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6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1月12日
我请求中共中央主席不要勉强我再从情报局头子那里去获取军事政治情报了。
首先，依靠康生是很丢脸的。每天，我得去聆听他屈尊告我的新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仅必须耐心地听取各种各样的假报告而已，情报局头子还总是想嗅出我心里在想什么。
第二，我要把错误的消息从所有这些材料中排除，照例要搞得劳累不堪。
第三，他经常对我隐瞒有损苏联利益的延安政策的真实情况。
第四，他恨我。他想干掉王明的时候，我进行了干涉，因而，他是饶不了我的。他恨我，还因为我告诉莫斯科，他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是残害持国际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第五，我还在受监视。情报局头子的局里有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用来监视我的新方式方法。
第六，康生找些事情来败坏我的名誉，并说我以前向莫斯科打的报告都不可信，用这个办法来迫使我依靠毛。
自然，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毛泽东。为了让我的请求站得住脚，我对他说远东形势正在变得极其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康生不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情报。延安既没有外国报纸，又没有新闻中心。因此，我对重要时事未能及时得到消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康生不能够(我当然不说他就是不愿意)客观地评价形势的发展。我无法得到可靠而及时的消息，这对共同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中共中央主席很难反对，但是他还是表示遗憾说，他别无良策，因为康生是特区消息最灵通的人(“如果不是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的话，”毛开玩笑说)。
我说我倒有个办法。看得出来，叶剑英同志是个能干的外交家，由于他的地位而掌握着必要的情报，他能够对时事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最重要的是，这会使得工作效率高一些（这无疑会提高情报的价值）。叶剑英同志见多识广，这就保证了他能提供够水平的报告和见解。
要在两年前，中共中央主席甚至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世界上所有电台都已计算好了希特勒完全战胜苏联所需要的时间。
毛勉强地同意了让叶剑英作“新闻专员”。他不是由于软弱而让了步，他只不过是开始在认真地同莫斯科玩一场赌博，而我在他的计划中已被排定在某个位置上。值得惹我生气吗？
分手时，毛泽东含笑对我说，问题不在于我从谁那里获得情报；主要的是使情报为“共同事业”服务。
1945年1月14日
毛同我一起往外走。
叶剑英过来了。毛拿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他是能够等待和保持沉默的。
叶剑英说，美国人对延安的苏联人感兴趣。
“你的新闻处使他们很感兴趣，孙平。”叶剑英最后说。
“记者们对此也感兴趣。”毛泽东补充道。
毛指的是去年外国记者访问特区的事。美国军事观察组和爱打听的记者们，自然很有兴趣探知莫斯科在这儿的“地位”。他们都惊奇地发现，延安只有三个苏联人，那就是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不算普罗先科，因为他只是偶尔来延安），而美国人在延安却驻有一个庞大的使团，其人数有时有好几十。用运动员的话来说，这方面，显然美国人得分多。
我想，美国人知道不少整风的事情（多亏了谁呢，弗雷还是马海德？）即令他们不知道党内分歧的全部错综复杂的情况，他们也一定抓住了主要问题：毛泽东想实施他的民族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反苏的。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自然，并非所有的观察员都对整风的意义作这样的评价。但是像戴维斯、谢伟思、庐登（多少还有史迪威）这样的人物，显然及时意识到了毛泽东这种看法所提供的机会。中共有这样一个领袖，他们就不大在乎它的经济纲领了。同他联合的基础是现成的，因为他竭力想在政治上孤立苏联，而人们能从中觉察出反苏的思想来。观察员先生们没有弄错，他们闻到了中共领导情绪中的反苏味道。
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和庐登是那种最危险的“盟友”。他们比起他们的那些不相信毛会真正反苏、断定这位主席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同僚来，要看得远，看得远得多。其他的美国军官只不过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上面的指示而已。其实毛的行为同那种把毛泽东看成为“第一号共产党人”的意见，并无共同之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谈得上取得什么进展呢！）军官先生们还断定“第一号共产党人”不过是虚张声势哩。
史迪威那伙人（戴维斯、谢伟思、庐登）懂得，美国同特区合作，比起传统地倾向于蒋介石或只是有限地利用中共的军队来，前景要广阔得多。
约瑟夫．史迪威对形势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位将军的左右有这样一些人，并非偶然。史迪威无可争辩地是个中国通。他青年时期跟美国军事代表团一道，在中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太平洋战争伊始，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他为中缅战场美军总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
1945年1月16日
同美国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领导意识到，同美国人谈判成功的机会逐渐化为乌有。借助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希望要成泡影了。毛想，起码也要利用美国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的关注，让他们管住蒋介石。一旦他当权，他保证美国袭断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能得到相当大的利润。
美国人不会容许民族解放战争表现出革命性，这并没使毛感到不安。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利用他们的援助来增强实力，使老蒋失势。他拿重庆体制的腐败，它的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和从经济前景来看这一体制的不可靠，来吓唬白宫。毛像个商人做买卖那样，试图证明他的货是最好的。
结果，美国人还是被他们对共产党的极端恐惧征服了。他们准备相信中共领导人，但又不相信他们所领导的力量。尽管他们想把共产党领导人玩政治的小动作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明显区分开来，但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白宫认为危险太大了。它的使节不断往返于华盛顿和重庆、延安之间。诱惑是大的，可恐惧甚至更大。美国人以为莫斯科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后台。
毛泽东对这点十分了解！这个湖南人试图使美国人相信，中共享有完全的民族独立(！)，用种种办法让他们领会，苏联在远东的孤立不仅适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可是，华盛顿并没有把他的友好表示当作一回事。华盛顿断定毛不过是想损人利己摆了。
毛对美国人越来越生气，现在他决定利用他们想打中共军队主意这一点，从他们身上狠狠捞一把—要他们经常把蒋介石管起来，并迫使他们提供援助。虽然美国人对给武器是很吝啬的，但是他们并不拒绝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将来靠谁在这里打日本人呢？让他们用延安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把蒋介石的手脚捆起来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