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3日讯】“我们活着的时候，每当我们引发痛楚和苦难，都在造就着自己的天堂和地狱。”—电影《限时绝杀》台词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一套做法，与民主法治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践踏法律，搞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对中国脆弱的民主法治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薄熙来利用民众对贪腐、贫富悬殊等的愤恨心理，利用”唱红打黑”运动来煽动造势奴化愚民，树个人权威搞个人崇拜以满足权力欲和实现更大的野心，民众是得到了一点实惠和安全，但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薄熙来在经济上实行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实施政治高压，很多重庆线民说错一句话，就被抓被劳教，令人毛骨悚然，人民成为没有民主自由没有独立思想的奴隶。薄熙来为了自己的权力欲不择手段，把弄民粹，不惜开历史倒车。
重庆打黑的本质就是对民营企业进行清洗，掠夺民营企业的巨额财产，这样做既鼓动了民粹，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重庆的打黑运动跟希特勒清洗犹太人如出一辙，被纳粹清除掉的犹太人只占德国公民中的一小部分，德国百姓对富裕的犹太人并无好感，而那些敢于反对希特勒的日尔曼人则作为叛徒关进集中营。在重庆，被作为“黑社会”清除掉的民营企业家也只占3000多万重庆市民中的很小一部分，何况老百姓对这些富人并无好感，而那些敢于反对薄熙来的草民，如方竹笋等人则被作为坏分子关进了劳教所。
薄熙来主政期间，国内出现大量的海外移民潮，重庆“唱红打黑”运动对法治的践踏、当政者的独断专行，政策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加剧人们的担忧，富人群体比普通百姓更加敏感。普通百姓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无所畏惧，而富人们则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重庆打黑的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当富人们看到他们的同类纷纷入狱，甚至全家被抓，辛苦多年挣下的资产被没收时，当然会感到恐惧和担忧，这是人之常情。
2011年《凤凰周刊》对中国的富人和精英群体纷纷移民海外现象进行了调查，记者采访上海某知名传媒公司总裁，他说“我记得10年之前是回国热，创业热，而现在有了钱都想搬走，更深层的原因大家不肯去说，就是对政治前景和资产安全的担心”。薄熙来倒台后，汹涌澎湃的海外移民潮也有所消退。有资料显示，自2012年3月15日以来，申请移民海外的中国公民数量大幅度下降。一位科技开发公司的老总说“他（薄熙来）下台后，法治倒退的危险暂时解除了，我们这些生意人心理也感到踏实多了”。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说“他（薄熙来）不再是重庆市市委书记，中国大局已定，我曾想，如果他上去，我考虑移民；他没上去，我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
一个现代法治社会应该是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民众和谐相处，在民主法治的保障下自由生活。当法律不能保护某一个群体的权益时，所有公民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当穷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富人的权益照样得不到保障，反过来，当富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穷人的权益同样得不到保障，这个结论已被历史所验证。在文革中，当红卫兵对无辜公民抄家批斗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同样遭受迫害。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时，它亦不能保护一个国家主席，历史的教训是多么深刻啊！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社会是多么地重要。对一个手握大权的官员来说，如果不去维护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而是出于某种目的去破坏，不仅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也会给自己的家庭和子孙后代造成危害。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和政治家应该明白，维护和推进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不仅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也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通过破坏民主法治，煽动民粹主义，利用极端主义，虽然可以让自己风光一时，但终究是不能长久的。事实证明，只有民主法治的社会最稳定，搞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英美等国实行民主法治，保持了百年的稳定。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坚持了民主法治，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才得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为其服务。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建立一个良性的制度，中国要实现长久的繁荣、稳定、发展，只有走民主、法治、宪政的道路，绝不能走无法无天的文革道路。我期盼中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国家，每个公民都能够得到自由发展，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得到尊重和保护，全体人民都可以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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