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9日讯】有人说老百姓怕官，本人倒不以为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二十多次的改朝换代，不都是老百姓们揭竿而起推翻现政权，另立新国号吗？史学家们计算过，从公元前五百年至今的这两千五百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平静，或者说是稳定的时间段从来没有超过十七年的，局部地区的官逼民反，周边民族的进犯，统治阶层争权夺利引发的逼宫、兵变、甚至是内战。
乾隆六十年统治被公认是盛世六十年，但在这六十年里，他曾三次发兵攻打朝鲜，一次打新疆，还和缅甸发生了战争，在他统治的后期，各地的灾荒和民间的造反是频频不断，朝廷的国库里竟然没有钱去救灾和发放军费，而乾隆却不相信这些，他接手的是个富足的江山，糟就糟在还有一个盛世的旗号，他自以为继承发展了盛世，其实是把祖父辈积下来的家底花光了，败完了，自他以后清王朝就开始走下坡了。
毛泽东进城坐了天下，他承认中国大陆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一边强迫人民喊幸福，一边弄出了一大堆的主义、路线，去达到和满足他的狂妄的权力欲。所以古人说，小人得志是大不幸，又说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不仅仅是造成了毛氏家族的不幸，更是祸害了无数的人命和国家。
经历过十四年抗战和四年内战的大陆，确实是一穷二白，但是当时中国大陆至少还有覆盖着领土百分之二十二的大片森林，丰富的水资源，尤其是国民政府收回了被清朝政府丧失了的全部主权，还有经历了二十年战乱，可望修复家园过安生日子的四亿多中国民众，这份家底虽然说是穷了点，但无论如何也比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的家底要富足多了，怎么会到头来这两个战败国倒进入了世界的七强，而中国大陆却连个亚洲里的四小龙都沾不上边。
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稳定的间隙从来没有超过十七年的，而共党的这六十多年，毛泽东当政的前二十七年，大大小小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是二十余个，上亿条生命失去的是无缘无故，这与稳定是丝毫不沾边的。以后对印度、对苏联、对越南、对朝鲜的四场战争，中国大陆都是战败的一方。
对汉、藏、蒙、回、维吾尔的至少二十次的大屠杀。以特权贪污腐败和掠夺为宗旨的破坏民生，断人活路的残忍暴行，充斥着这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多年。六十多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过一天稳定的日子。
纵观历朝历代，病变、民变、政变乃至内战无一不是当权团伙一手造成的，老百姓们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一语道破了主题。朝廷要政治清明，吏治廉洁那是国泰，于是民才能安心的过日子。朝廷也喊国泰民安，其实是颠倒了主题，老百姓们不闹事那是主题。
至于朝廷整天争权夺利、内讧火并，打得是血肉横飞，那是朝廷的事情。国不泰民也得安，民不聊生也必须要认命，这就叫做不讲理。共党的特色就是更不讲理，共党霸占着公权力胡作非为，还不许老百姓说话，不许老百姓反对，不许老百姓抗议，否则就是屠杀镇压，这才是真正的霸权主义。
无论共党如何去骂美国政府是霸权主义，至少美国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于美国公民们的大选，没有一届美国政府企图霸占公权力，阻止全民大选的，所以美国的社会是从来稳定，历届政府也从来没有喊叫过稳定压倒一切的，只有社会不稳定，民心不稳定的社会，统治者们才会喊叫稳定。
文革结束以后，所谓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的，其实就是稍微的放松了一点点对农民们的束缚，仅仅两三年后，中国大陆就结束了三十年的凭票凭证限量吃饭的半饥半饱的日子。
接下来的城市改革，共党不得不承认至今始终是失败的，因为共党们不懂得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饱了饭是为了要创造更好的生活的道理。经济略有好转，官倒贪污却盛行了起来，民主是仍然在倒退之中，因而才引发了八九年春的北京民主运动。
就在这场运动的前和后，是邓小平两次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主张，第一次是八九年的二月，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另一次是九零年的十二月。他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从那以后至今二十多年稳定压倒一切就成了共党统治的唯一口号和唯一手段了。
为此本人曾几次请教过一些民主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们，他们的一致看法有两点：一是共党所要的是国人民众对共党的违法犯罪的行为视而不见，要顺从认命的稳定，使共党打算长久的统治，人民就必须心甘情愿的忍受。
二是压倒一切的意思其实就是压倒民生和民权，也就是说人民应该被共党任意宰割，哪怕到了无法谋生的地步上也必须稳定。这就解释了三、四千万冤民产生的原因和每年十八万起民间抗暴维权运动出现的原因了。
国不泰民不安，稳定是无法做到的，法学家们更是一语道破，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和做法都是违法的，为了维持稳定，可以公然无视法律去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反而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强梁世界、丛林社会，这其实是官逼民反。
近日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分析中国大陆的时局，总结出了中国人普遍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第一，是拥共维稳论；二是反共救国论；三是助共改革论。该文章作者显然是站在了助共改革论者的一边，理由是共党仍有民意的支持和拥护。
而证据就是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在七月的十二日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中说，世界上只有四个国家的人民对本国经济是有信心的，一就是中国大陆，百分之八十三的国民是有信心的；二是德国，民意占了百分之七十三；巴西占第三位，民意是百分之六十五；其次是土耳其，拥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民意的信任度。
这家机构调查了二十一个国家，总共是两万五千人以后，得出的这个百分比和排名的，因此该作者的结论就是，以上三种主要观点中，助共改革论者占了大多数，代表了主流的民意。既然这是个国民对本国经济信任度的调查，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中国大陆的经济是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自由市场的机制，仍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权力仍在掌控着一切，所以应该说是个钱权相互勾结的经济体制。从种种的事实和现象来看，权贵们的暴富是通过了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贪腐；二是公然的抢劫。民间早有定论，把这种经济称作是贪腐经济、抢劫经济、土匪经济。
本人不太相信会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中国人参与了钱权勾结的勾当，于是在贪腐抢劫的匪类行径中成为了获益者，于是又成为了愿意帮助共党进行政治改革者。共党恨的是普世价值，宣称过六个不搞，反对政治改革的原因，就是因为共党们是这种钱权贪腐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既然有现成的利益可图，又为什么要改变现状呢？
维持稳定就是保护现状的手段，而且维稳的开支是一年比一年大，如果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中国人是现行体制下的获益者，他们也必然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支持者，绝对不会是政治改革的提倡者和拥护者，而是和共党一样的坚定的反对者，所以所谓的助共改革论其实就是拥共维稳论者。
不知这位作者与共党有什么渊源，把反共救国者与汉奸汪精卫放在了一起，把反共说成是反中、反华，下面想说的可是还没能说出来的想必是反中国人或者是反人民了。其实反中、反华、反中国人、反人民的是共党，真正想要明白这一点，是不需要有多少学问的，只要有一些常识就足够了。美国的外交杂志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共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稳定高于一切。
一九九一年，苏共解体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一个事件之一，毕竟前苏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具有最长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国家，因此其对中国自身的现代政治史和发展影响深刻。对苏共解体的原因，至今中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三个观点主宰着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那就是归罪于个人，也就是说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第二是归罪于系统或者是体制，也就是归罪于苏共内部的一些有自由和改革意识的人形成的第二阵营的力量，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制度最后崩溃的原因是体制造成的。例如，经济的停止，管理的混乱，教条主义和官僚的僵化等等。中共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模式的本身是不存在缺陷的。三，那就是归罪于西方，特别担心的是美国的政策和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美国抨击为霸权主义的话语时常出现在中国报纸的社论里。
文章最后说，当那么多的人已经失去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对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中共又如何成为一个可以通变的独裁政权呢？即便中共可以这样做到，这种政权又能维持多久呢？在共党谎话连篇，信息严密封锁的中国人当中，或许有部分人还看不到共党的大厦将倾覆的结果，但是共党们是清楚的。
共党的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仅第二季度当中流出去的资金高达七百一十四亿美元，而去年第四季度资金外流是四百八十多亿美元；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字是，从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到二零一二年的第二季度，累计外流资金一千八百二十八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一万两千个亿。
这就说明了引进外资早已成为了昨日的黄花，而这些年是中国大陆的资金在大量的外流，外流是个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外逃，且不提赃钱外逃是为了逃避惩罚和清算；即便就是普通的人，手边有几个钱的人，也纷纷的把钱兑换成了美元带到国外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通常是：
第一，人民币资金不安全，预期不好，贬值的风险是越来越高；二是政局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和冲突激烈，没有安全感；三是不认同共党的教育体制，为了后代得到正规良好的教育，也必须出国；四是环境的污染，有毒食品，腐败之风已经影响到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在政权腐败经济崩溃之下的又一波大逃亡和离家出走的高潮已经出现了。
一位建设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目前美元很吃紧，现在人民币要换两千美元都需要预约了，一些经济学家们分析，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证实了企业开始大量的抛弃人民币买进美元的情况，在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都可能使资金出逃的典型做法，尤其在海外订购投资的大量的出现，国企及其下属的企业在海外订购投资是特别多，其实是在向海外转移资金。
根据共党商务部的数字，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投资者们对一百一十六个国家的两千一百六十三家外国企业投资、融资三百五十四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另外并购外国企业的投资是一百一十八亿美元。
大家都知道，所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共党不但没有存下一分钱的财政盈余，反而欠下了九十万亿元的国债，那么这些外逃的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无非那就是利用股市圈老百姓们口袋里的钱，动用老百姓们在银行里的私人储蓄，包括人民币和海外亲属汇来的外币，制定名堂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随意出台的罚款名目，搜刮老百姓最后的一点钱。
沈阳市政府的天价大罚款，造成了全市商业的大罢市，不但说明了这个事实，更使人们看到，为了捞取最后一桶金，共党们不惜使用杀鸡取蛋的灭绝方式。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明政府的垮台在即，共党们的末世心态，即使是五毛愤青愤佬们也无法把全市商业罢市歌颂为是灿烂盛世强大的必然现象。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很奇怪的，凡是灾荒战乱和政局变化，逃亡的都是老百姓，共党当政的这六十多年，中国人曾经有过三次的大逃亡，第一次是在共党进城前后；第二次是三年半的大饥荒年代；第三次是十年半的文革期间，政治难民、经济难民都是老百姓们为了活着所以要逃生。现在事情是调转过来了，大逃亡的是共党们了。
共党们究竟是政治逃往还是经济难民呢？应该说都不是，表面上入籍外国的理由都是相当的冠冕堂皇，什么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亲属团聚，其实都是畏罪潜逃的逃犯，他们自己清楚，各移民国的政府也清楚，尤其是民主自由国家的政府是更清楚，这些国家收留政治经济难民，但不会收留罪犯。
苏共和东欧共产阵营的垮台，极少有共党的头领们外逃的，犯有罪恶的共党们，不过是判上几年的监禁，放出来以后和平常人一样的工作生活，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耀武扬威了。
中国大陆的共党就不同了，他必须要为一亿多条无辜丧失的生命负责，必须要为时常发生的屠杀镇压人民的后果负责，为豆腐渣工程负责，为假冒伪劣毒的商品、食品、药品负责，为几千万冤民的出现负责，为他们贪腐抢劫的行为负责，为他们来路不正的财富负责，为国家破产和经济崩溃负责，为被他们所荼毒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所造成的中国人人性和道德缺失负责。
记得一九五零年，共党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当时的口号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这些口号看来现在是都适用于共党们，中国虽大，但没有他们的藏身之地，世界虽大，他们逃不出法律制裁的下场。
有人说，没有共党中国必将大乱，共党常年累月的在维稳，难道中国不是仍在乱象之中吗？共党时刻在犯着罪，老百姓们又如何能够稳定呢？维稳中的暴行又加剧了不稳定，国不泰民不安，同样民不安国不泰，国与民相辅相成。民不安的罪魁是共党，国不泰的祸首是共党，没有了共党于是民安，民安才有国泰，民为重，民为先的意思就在这里。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