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日讯】那些反对生育自由甚至反对放开二胎的人，不但无视人口普查数据，还鼓噪“一旦放松生育管制，中国人就会像五六十年代一样大量地生孩子”，而这是不可能的。中国1.73%的生育意愿，除去生理不育、终身不婚不育、丁克和育前死亡，能生多少孩子？连1.5%都不到，这还没考虑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约束。
这么低的生育意愿当然不是正常的。四十年来“计划生育”（指大陆强制性限制生育的政策）的宣传无孔不入，不但占据了电视、报刊、书籍、互联网及各种政府文件，而且以标语的形式遍布农村的墙壁、电杆儿；其不但走进了中小学生的课堂，而且编入教材，捏造人口数据，恫吓青少年[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数学1（A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计划生育”宣传长期以真理和法律的名义占据人们的头脑，并且通过惩罚“超生”者，而成为新的洗脑意识。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包括很多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国民，“计划生育”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思想教条，其极大地降低了国人的生育意愿。
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首先要清除“计划生育”宣传，并对国民进行正面的人文教育，改变数十年来国人被扭曲的生育观，这对成长中的少女尤其重要。日本、韩国的先例表明，健康的生育意识虽然有助于消除社会对多生孩子的歧视，但能否有效提升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仍是未知数。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假设：人的生育意愿与他（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有关，排行越小的生育意愿越强，因为人在潜意识里不愿自己消失。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打击将是永久性的，他们由于受宠，而不愿意生育。
在中国，生得起养不起的社会现实，使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取消了“计划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经过短暂的三五年反弹之后，仍会下降，直至比目前的生育率更低，也将比港澳台和韩国、日本的生育率更低。
中国有关的“计划生育”法规并不限于生育范畴，也渗透到许多其它领域。在“计划生育”的国策和《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要求下，我国婚姻法、收养法、母婴保护法、税法、劳动法、教育法、社会保障法，以至户口、迁移等领域，都制定了一系列与“计划生育”配套的法规和措施，极大地增加孩子的生养成本，特别是增加非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如果这些不取消，将严重阻碍生育率的回升。但是这些法规、措施繁多、隐蔽，不像专门的“计划生育”法规那么明了，容易取消，而需要系统地清理、修改。而这将会涉及到各领域各阶层的利益重新划分，会损害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这是一项庞杂的社会工程，至少需要好些年的时间。
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教育模式也是提升生育率的拦路虎。因为是独生子女，父母不免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结果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地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什么英语班、钢琴班、绘画班等等；而孩子的功课差一点，更是要不惜代价请家庭教师；
这些额外的教育费用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而孩子的额外学习也累坏了孩子，损害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再有，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教育模式就成为中国家庭（主要是城市）培养孩子的主流模式。而这就让广大农村家庭的父母，特别是青年农民工，感到自惭形愧，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孩子的这种教育；就是城市中的下层民众，包括非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承担不起。这不仅加大了国民的两极分化，也极大地降低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政府所倡导的城市住宅小户型化，显然也是与少子女化的家庭结构相配套的。中国大陆的幼儿园，很少有收3岁以下小孩的。随着中国劳动力的紧缺，工薪阶层请得起保姆的人越来越少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愿意脱产做专职主妇的有几个?请父母进城帮带孩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总不好意思让父母睡门厅吧？大中城市的房价已经那么高，换大房子谈何容易？
因为生育控制而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几年之后将使中国大陆的生育率进一步降低。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出生的女孩都在1200万以上，但1996年之后就只有600多万了。当1996年之后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主力时，即使她们每人所生的孩子跟上一代一样多，但总生育率仍会下降，年新生婴儿数量则降低得更快。社会老龄化对生育率的另一个抑制作用，是它加重了育龄人口的负担，使人们养了老就养不了小，其作用机制与苏联东欧体制转轨时期，因为经济困难导致人们养不起孩子从而降低生育率类似。
中国人常常简单地将生育率与贫富挂钩，认为二者是反比例关系：越富越少生孩子，越少生孩子就越富裕。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律，那么人类很快就会灭绝于“富裕”。事实并非这样，国家贫富与生育率的反比例关系不过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医疗水平和生育率关系的歪曲反映。真正降低生育率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率先发生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的国家和地区都比较富裕，于是人们产生了贫富与生育率成反比的错觉。
其实，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的国家和地区，贫富已经不产生生活方式的区别，从而对于生育意愿影响不大，相反富裕却成为养育能力的标志。社会发展指数（由人均GDP、人均寿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构成）最高的那些国家，除了日本，生育率反而也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除了苏联东欧体制转轨时期因为经济困难导致了生育率大幅降低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凡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会有所降低。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