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7日讯】 2012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本来是个相当难过的坎：政治上，高层权力斗争使其丧失政治公信力，权力分配至今还未定局；经济上，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齐齐失灵，企业破产风潮再起，失业严重。中共用来代替“民主”安慰中国人的“民生”牌本已不灵，但一场人为的钓鱼岛争端却化腐朽为神奇，民族主义适时出场，所有关于民生的话题退居媒体次要位置。更滑稽的是，众多本该为生活焦虑的无业青年都仿佛在这场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民生淡出，民族主义登场
话说孙中山先生针对中国国情提倡的民权（其主张接近民主）、民生、民族三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真是非常坎坷。“五四”运动开启的新启蒙本来有民主的一席之地，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都可自由办报、自由结社与游行示威。但30年代日本入侵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救亡压倒了启蒙；抗战胜利后是国共内战，专制的国民政府败给了极权的中共。中共建政后在毛统治的17年间，无产阶级专政将民主彻底污名化成“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民生满足不了，则用“穷则革命富则修”、“越穷越光荣”来抚慰民众，“文革”时发展到用“斗私批修”让民众来克服物质匮乏的不满足感。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民生话题才算是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胡耀邦、赵紫阳对西方文化的开明态度，使中国在80年代曾有过一段“新启蒙：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在中国正了名，中国人可以公开讨论并追求。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政府又成功地用“民生”代替了“民主”，并将民生作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唯一选项，多数中国人接受了“面包契约”，一心向钱看。到了胡温后期，改善民生无望，腐败已成政治之癌，民怨四起。如今经济恶化、高层政治动荡，民生不仅无法改善，失业噩梦还纠缠着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将一直灌输给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活，矛盾外引成了治国者的唯一选项。于是一场钓鱼岛事件魔幻般地将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激活，此前的热门话题，如就业、通胀、物价、税负等民生话题终于退位，现在充斥中国国内网站的全是中日关系话题与打败日本的煽情文章。
在集体主义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加上政府操控媒体极富经验，在洗脑教育中完成社会化的中国青年一代，本来就具有盲从特性，加上中国人爱跟风这一特点，民族主义短时期内亢奋有其社会基础。但在我这种过来人的眼中，民生退位，民族主义亢奋，这是继1989年之后民生取代了民主之后的又一次思想退步。因为民生涉及到人民的经济权利，21世纪零年代兴起的维权运动只讲与民生有关的财产权与经济权利，不谈政治权利，原本就是维权人士避免当局残害的权宜之计。如今连民生都退位，只能说是中国人的悲哀——最可悲的是还有部分知识分子与民众配合当局这种谋党大计。
民族主义登场的危害
这次思想退步还包含着两大危险倾向：第一，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与毛左的结合，表现为国内政治复归毛左的倾向；第二，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寻找并制造外敌。而毛的统治就是这两大倾向的结合体。那个时代的愚昧与黑暗，至今未被中国人好好清算。
先说第一大危险倾向。从这次“保钓”游行的录相与各种图片中，我发现最有组织的人群竟然是毛左。录相显示了不少人高举毛像游行的镜头，其中的经典口号是“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让我最惊讶的是毛左游行的道具之完备：除大量毛像之外，还有部分地区的大批游行者身着旧式绿军装，即“文革”时红卫兵最喜欢穿着的那套行头。这些行头并非当下流行商品，需要特别制作。由此可见，毛左的组织活动由来已久，一逢适当时机，便可粉墨登场。
第二大倾向则是这次游行中随处可见的好战标语。这次已经不是抵制日货这种常见的标语，而是有明确战争诉求的标语，如“全球华人大集结，彻底干净地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对日宣战”、“踏平东京”等等，更有宣示不怕付出代价的“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最奇怪的是，最后这条标语竟然在西安等好几个城市同时出现，仿佛事先有人颁布了游行时统一使用的口号。
这总让人联想起当年希特勒鼓励日耳曼民族仇恨犹太人的历史场景。
1989年之后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替代品
在1895年至1971年之间，中国大陆政府从来不曾闻问过钓鱼岛；1972年中日建交也是搁置争议。本世纪零年代以来的所谓民间“保钓”也未获政府赞襄。何以这个岛屿如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听有人说要“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就变得无比珍视生命、害怕流血的人（支持反日游行的知识人有这号角色）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亢奋的民族主义浪潮？以至于愿意付出“哪怕华夏遍地坟”的代价也要与日本人打上一仗？说起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还得归功于中共政权的深谋远虑。
这本是一个可以做长篇文章的话题，在此还是长话短说。紧随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就是冷战结束，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真空与价值观危机，执政者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作为替代品来凝聚民心，部分高干子弟当仁不让地提出建议。1991年，一篇题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出炉，该报告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为中国拉响了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因此“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建议共产党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其具体主张是：在内政上强调要终止党政分开之类的政治改革设想；由共产党直接控制国家资源，但要把党从经济管理的琐务中解放出来；在外交上则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
我当时得到过一份复印件，据送复印件给我的朋友说，作者是北京一些高干子弟，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参与其中。但多年后我看到一篇介绍潘岳的长文，其中提到，1989年12月潘岳到《中国青年报》做副总编辑之后，曾支持《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报告—— 《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这才算是知道这份报告的真正源头。至于潘岳后来因为将报告中的一个观点发展成一个专项报告《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导致他的政治上升之途受阻，此是后话不表。
应该说，潘岳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是得到中共高层认同的。现年4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90年代中后期开始，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话语，媒体大肆宣传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等观点，为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足够的养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货币战争》等都成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经典读物。新左派得以在中国坐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新左派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推行全球化战略引致的，这很符合中国政府的政治需要。
爱荷华大学的唐文方和洛拉斯学院（Loras College）的本杰明•达尔（Benjamin Darr）两位教授曾利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看法：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起源不是来自于文化，而是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原因。我认为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中东地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别：二者虽然都反西方，但在穆斯林世界里，源于文化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第四宗教”，并让青年人自愿充当“人肉炸弹”，但源于经济与社会原因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有这种牺牲精神，更多地体现为今年9月反日游行中的痞子式抢劫破坏。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民生诉求继1989年民主诉求退位之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中共政权反对人权和民主的有力武器，它能压制公众对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对稳定中共政权有显着效果。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