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日讯】 跟我一样，陈晓旭也是生长在红旗下，认外国人马克思、列宁为爷爷的一代，也明辨善恶后回归传统。佛教讲相由心生，儒教、道教讲事分善恶，是否科学很难定量说清，却明显都在教人舍弃“贪嗔痴”等恶心执著的世间幻象，或礼让三先似地退避三舍而挫锐养足正气，或顺天应人地汤武（贵族）革命、国人（都城）暴动、陈胜（农民）揭竿，使历史连续运动。
看今日中共山寨国，历史运动已到剥落溃败阶段：阴阳反背，阴盛阳衰，好人吃亏，坏人得了便宜还卖乖，恶缘多而善缘少；男女自由恋爱，私心离间难以交心和开心，怨侣越来越多，恩爱夫妻越来越少，早上起来、走出家门、步入单位、上下公车，都步步惊心。
一不留神便厄运来临，如同佛山小悦悦没招惹谁就被汽车碾死，18人路过无人为其收尸。小悦悦在街上玩耍，不小心被汽车碾死，路过的人无人关注和救护，最后被拾荒妇女抱起。这并非个案，已是中共以工农名义创建的共工氏新酋邦独有的“小悦悦现象”：一人受伤或死亡倒地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无人上前救助，不是无心，是怕被纠缠而招惹麻烦。
中国从来就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任何部落氏族、宗族家族、村庄家庭最初都不会把外人视为敌人而防备和抵御的。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吴起入楚国，重耳流亡齐、楚等国，范睢、商鞅、李斯入秦国，都受到贵宾（客卿）待遇，关羽、文天祥被俘都被敌方款待笼络。小说《水浒》、《说岳》讲王进入史家庄、岳飞母亲落难到汤和家，都是第一时间得到帮助。
为什么现在不这样了？看中共电影《闪闪的红星》，早在1930年代江西红军控制的村庄就开始了从杀豪绅起而封村子、查路条的反中华运动，甚至可以追溯到1927年秋毛泽东上井冈山恩将仇报夺取袁文才、王佐的山寨的恶行，还可以溯源到共产党1925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内部争夺领导权的阴谋，由此引发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湖南农民批斗运动，以及1927年8月的南昌叛乱和9月的秋收暴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三支部队先后上井冈山，袁文才、王佐被当作土匪式的军阀而防备，最后被“党（美化的暴力）指挥枪”的邪术铲除。
中共红军被清剿流窜到陕北定都延安，随之在井冈山•瑞金奠基的“党枪”思想邪术传到中华文化起源之地，刘志丹、谢子长的陕北红军出演袁、王井冈山部队同样的悲剧。之后，从苏联回归中国的共工氏“智刑强霸术”通过毛泽东的强权和整风运动得到复兴，再由陕北而华北、东北而全国。1950年暴力土改、1957年反右整人、1966年起10年大文革、1989年六四大屠杀、1999年迫害法轮功，形成连续的反华夏传统的运动，终至善恶混淆的乱象。
有些读者对我所说共工氏、智刑术等名词很陌生，其实都是见于中华典籍的。我只是以西方近代科学的归纳法、演绎法，用现代中国的白话文概括地推理解说而已。我相信，目前通过互联网连接的这个全球村已是亚里斯多德所说事物运动的最后，善终目的通过法轮功“真善忍”信仰在中共13年倾力迫害下屹立不倒并传扬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呈现。
归纳可知，列宁创立的苏共和毛泽东长久主持的中共一脉相承。北伐途中暴乱、井冈山落草、瑞金立都保卫苏联、延安立都贩卖鸦片和消极抗日、抗战后积极策动反中华宪政的暴乱，都是历史安排的反刘邦、朱元璋打天下后改邪归正传统之必然。炎黄而华夏的平和传统被中国国民党和1948年选举成立的总统戡乱政府带到台湾，通过和平土改、工业经济起飞、中华文化复兴（跟中共大文革10年同期）得到保存。而大陆却复兴了1941年前的苏联。
中共背信弃义已成习惯，狗眼看人低似的“恶眼看人坏”也成了习惯，这就使江泽民不容法轮功在广场炼功、在家里座谈高标准做好人的人多，不惜倾国力迫害和活摘器官卖钱，将邪恶进行到底。中共如此魔怪心理，从中国伏羲•女娲传说到台湾马英九现政府都没有过。
2012年河北周屯村300村民为营救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请愿信上摁下手印，呈现“嫂落水援之以手”的中华善意，这是可以普遍效仿的：如此请愿信没有危险，表善心让上天看。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事物（历史）连续运动“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中共暴乱专政在大陆打下的历史死结，靠中共政府平反、承包、股份、政改等政策转换，是解不了的。
平反挟带施恩图报维权的私心：将迫害他人之罪通过专权者的平反，变成被谢恩的好事。承包和股份促使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祸害山川，公有资产流失，贪欲强烈和严重缺德。企望通过政体和私有制的改革使资产垄断使用权合法化，只是中共政改派华丽转身的一厢情愿。中共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文革、大分赃大强拆积压的血债已罪不可恕，党禁难开：难挡结党营私洪水，难扑党同伐异烈火。我以为，只有我们自己听劝告张贴三退声明，或去大纪元网站或委托人说明声明。老百姓超越私情呈现善心而顺天应人去共，才能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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