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9日讯】 十八大召开的日期终于确定，薄熙来案虽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于中南海来说总算暂告一段落。有关权力分配经常有各种消息传出，比如政治局常委九变七、哪几个人晋身政治局常委已定，谁谁又被从名单上刷下来。听到某些人上位，一些评论者欢呼雀跃；闻得某某被刷下，有些评论者表示沮丧。
初看这些，有些好笑，那是中共统治集团高层自家人在争座次，“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但仔细想想，更多的是悲哀。因为还真不能完全责怪中国人这种热情，作为人民无参政权，国内人连猜谜语的权利都被剥夺，海外好歹还算有猜的自由。加之中国政府几乎完全阻断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这种意愿的人或迟或早被戴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到监狱里去体验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百般无计之下，人们只好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抱持一线希望。无论是2008年不丹在国王旺楚克五世指导下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缅甸经过艰苦斗争才争取来的民主化，都能在中国人心中激起一线希望：全世界都在民主化，中国的上层你们好歹也该动一动了吧？这也是国人乐此不疲地在高层人物的只言片语中寻找中国改革希望的原因。
记得当年外媒要求我评论朱镕基时，我说过：中国政治已经不是强人时代，当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公权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并形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状态，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已经无法与制度化力量较量。更何况这种制度化力量的惯性排斥任何不利于统治集团的声音与人物。这就是胡温两位从个人人品来说并非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但其统治十年之内，中国政治从基层黑社会化迅速走向整体黑社会化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当道，还是太子党红二代掌权，对于平民来说，都不能指望这个国家会有根本的改变。这些年曝光的平民出身官员之腐败，动辄过亿、情妇逾数十的情况常见。而维持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于不坠的，就是中共这种一党垄断的极权专制。因此，在维护现存政治体制不变这一点上，中国政界达成共识。红色家族出身与平民出身的官员之区别在于两点：一、太子党、红二代们从小有接班人意识，加上自认与这个政权有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前途要关心得多，“不能让江山毁在无能的贪腐之辈手里”。而平民出身的贪腐之辈对这个政权主要是利用心理，并无血脉相连之感，大多早就进入“裸官”状态，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走人；二、红色家族出身者因为熟悉高层政治，好作“战略性思考”，也有能力集聚一些智囊，不比平民出身的官员那样短视，以满足财色酒为第一需要，多少更有“战略眼光”。
但这“战略眼光”，决不是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而铺设台阶。最近，我因写而翻查旧文，找出了具有红色家族背景、且一向被视为“改革派明星”的潘岳的两篇旧文。一篇是他1991年主持写作的《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其具体主张我已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两大危险倾向》谈过。这里就只谈那篇大约在2005-2006年间出炉，据说让潘岳仕途出现阴影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切莫以为这篇文章因主张民主政治、普世价值让潘岳倒了楣。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中共巩固执政地位谋划的呕心沥血之作——潘本人无论当年在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是后来在国家环保局当副局长，也算是尽心尽责之官员。文中将苏联与中国作了对比，列举了中共面临的大量问题，希望中共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为了担心中共高层误解，文末特别说明：“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 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 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将这“五个原则”与后来吴邦国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说吴的“五不搞”直接从潘的“五个原则”脱化而出。我一直猜想，与其说是这篇文章为潘岳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还不如说他当时力主的绿色GDP让中共各级政府很不好办，因为那等于是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
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当今的红色中国，尽管从国名到政府、司法机构的名称等都冠上“人民”二字，实与我等人民无缘。红色家族中的二代三代，对于他们与我们，分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开明的人，也只是想到水舟原理，为了不致出现倾舟之痛，对百姓们温和仁慈一些，还权于民的思想是绝对没有的。
将“他们”与“我们”划分得如此清楚，当然不止红色家族，还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多年前，我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中已经指出，一些知识精英对改革提出了一种”代价说”，这种“代价论”建立于他们构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家，三是为这两部分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 之外。
弄清楚“他们”与“我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大概就不会因为谁争得十八大的常委宝座，就对中国未来命运保持乐观了。“我们”知道，有一段对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的总结，即“不是所谓的和平演变，而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认为自己有享有一切的福祉”，说出这段话的人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久加诺夫，不是垮台前的苏联共产党的任何领导。
什么时候，“他们”那里的执政者能够说出类似的话，并且愿意动手打破这三个垄断，“他们”的世界才会承认“我们”的权利，“他们”才会承认，“我们”与“他们”在人格与权利上本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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