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2日讯】王利波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获得了2009年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优秀纪录片奖。在目前上演的地震题材纪录片中,它是第一部探寻地震预报问题的作品。
王利波,1973年生于哈尔滨,1999年开始影像创作,作品有多媒体戏剧《荒诞的墙》。2004开始纪录片创作。2007年参加了广州纪录片大会与宋庄艺术节《07影像档案展》,现居北京。
在《掩埋》的导演阐述中,王利波说:1976的唐山大地震留给世人的疑问太多,地震前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专家都曾发出过临震警告!但最终却以超过24万人的生命被掩埋为代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悲剧。这到底是为什么?2008年汶川大地震约10万生命被掩埋。面对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人类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悲剧的发生。人们仅仅是把金钱和无味的泪水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悲哀。一个民族必须有勇气正视本民族的弱点,这个民族才能有希望。
和报告文学不一样的是,通过影像,我们能够直接面对这些可能对政府决策、对24万亡灵和几十万伤残者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专家、民间预测者;他们的言说,因而带来不同的视觉震撼。为历史留影、让证人发言,这本是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特点。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进入了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历史,让摄影机的镜头照见了一批被排斥、边缘化、甚至被妖魔化的关键证人。
观众有幸目睹:当年以各种方式预报了唐山地震的科学家、群测群防小组成员。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有汶川大地震以来人们开始耳闻和关注的地震预报专家:七十年代任职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他们证明,作为专业人员,他们是深入基础做了调研的,是历经艰难,向有关部门做出预报的。
我们还看到,当年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吕兴亚、唐山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侯世钧、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他们以简陋的仪器观测地电、磁偏角、水氡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做出记录,的确是抓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观异常的。特别重要的证人还有:当年青龙县科委的王春青,是他把汪成民突破封锁释放的临震资讯带回县里,使青龙县委做出预防,从而创造了全县无人丧生的奇迹,而青龙县距唐山仅115公里。
影片中采用的视听史料还包括录音,这有可能是作家张庆洲先生留存的,它弥补了采访的不足。我们因此听到了其他关键人物的讲述:这里有当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在大震来临之前的5月,他被派去五七干校劳动;对此,地震专家黄相甯愤怒地说,当年的唐山市委书记犯了“过失杀人罪”!还有,当年青龙县县委书记的冉广岐,尽管县里没有权力发地震预报,但他毅然拍板,决定从县到乡传达临震资讯。他的话掷地有声: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我考虑的是全县47万人!
此片献给所有在地震中死去的冤魂
视频三
影片中收集了很多重要的书证资料:例如七十年代的地震界内部刊物、写给国务院的相关档、中学老师观测用的图纸以及当时发出又收回的简报;这些宝贵的视觉史料具象地表明:在地震日益迫近的时间进程里,地震局的有关领导如何打压异己、忽视预报、最后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王利波的这部作品,除了开头,基本上没有外景,全部都是室内采访。这样做的优点是集中表达口述历史者的观点,缺点是欠缺人物与环境的关联。他用的手段很少,只以淡入淡出遮盖了剪辑点,以字幕提供了时间和事件的关键。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这部作品非常重要,它填补了我们视觉记忆中的空白;它表现了思考的勇气和敏感。
在影片结尾,它记录了这些专家学者对当下地震预测的意见,把尖锐的现实议题留给观众思索:汶川地震之后,如何吸取历史教训?这些专家指出:当年地震局的官员和主流学者,为了推脱责任,完全不承认地震前有预测也有预报;而政府则默认、支持他们。“现在还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耿庆国先生说,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之后,“还采用上欺中央下骗百姓的办法,那是不能容忍的,是没有科学家良知的。”
针对国外普遍流行的观点: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也做出了回答:发达国家走的是抗震这条路,但是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不了,因为花钱太多。当年发布资讯救了青龙47万人的汪成民先生一针见血地说:“关于地震不能预测,不是在于知识的限制,而是因为管理水准太低。这个水准上不去,好的科学家、知识和技术,仍然发挥不了作用。”地震学家黄相甯先生亦说道:“这次汶川地震的出现和当年华国锋处理唐山地震问题,温总理同样犯了华主席当年的错误。这个错误意味着,后面的地震还要继续夺去中国人民的生命。”
在独立纪录片难以生存和传播的环境里,这个作品显得尤为可贵和重要。三十年前的悲剧,谁说不会再次降临?《掩埋》揭示出,如果我们不知道灾难在临近,如果那些可能的报信人被扼住喉咙;人人都会因为不知情而被掩埋,而推卸责任的人,注定还要把这样的真相再次掩盖掉。
此片献给所有在地震中死去的冤魂
视频四
待续...
(转自看中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