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1日讯】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好名、好利、好权、好窝里斗，说假话，没有骨气，为一点利益就牺牲朋友、同志，只想做“毛”从不愿去做“皮”，甘愿永远做统治阶级的奴才。如果问：一九五七年右派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纵然千个认罪，万个检讨，无论怎样羞辱自已，痛骂自已，仍然是贱民。如果当时有一半的人敢于顶抗，敢于昂头直腰，结局决无如此悲惨？可是直到现在，一些人仍然如此。中国知识分子何时才有自已的脊梁？
中国农民虽然自私、落后、保守、仇富、但却有勇气，有斗争精神，对不公、不义的事情，敢于起来造反，所以我还是崇拜农民，称它为衣食父每。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当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饿死人的总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在饿死人的这四个年头里，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为民请命，敢于用笔用口说出事实的真相，无论郭沫若也好、巴金也好、茅盾也好、老舍也好，全在那里说假话，唱赞歌，呼万岁，有良心吗？而湖南省衡南县三代贫雇农、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年青女工刘桂阳，却敢在中南海门前举着两块牌子：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英雄！我希望中华民族的历史永远写上：说真话的中国人刘桂阳！丑死那些作家文豪，你们有什么脸面？愧对祖先，愧对儿孙啊！
历史是这样记录这件事情的：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问题。在会议后的七月三日，毛泽东到北戴河避署去了。这时候，北京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一天中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靛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过这名青年女又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拷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讯问，口供笔录取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那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说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报到我们工厂去查封。
问：你的同伙哪？他们在那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样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一九五六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社食堂，他们日子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五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身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身，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离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泽东！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讯问口供缮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东。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一九六〇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一千八百万吨钢、六千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饿荒的事实。真的死人了吗？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这个湖南省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如没有这个湖南辣妹子冒死高喊：消灭人民公社！打倒毛泽东！中国不知还要饿死多少人？刘桂阳救了中国人，救了中华民族，我由衷地敬仰中国农民。
（材料来自辛子凌《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391页“共产主义地狱”下）
文章来源：《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