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0日讯】北京七‧二一这场大雨，造成的水患不是普通的淹水，城市中，地面上大楼建筑充斥犹如断崖峭壁林立，地面下却没有与地面建筑相匹配的下水道，在这种奇形发展下，马路就成为排水的山谷，大雨带来的水全流到马路，成为山谷中的激流，那水流冲击的程度，可以把整条路上行驶的车辆，包括公交车，连人带车冲走，与海啸没有什么不同。
先不论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世界上任何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在类似这种灾难发生后，第一要务应该是救难，领导人立即召集各有关部门组成救难中心，动用特别预算，并将一切现有及外界支援的设备及人员投入救难行动，灾民的收容、医务、防疫、饮食等都在有组织的安排下进行。对伤亡及失踪人数都做好即时的调查统计和追踪，随时公布现况。
可是一个不对人民负责而祇重视领导权益和领导偏好的政府，在处理同样事情时就南辕北辙了。他们的权力来自剥夺，权力在法律之上，他们不会想到救助平民百姓为先，反而一切以自己利益为本，底下行走的小官也因上面没有交代不敢有所僭越，政府的楼堂没有一处开门让灾民进去避难的；交警和交管员给淹在水中的车辆大开罚单；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塞满泡在水中等待付费的车辆，对焦急赶路的人民视若无睹。最奇怪的是政府把死伤及失踪的人数视为国家机密而不承认是机密，那是“机密”之外再套以假资料作为烟幕的“双重保密”。七‧二一的次日，也就是7月22日下午5时北京巿政府公布的数字祇有37人死亡。7月23日，北京市领导第一道指令便公开要求首先要抓好“灾后维稳”。
北京巿长郭金龙、副巿长吉林在灾后的第五天，连全巿死、伤、失踪共多少人还没有交代清楚之前就双双辞职走人了。有人说他们辞职是表示对这件事情负责，也有人说他们辞职是水灾发生前已经开始进行的既定调遣步骤，跟雨灾无关。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很奇怪。应该负责做的事不做而先溜跑，怎么能算对事负责？把个人升官步骤看得比紧急救助百姓更为重要，不容耽误！有这样观念的人或党派，若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是会被淘汰出局的。
一直到郭金龙市长7月25日辞职当天，北京巿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仍然是37人，无失踪人数统计，引起外界质疑。北京巿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惠还声称：“政府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之所以数据更新滞后，是有些尸体还需要辨认。”这理由似乎是说未能辨认的尸体无法计入死亡人数之中。他这一理由在四天后就被他们自己发布的消息推翻了，7月26日也就是北京巿长郭金龙辞职的第二天，中国官方微博消息称：“截至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还有11名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中。目前未接到新的失踪人员报告。”由此可见未确认的遇难人数也可以算在遇难者人数之内，不必等辨认后再公布。8月3日又更新死亡人数为78人。
现在更新的死亡数字78人，可能也较实际少得多，官方微博所谓的“北京区域内”而不说“北京巿内”，此话恐有玄机，“区域内”和“巿内”这两者涵盖的范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很不正常的是始终无失踪人数资料，北京雨灾伤亡数字遮遮掩掩的情形与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大火死伤保密做法如出一辙，如果照天津遮掩的比率 1 比 37.8 计算，水淹北京的伤亡人数应在 78 x 37.8 = 2,948 人左右，这才符合北京房山区公开承认“伤亡重大”的程度，也符合北京很多市民亲眼所见情形。
我在〈被管制的媒体和被收买的媒体〉文中曾经提过中共对付争议性事件的一贯做法是：第一步，掩盖真相；无效时走第二步，横加镇压、拘捕、迫害；又无效时，行第三步，向群众妥协、对受害者安抚、补偿。所有过程都以减免主管官员责任为出发点。总观上述中共处理这次北京雨灾的作法，可归纳为：一伤亡保密、二抓好维稳、三领导先走这三步。第一、二步完全是他们的一贯做法，这回走的第三步是变调，领导不等到向群众妥协就开溜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这种领导作风是中共窃据中国六十多年来根深柢固的官僚固疾。中共当初靠苏俄的培植，得力于列宁传承下来被毛泽东视为“法宝”的革命夺权策略及方法，趁中国抗日战争后疲惫之际，以“人民当家作主”口号为饵，使出统战法宝，扇动人心。1949年骗得政权后，即变脸成穷凶极恶的独裁者。毛泽东为巩固其独裁威权。又多方模仿斯大林的行径，在中国恣意妄为。毛泽东模仿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在中国办“人民公社”，结果以大饥荒收场，饿死数千万人民。又模仿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实施“大跃进”“土法炼钢”，结果又饿死更多的人。后又模仿斯大林的“大清洗”，实拖“文化大革命”排除异己，不但杀害略有意见的异议份子，也不放过他卧榻旁的鼻息者，同时也杀害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又造成数千万人冤死。毛泽东这三次学斯大林的作为，胡乱玩掉了八千万条中国人的性命。
当初跟毛泽东打天下的人大部分已经被清洗掉了，包括做毛泽东打手的“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也沦到被清洗的命运。有残留官僚未被清洗的，或清洗后获“平反”的，他们的后代都成了今日的领导班子，或政商界特权阶级。于1979年邓小平将中国社会“改革”成封建社会；把中国国土“开放”为殖民地后，这些残留官僚都成为世袭的封建主或殖民地主或买办。
目前当权的大多是第二、三代，他们的本性是世袭官僚环境熏陶下所养成，天下是他们的爸爸、爷爷打下来的，他们的家属也曾危险渡过清洗斗争大风大浪，改革开放后总算有好日子过了并且暴发得很快，短短三十年从一无所有到个个腰缠万贯。家属中当权这辈不是政界大官就是有特权日进斗金的大企业家，儿孙们都在开法拉利。
他们稳固政权的手段文武兼施：武的方面用超过国防军费一倍的经费设置武警、公安、城管、民兵以及所谓的“临时工”等重重叠叠的机制来维稳， 保护自己的安全及权益；文的方面他们从教育到宣传的思想控制，豢养喉舌媒体，掩盖真相，歌功颂德，又对网络严密预防控制和封锁。随着财力增长，配合统战策略暗渡陈仓入侵自由世界新闻事业。
中共特权阶级享受了三十多年暴发户的好日子，世袭下来各派人马越来越复杂，大家和谐相处越来越不容易了，纷纷都想带了家产全家移民海外，到那一日，中国大陆将留下空的面子工程，及十三亿贫穷人口，如果此时又产生一伙强人，继承毛主席的教导，天安门上仍挂着那幅比城门还大的毛像，这伙强人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三十多年后各人又腰缠万贯地走了。如此周而复始，中国的地皮不知能刮多少次？
如果中国有福，有志之士及早起来推翻共产邪党，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