去，所以我想在实际采访过程中，很多人破口大骂的都会有，但是它不可能把那个剪接出来。所以它挑出来的这些也是符合这个节目栏目本意所需要的，也出现了这样令人发噱的一些回答。
所以我觉得真正民众的心声要毫无压力的表现出来，要把这个节目比如由国外某一个新闻媒体来做，比如说我们《新唐人》来做，那可能真的把老百姓的心声反应出来。我们来讨论你为什么幸福，为什么不幸福？放在一个日常的状态中来讨论，而不是放在所谓十八大的关口上让你说幸福，不是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肯定能够把中国很多的社会问题给表现出来。
杰森：这个事中国网民做了，有两个非官方的网上调查，一个是国内比较有名的，好像是“天涯论坛”自己有一个帖子说我们来做调查，很多数以百计、千计的回帖，我大概看了一下，我统计了一下，应该说90%的人都说自己不幸福。而且很有趣的，有人总结说：幸福感多来自家庭，不幸福感多来自社会。
另外微博也做了调查，大概有5万多回复，大部分人也是说不幸福，当然这个微博上的不幸福主要是指物质化，没车、没房我幸福从哪来？那意思是这样的感觉。就说你要是给大家像网民这种，相对来说不受监督的这种回答方式，你可以感觉到大部分中国人的幸福感还不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明显那么多。
我可以理解那些人，当CCTV那个标志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敢说你自己不幸福吗？就像那个耳朵背的老先生，捡瓶子的，什么都没听明白就赶快开始说，党每个月发给他几百块钱生活费，太感谢党；最后说了一句我耳背，我没听明白你问什么。就说在CCTV这个镜头下，事实上这样的采访，完全就是不真实的采访，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它把这个东西播出来的时候呢，跟老百姓内心那种压抑的委屈产生对比，这才造成瞬间几天就5千万的回复。
主持人：像你刚才说“天涯论坛”上的这个调查，是说90%都会觉得是不幸福的，可是中央电视台却专门要去问老百姓，你是不是幸福，就是说它想得到的答案，跟它实际的结果完全是拧着来的，它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
杰森：中央电视台设计这个栏目的人，和中央电视台这群人，他们跟整个底层老百姓是脱节的。有老百姓就说晋朝那个皇帝……
主持人：晋惠帝说的。
杰森：晋惠帝听到有人饿死的时候说：“何不食肉糜？”（何不吃肉粥？）。就是感觉它事实上有这种概念，因为他们这群人，中国确实有10%这样的一个人群，他确实是生活非常非常不错的，经济上、社会地位各方面。他完全不理解有巨大的一个底层的人群挣扎生活的一种现实，那么他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做出这样一个栏目，他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主持人：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刺中老百姓真正内心那个痛。
竹学叶：我想这个栏目本身希望老百姓说自己幸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杰森讲，有的人不知民间疾苦，像这部分人肯定是有。但我想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这些人也知道这个民间疾苦，也明知道老百姓会说什么，但是它也藉这个栏目本身，表达一部分这种很滑稽的状态，可能也是媒体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存在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是从上到下，你硬要压这个任务嘛，那我就给你做出来了。反正这是心声。
主持人：但是也有人说，我读懂了，因为CCTV一贯都是那种一本正经的，有板有眼的，这回好像搞的一些是感觉让人觉得是“纯天然”的东西，没经过编辑，没经过剪辑就播出来了，说它是不是在改弦更张了，会不会这样子？
杰森：我倒不觉得，因为就是有人说你能把“我姓曾”这样的回答都不剪辑掉，就说明它是个进步，但是我自己感觉到这是个更精致化的宣传。就说某种意义上讲，你要是看它这个栏目，它是连续几天播报，各地都在采访，你要把它这个全部看下来，你会发现真的是给你感觉，哇！中国人幸福感真是强得不得了。所以它留下个别这几个“神回复”，把整个栏目做出一个天然的感觉，事实上宣传力度可能更大一些；但不幸的是现在有网路，老百姓可以在网路上发表自己的言论，那么网路的言论就一下子显示出巨大的对比。
主持人：很真实的情况是在网路上展现出来的。
竹学叶：而且即使是你看它的节目是做为局外人，但是做为中国老百姓，做为一个当中生活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人比我幸福，我会不幸福吗？做为个体他会自己有自我的判断。我想这个宣传本身是给不了解情况的人看的，对于身在其中、了解情况的人它也没有办法。
主持人：我们先接两位观众朋友电话，首先是加拿大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加拿大王先生：你好。我觉得幸福这件事情可以说绝对不可以问的，一问幸福的感觉就很走调，因为幸福的人一回答说我幸福不幸福，我觉得真的很可笑，我在国内应该说也蛮有钱的，可是我的确没有幸福感，我只是到加拿大以后，前1、2年突然觉得我真的很幸福，如果你要我说具体事例，我可以说很多，但每一件都不能真的代表我真实的感受。
至于问到国内听众是不是幸福，我说首先问问看倪萍幸不幸福，问问看薄熙来幸福不幸福、问问看章子怡幸福不幸福？如果以网路上那些谣传做为背景，这些可以说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做那样一些事情？再说，还有一种幸福，你问傻瓜他幸福不幸福，他真的很幸福，他可以幸福一辈子，我不知道要怎么解读这种情况。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匈牙利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请讲。
匈牙利王先生：主持人你好，嘉宾好。这个新闻我也看了，当时我都要吐出来了，我觉得太恶心了，主持人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想对这些吹鼓手和这些人说，我姓教，教育部的教。
主持人：谢谢王先生的电话。我再来接听纽约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纽约王先生：这个问题表示共产党现在都笨得要死，这个话根本不应该问，如果他们这样问老百姓，去问毛泽东时候，什么都要粮票要油票，现在什么票都不用都可以买到，这不是比从前好多了，这样问就可以有办法了，他不敢这样问，一问毛泽东就完蛋了。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王先生的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北京倪先生的电话，倪先生您好，请讲。
北京倪先生：大家好。央视也没人看，因为中国是两套系统，一个是指媒体和电台、电视台，另外一个就是网上，反正两套语言系统。央视提这幸福，一个是愚民宣传，再有就是强奸民意。大家想一想，西藏人自焚都快60个人了，整个这么大的国家，连个水波都不响，都没有声音，都没人关注，想想这是什么国家？！《圣经》里说的欲望之城，就这么黑暗的地方，大家想想是不是？央视问你幸福吗？对照藏人60个人自焚了，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倪先生的电话。刚才几位观众朋友都对这问题产生了一些看法，说为什么问这样愚蠢的问题，怎样来回应大家？
杰森：本身中共特想把老百姓幸福感放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毕竟胡温执政结束了。我们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头，真的有句话，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俱生来的权利，他承认追求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政府本身不应该是给老百姓提供幸福的机构，政府最多能做到的就是提供一个自由、尊重人权、尊重人有追求自由幸福这样的大环境。所以说老百姓幸不幸福，往往是个人问题，是个人衡量标准，跟个人价值观也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完全违背了最基本的所谓“政府的职能”，这是一个问题；也违背了“幸福”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个人因素，不是社会因素。所以这些问题集中到一体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确实展现出央视策划栏目这个人，是有很大的不管是技术问题还是别有用心？就是你刚才说的，真正是想展现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很有想法的媒体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整体设计是个弊端。另外，中国目前这个社会大环境，可能完全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竹学叶：对，我也有同感。本来“幸福”不能等同于“满足”，有的人吃饱饭就认为很满足了。刚才有人讲可能有横路敬二（日本电影《追捕》里的人物）式的那种幸福，有；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回想比一比觉得自己还满不错的，那时候有些人的“幸福感”可能比现在还强，我觉得那就是属于横路敬二式的。
但是我们如果从传统文化来讲，老祖宗都已经把我们所谓“幸福”、“不幸福”作为一个社会状态；我理解是有描述的，比如是不是政通人和？老百姓是不是能安居乐业？有了这些，你不用去问社会幸福不幸福，只是作为一个政府，你能不能提供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老百姓如果把窗子都加上钢筋还觉得不安全，他有多少钱也不会觉得幸福；如果自己的孩子生病没有钱去医院，这时候再高的社会地位、你跟他说国家多有钱都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幸福”不能用物质化来描述，就像刚才杰森讲的，它不是社会因素，而是个人因素，和你的文化、教育，和你的信仰、你的追求，和你的家庭环境方方面面都是有关系的。和现代社会联系的方面，我觉得是不是有公平？是不是有正义？法治是不是能够维护你的利益？你的基本人权能不能得到保障？这些东西如果都有了，这个人幸福不幸福那就是他个人的事情了。
现在中共把人的“幸福”、“不幸福”和它的政绩连起来，它自认为“幸福”是它造成的。反过来讲，你的“不幸”也是因它而造成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另一方面它就没想到负面因素了。“幸福感”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和感受的问题，在西方社会有没有这一类的调查？
杰森：有，真的有。刚才谢田博士也谈到，但是西方社会都是民间做的，是有理论研究的因素在里头。比如说，这一次在“神回复”里头大部分网友说：“没车、没钱我怎么会幸福？”他把物质跟幸福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西方确实有调查研究，结论是：在底端的比如贫贱这样的人，幸福感和收入是有正相关的关系。随着你收入的增加，你的幸福感会增加，但是一旦到了一个收入阶层，衣食无虑的时候，幸福感和收入基本上逐渐开始脱离相关性；到一定程度就完全不相关，收入还可以接着往上走，幸福感就已经是持平或者不变、或者有其它的因素更左右。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结论，物质的因素在“幸福感”里头是有一定作用、是一个因素，但是它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因素，超过这个范围应该就没有影响。
主持人：刚才您讲它是有一个范围的收入标准，可是中国人现在还是比较物质化的，看重房子、车子，是不是他还是在这个范围之下苦苦挣扎着，所以没还有超越这个范围？
竹学叶：我觉得刚刚杰森讲的主要是西方做的研究，要是在中国做这个研究的话，收入和幸福相关的人数，无论是比例还是绝对数，可能数据会超过国外；在中国更多的人是与收入相关的。
我注意到这些回复里面，哪怕是从央视播出来的，很多也主要是反映物质方面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满足了我就幸福。很多人就是很简单的上班、挣钱这就幸福了，这是典型的一种。
主持人：就是“钱”可以衡量一切。
竹学叶：其实我们稍作冷静一下，刚才杰森讲的已经很清楚；人的“幸福”其实是分层次的。你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人的人生价值，人的所谓理想，或者信仰，对别人的关爱，能不能做出贡献，我的价值能不能实现？这就超出所谓的基本生活得不得到满足的那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复杂就复杂在说它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很难弄一个说“你幸福吗？”用这样一个“是”或“不是”来回答，这就是我们有的人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问得这么难受啊？
杰森：确实你谈到一点，中国要比西方社会物质化严重得多，中国对于成功衡量标准，物质化的因素要比西方社会多得多。
主持人：这是为什么？
杰森：这是中共宣传的结果。因为中共本身它不让人有意识形态的想法，不让你有很明显的其他的精神追求，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它衡量自身成功的标准就是GDP，把整个社会带到物质化的标准；现在中国成功人士就是挣钱多的人士。西方社会你看奥巴马，他当时拿到名牌大学的法律学位以后，他选择去最不赚钱的社区服务这样的项目，因为他老婆说了，他主要的目的他觉得他的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赚大钱，更在于能改变更多人的生活。当然他有政客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在西方不缺这样一个选择，就说他不把“挣钱多”作为自己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他有更多的选择，多样化的选择；甚至有很多人有信仰所以他由信仰决定选择。那么在中国确实唯物质化的因素造成这种以物质衡量幸福的比例会很高，所以我同意竹博士的看法。
主持人：就算是比较物质化了，那我们知道对比以前来讲，中共过去饿死3千万人那个时代，那个时候老百姓大家都是很穷困的，可是今天毕竟在发展经济的这二、三十年之后，今天老百姓的日子比那时还是好过很多，那为什么今天的人还是觉得不幸福？
竹学叶：我觉得从这个从物质这个角度看幸福不幸福，你如果纵向来比，和历史上来比，每个人都应该比以前幸福多了。比如说在我小时候，我记得一天吃两顿饭很正常，晚上不吃饭，因为晚上去睡觉。很多都是这样，但是现在谁家晚上不吃饭？从一个物质的满足来看，应该很幸福，可是他不幸福，为什么？因为人确实不仅仅是要吃饱肚子，幸福它本身不是一个肚子满足就可以说我是幸福的事情。
那么反过来讲，那个时候我知道是大家都没什么东西吃，你没吃人家也没吃，所以比较一下，我还不是最差的。所以我觉得老祖宗就有这个说法：不患贫而患不安，你那个不公其实才引起人们的不平之心，你不平嘛，那你那个幸福就削弱了。
杰森：在很多社会中，目前中国因为：第一，衡量标准是谁挣钱多，谁就是成功人士，就是幸福人士。第二，你又看到很多人挣钱的方式，是你不耻的，这种由不公、由钻营或者说由跟中共的这种关系造成的说谁能成功，谁能幸福？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所有的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部扭曲，这种不断扭曲的社会现实，使得很多人内心失衡，这种失衡的感觉，不稳定的感觉，造成中国很多人没有持续的幸福感。
主持人：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纽约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讲。
纽约杨先生：您好。听到你们节目，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上个礼拜我接待一个从大陆来考察的，他们就说来到美国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在国外就好像在排毒。为什么呢？大陆有食品问题、化学问题，很多，而且很多教育各自搞不同的，这个头脑绷得紧紧的，出来走一走，要把大陆不好的东西，好像排毒，很清新的一个感觉。我谈到这个话题，就是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不是很幸福，压力很大，各种外来的因素很多。
主持人：谢谢杨先生的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德国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好，请讲。
德国林先生：主持人好。如果是我在中国接受中央电台采访的话，我会告诉他，我本人幸福不幸福，不是我说了算的，而是共产党说了算。中央电视台为了政治宣传做这个节目，中国人幸不幸福摆的很明显，谁都知道中国人是很不幸的。
主持人：谢谢林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再来接听纽约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请讲。
纽约周先生：嘉宾好，主持人好。幸不幸福在中国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我看了网上有一个人民大学的周正孝教授，他有一篇里面讲的非常好，他讲到北京巿只有2千多万人口，但是它的解析机、核磁共振机这些设备已经比英国全国还多，一个中央委员一旦病倒以后，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每天消费20万，这个就非常幸福。另外，共产党官员出国考察，他可以到夏威夷去考察，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开会，转完世界一圈以后，他可能还拿很多出差费；但中国农村的人他得到的医疗资源可能是是城里人的1%，所以这个幸福可以说是千差万别。而且世界上唯有中国的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是超过男人的，这就说明这个国家的人相差太远。
另外一个，宣传机构也非常厉害，比如芝加哥的教师要求增加福利，它马上报导；但香港十万人反洗脑，它不报导。现在中国就是这样，北京人可能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一样，物资充裕，但是乡下人他又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以为全世界都和乡下差不多。所以经过它宣传以后，这个国家就变得好像很幸福。
主持人：谢谢周先生的电话。我们再接听纽约李太太的电话，李太太您好，请讲。
纽约李太太：我想，什么是幸福，这和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和追求也是有关系。在中国古代，或者像释迦牟尼领着弟子在外面要饭，他们寻道，追求修炼，他们那么穷可能还是觉得很幸福。
主持人：好的，谢谢李太太。我们再接听山东宫先生的电话，宫先生您好，请讲。
山东宫先生：谈到关于幸福，我感觉我们太“幸福”了，为什么呢？我是一个老兵，回到家园，什么也没有，他们对待我们就是黑监狱、暴打、追杀这些问题，我感觉太“幸福”了。因为我们一个12年的老兵，回家了，任何人不解决问题，一次次去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得到的答复，第一就是暴打，第二就是黑监狱，第三就是追杀，现在我们是门都不敢出，我感觉太“幸福”了。为了“国家安全”，我们付出了12年的青春！
主持人：谢谢宫先生的电话。关于幸福的问题，刚才几位观众朋友都有自己的见解，怎么样回应一下？
竹学叶：刚才我们有人说贪官可能幸福，其实我觉得你真是挖到他内心里，他贪了这么多，他会不安的，人毕竟是人，他那是另一种不幸福。他为什么把钱存到国外？把妻子儿女都弄到国外去呢？他觉得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幸福和一般老百姓的不幸福，状态不同；他剥夺了别人的幸福，其实他自己也不幸福。
所以刚才纽约的李太太讲，真的也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佛陀也好，神佛也好，理想中的老天爷也好，或者有些志向远大的那些人，他为了别人能解除痛苦，他去承担很多痛苦，当然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但我们知道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像我们小时候所说的和尚、道士，我们都很尊敬，这些人能吃苦耶，很不得了，但现在人们可能追求不在那方面，说谁能挣钱多，就像刚才杰森讲的，谁挣钱多，谁才是最幸福，所以这个属于世界观了，人生的目标不同。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我们作为普罗大众，那么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说国泰民安，老百姓乐于做自己的事情，自己从事的营生，不管你崇高也好，低贱也好，或者是辛苦，或者是怎么样清闲，但是大家都很乐在其中，你愿意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这个我就讲一件小小的事情。
主持人：行，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江苏钱先生的电话，钱先生您好，请讲。
江苏钱先生：你好。你认为现在中国老百姓还有什么幸福感、幸福门吗？自欺欺人，他们自己都清清楚楚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信息这么发达，你认为还能愚民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成了，还有什么幸福不幸福，它简直是胡扯，像这种信息只会愚民，那个不可能啦。谢谢，再见。
主持人：好的，谢谢钱先生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上海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请讲。
上海彭先生：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幸福，就是指的自己升官发财，只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就是幸福，但是幸福需要时代的意义，比如物质文明共同发展，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才是幸福的吧！中国虽然是经济进步了，但这是自然发展的状态，它说的好像中国没有共产党，大家就变成了原始人一样。这是自相矛盾的。
主持人：好，谢谢彭先生的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加拿大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请讲。
加拿大王先生：你好，再补充一下。说到幸福有很多物质以外的一些因素，那在这个层次上我想为共产党讲几句“好话”，很多幸福的话，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教育了我们多少年了，老早忆苦思甜，后来慢慢的好，现在比过去好，GDP又涨了多少倍，又是世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为什么还不幸福啊？那要怪自己啦。你应该想想看，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当成一头猪，当成一头猪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很幸福，不要把责任都怪到共产党头上。
主持人：好的，谢谢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的话很幽默。
杰森：我想是这样，大家也都可能谈到这样的概念。我们知道美国《独立宣言》里头，它确实说是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事实上是个非常关键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刚才大家都谈到，比如纽约的李太太说的，说释迦摩尼领着他的弟子沿街乞讨，他自己有修佛的愿望，他觉得自己一生最辉煌最幸福；这是一个人的追求。那么现在哪个社会都有这样不同追求的人，作为一个政府的话，它的职能是提供这样宽松的环境，允许每个人都去追求他的幸福。
政府应该根深蒂固的认识到，自己不负责批发幸福，自己唯一的责任就是给大家自由，让大家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这个概念中共一直没有拿到，它从来就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幸福”，所以一切的责任、权力，或者是好处全都落到自己身上，其实这种是非常愚蠢的作法。
主持人：所以做到今天的结果就是整个老百姓对幸福感，跟它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概念。请你继续分享一下刚才你的故事。
竹学叶：我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不去安居乐业的话，他怎么也不幸福。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家买了一个厨房做饭用的那个围裙，你怎么也系不上，因为那个带子很短，我这么不算胖的人我系不住，我只能挂在这。我就可以想像做这个工作的人，那个绳子你就稍微长一点也就完了嘛，这个并不会花费多少，但是它就是这样，我买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只要中国买来的东西，你都会发现有问题，这个小问题，那个小问题，猛一看很好，但是仔细用起来都会出很多问题。
从鞋子、帽子、袜子，什么都会有这样，你这口袋一掏，漏洞了，那线缝的就在那个布的边缘。所以这就是说做工的人，和这个工厂的主管这些人，他并不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想把它做好，多么快乐，他是完成任务，挣钱就完了，出去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侧面的可以反映，就是中国人他并不安居乐业，他并不乐业，就是都是觉得很痛苦，就是挣钱，只要挣到钱也就行了。但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刚才大家也都谈到，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从我们受教育或我们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它从来就跟你讲，什么东西都是物质的，也就是不自觉的你最后说追求物质才是幸福的。
但是我们放开来讲，整个社会就这么多物质，你追求到了，他追求不到，你追求到了，还想更多。你看那些贪官污吏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多少亿，他并没有满足耶。
主持人：易奢难俭。
竹学叶：很显然如果这是一个目标的话，那就我们可以断定，人是永远不幸福的，因为你走到了一条死胡同上，因为这个财富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你每个人都想要什么有什么，所以这条路应该说共产党把中国人引到一条绝路上去，从幸福这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领到绝路上。
主持人：可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当中，实际上一直是有“君子重义轻利”这样一个概念，是根深蒂固的。
杰森：对，其实有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把德，精神层面的东西远远放在物质上面的，就是说历史上重利的人都是小人，你要是看历史上所有的书，重利轻义都是小人，但是不幸的，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留给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法宝，一个幸福指南，却是被中共完全抛弃掉了。中共现在就是一切衡量全是物质化的，就是说这种物质化的衡量方式，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把中国整个一、两代人都带到了这个唯物质化，为幸福标准这样的方式，事实上真的是刚才竹博士谈到的一样，把中国人带到一个不幸的轨道上，你如果一切都是唯物的走，中国人的幸福未来是很难真正实现。
主持人：其实中共一直在讲要搞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其实你让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感到不幸福的时候，它怎么能稳定？
竹学叶：对，你说稳定的话，其实我们看看历朝历代，我们所知道有历史记载的，很多朝代都是几百年耶，当然那短命的朝代我们都可以看，当时就是人心混乱，你争我夺，除了那段以外，你看不论唐、宋、元、明、清，元朝几十年，我们都知道它属于没有文化，但是你看稍微长一点的朝代，那个文化的灿烂，它留下了历史。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是可以看到，那个期间如果说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比现在那不知匮乏得多少了，但是那时候人们他是幸福感是摆在那，社会安定了，所以几百年都一直维持着朝政。
我觉得从共产党这几十年看，就是动荡，把人心、物欲搅得高高的，把你的理想彻底的泯灭，你没有别的想法，你就是去挣钱了。当然在毛泽东时代是另 一个阶段，你什么都不能干，你挣钱就是错的，你生活都不行，所以好像刚才那位加拿大的王先生讲的，让你忆苦思甜，让你苦，它走到另外一边，说你应该不要有任何的私心；作为一个人你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还说你还有私心。
那么现在倒过来，说你就应该发展你的私欲，只管怎么搞都行，只要挣到钱你就是英雄好汉，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整个人所能够感到幸福的基础，人的信仰、人精神的东西，彻底的打翻了。所以我觉得这样走下去，你就是说现在，好，我们不管了，共产党灭了，社会大家都还是沿着这条路去追求的时候，你永远都得不到这个东西。
主持人：可是要怎么样再走回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杰森：这事实上是个更大的问题，事实上中共你说是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环境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这还是一方面可以看得见的。它把中国几千年文化拿掉了以后，使得中国人现在没有一个更高层面，精神层面的追求，或者说使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多元化的精神追求，这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命题。事实上我同意这个观点，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把现在这个政治制度改变了，中国人就进入幸福状态了，事实上我们知道政治制度它只是一个附属物，追求个人的幸福才是目前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方式。
那么目前来说，就是中共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给中国人一些民主，但是如果说中国人不能真正回归到一个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完全是唯物质化的方式走下去的话，那么中国人这个幸福感可能还是徘徊在现在这个状态上。
主持人：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中国人现在这种唯物质化的追求，已经到了一个很极致的程度了，可是要想扭转好像又很难，你说共产党倒了，可能也没有希望，那么中国的这个幸福感，幸福上哪里去求？
杰森：其实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素质，中国人其实素质是满高的，你要是说人均素质，我还觉得比美国教育程度可能还高一些。本身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社会导向问题，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把整个人的价值观，硬是从原来这个“谁是贫穷”，就是我家贫农出身，这种谁穷，硬是挂了几十年，你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因为它掌握了一切宣传机构，它对于老百姓的这种价值导向，起了巨大的作用，要么就是老百姓真的自发的，从民间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这是最能有号召力的一个因素，中国人最认可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当然个人有自己的信仰，我觉得也挺好，你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你真正的按你信神的那种方式，去追求你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也很好。但是这种东西是要存在的，你要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这个社会不能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价值观，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如果完全你都跟中共的价值走，前两年是谁穷谁光荣，现在是谁富谁光荣，你要跟着中共这种走的话，那中国社会永远没有稳定、安宁的这种人心。
竹学叶：所以我觉得历史上人心安定，那是最重要的，至于说物质匮乏，哪怕是面临巨大的困难，如果人心是定的，就会觉得我们有希望。所以我觉得中共当年把人搞得穷，以穷为光荣，那个时候老百姓并没有乱，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还不知道外部世界，还以为共产党讲的是真理，觉得这样下去，我们以后会好的，共产主义会实现的嘛。我们当时小时候，什么五年超英，十年赶美，什么什么之类的，它是把那个大饼摆在你前面，你就往前走嘛，但你没走到那时候，你觉得还行，当然现在回头看是个笑话，这就是横路敬二（日本电影《追捕》的一个人物形象）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你如果老百姓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前头有个希望，比如说一个农民，我今年穷没问题，我明年喂一头猪，后年两头猪，我儿子明年就长大了，后年就可以挣钱了，他哪怕现在再困难，他没有问题，他是一个稳定的，但是你如果说他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娶不到媳妇了，也找不到工作了，这时候你再跟他说明年再好点，他绝望了，他不可能稳定，我现在怎么办，我明年就没有出路。当然这个是农村。
你真的一个城市，一个知识份子或者一个企业家，他如果看不到前途，那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不是说他现在拥有什么，或者你再去欺骗他，那状态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共不存在，也需要中国社会要找回传统的价值，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像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中共在极力迫害法轮功的团体，我所了解的，这些人他并没有因为迫害而受到一个很窘迫的生活状态，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还在追求自己的真善忍的这种内心的平静。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社会能够走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很不安定的状态，还能够再往前持续的，我觉得是因为有相当大的一批人群，就像中共当年统计说有上亿人，有相当大的一批人群，他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这样高境界的精神追求，他其实是稳定社会的一个基础。我是这么一个感觉啦，因为这种人多，我们可以想嘛，这些人他不因为物质的被剥夺，或者是家庭生活被中共扰乱，而变得没有希望，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那他对社会来说就是个稳定的因素。
主持人：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可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像刚才有些观众也谈到了，就是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很苦，很多老百姓他真的是面临着这种三座大山的压迫，没有社会保障，他的生活可能就面临着下岗的一种危机感。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给他的这种幸福能够增加什么因素？
从多个层面来看，你谈到说如果连吃饭都很危机的时候，那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最底层的社会福利，就比如说美国，你真的是没有钱吃饭，政府就给你发食物券，这食物券足供你吃得饱。这种最底层的东西政府应该提供。那么再往高一点走，相对来说他已经是衣食无愁的话，他有更大的精神追求的时候，那么政府应该提供一个宽松的让他寻求自己思维的发展，精神方面追求的因素。
那么再往高层，比如他有很大的协调发展的时候，那么政府应该提供一个公平的企业发展的竞争环境。有的人他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一个自由的社会，政府应该是站在旁边看，只要这个人不伤害别的人，他可以自由追求一切他追求的东西，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人幸福不幸福那是人的因素。
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为什么大家反复说“我在家里可能感觉还好一点，一出门我就很生气”，事实上这就是因为整个政府搞错了，这个政府的执政方式是很愚蠢的，它过度的介入一切人的生活，我让你信这个，我不让你信这个，我教育你以我的口舌让你认为我很好，同时让你认为那个人很坏。它以这样的方式左右人一切思维的时候，它本身道德低下，道德沦丧。它这种教育的结果，一方面使社会沦丧，另一方面也在压抑个别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这事实上就使社会很多人不能自由追求自己的幸福，那么他不能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他就是一种痛苦的感觉。
而且中共的贪污使得底层社会没有很好的社会福利保障，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就造成社会低层窘迫的人的不幸福。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脱不开大家现在说的不幸福感，因为它介入太多高层人的生活，更少的去管低层人的生活，所以它完全违背了一个正常政府的职能，而且它在骗你。
主持人：事实上中共几十年统治下来，中国两代人甚至更多的人思维已经被中共这一套的教化给固化了，即使是中国人到了海外来，你感觉到他那种内心的完全安定幸福可能都要有一定的时间过程。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中共政局的变化，今天说中共真的倒了，那么中国人的变化，这个改变要经过一个痛苦过程是吧？
杰森：这个过程不是说你依附于政权了，还是依附你自己，就是你内心中作为一个自由人追求，你得逐渐建立起来，这样的自信心得站起来，你才能成为一个人。
竹学叶：但是我觉得很明确的一点，如果中共这样继续存在下去，也是没有机会来去自由追求的，它这种唯物的道路，这种宣教，这种强力的驱使，在中共自己它是不可能改变的。
主持人：我们希望这个变化可以快点实现。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的精彩评论，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踊跃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话要说，欢迎您给我们新的反馈信箱留言： [email protected]。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