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日讯】中国正在兴起地方政府投资“大跃进”。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四年前中央政府面对金融危机时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只不过投资主体由中央变地方，成为“4万亿之2.0版”。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不完全统计，7月份以来地方投资计划约7万亿元。而“打响全国刺激经济政策第一枪”的是浙江省宁波市。 7月16日，他们提出《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要对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和3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进行单独考核和表彰；7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贵州省公布3万亿元的重点投资项目；7月26日， 湖南省长沙市发布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7月31日，衡阳市公布计划实施200个重点工程项目，投资1800亿元；8月20日，重庆市政府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三年振兴规划，投入1.5万亿元，建设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广东省则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投资过万亿元等等，诸如此类。
其实，从6月份开始，地方政府投资的“大跃进”就已经展开，见诸报端的至少有山西、陕西、黑龙江、湖北等省，还有为数众多的地级市，连年财政收入不到50亿元的开封市，都宣布投资千亿元重现“汴京”盛景，将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另外再建一座工业新城。
如此大张旗鼓，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地方政府非要投资“大跃进”呢？应该说，它完全是中央政府默许和引导的结果。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下行态势，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公众对政府和社会前景愈发没有信心，各种市场上弥漫着做空之势。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之社会矛盾不可阻挡地演化成官民冲突事件。早在5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武汉考察时，就提出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将“稳增长”作为当务之急。但是，此时的中央政府已无前几年抛出4万亿刺激经济的实力，只有出台结构性减税、加快项目审批、放宽民间资本投资政策。这些政策并非实质性的，最“见效的”还得靠投资拉动增长。于是，巨大的融资压力就被转嫁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明知这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发动投资“大跃进”。这势必加重本已过剩的产能，使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恶化地方政府负债。从1997年到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上升了40倍，近3年则是进入偿债高峰，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率已经超过20%的警戒线。“4万亿之2.0版”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地方政府旧债不去新债又来。那种寄希望于民营经济成为融资主体的想法也只不过是幻想。因为被压抑多年的民营经济并没有那么大经济实力。所以，地方政府最终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而这会引发银行坏账膨胀，金融风险加大。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地方政府此轮投资“大跃进”，将进一步破坏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础，加快“投资拉动”的中国增长模式最终破产。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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