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讯】能够对人类历经五千年、通过不断战胜野蛮而建立的文明造成威胁的，已经不再是文明的宿敌–野蛮。今日能毁灭文明人类的，只能是通过文明人类自身道德的丧失而造成的自毁。 –题记
第一节 文明最大的危机源自人类自身的贪欲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在他28岁时的一场演讲中指出，能够威胁美国的，绝不是外部的力量，即全世界的军队与财富，都不可能攻占美国；他说：
“那么到了什么关头我们会看到危险在逼近？要我回答，如果危险到来的话，那只能产生在我们之间。它不会来自国外。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只有我们自己才会是这种命运的肇事者和终结者。作为一个自由人组成的民族，我们要么与世长存，要么自我毁灭。”
同样的道理，能够对人类历经五千年、通过不断的战胜野蛮而建立的文明造成威胁的，已经不再是文明的宿敌——野蛮。今日能毁灭文明人类的，只能是通过文明人类自身的缺陷而造成的自毁。
自由价值彻底战胜共产主义时，似乎没有什么可阻挡人类进入文明的新阶段
人类的文明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至少从“轴心时代”起，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已经懂得用道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面对的问题，已经建立起了一些超越地区文明的共通的价值，诸如烧杀抢掠、坑蒙拐骗是不道德的这样的基本价值。几千年来人类正是通过抵抗、抵制、唾弃、远离烧杀抢掠、巧取豪夺等等野蛮而不道德的获取方式而发展、学习文明的概念及其内涵。
其中根植于古希腊城邦民主文化的西方文明，在近代文艺复兴以后逐渐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并发展出现代的民主制度来保障人们属于文明的权利。即使这样，人类对于利益的欲望还是如此之大而难以放弃野蛮的掠取方式，以至于同样认同自由人权理念的西方社会还要经过数百年的杀伐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学会了如何以文明的方式共处，世界范围内终于出现了“民主国家之间不容易发生战争”这样的文明的认识和人类和平的希望，出现了代表这种希望的西方自由世界。
之后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西方自由世界才彻底战胜了野蛮而不道德的共产主义阵营，人类终于可以实践以文明的方式生产、而不是以野蛮的方式掠取的理想。确实，当自由、人权、自由经济的价值系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战胜共产主义之时，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类进入一个文明的新阶段。
人类从未见过的“慷慨的野蛮”的出现
数千年来人类对野蛮的抵抗、抵制与唾弃，毕竟主要是出于对被奴役、掠夺的不堪和不甘，而不是出于对野蛮掠夺背后真正原因—贪婪—的自觉扬弃。因而，当共产阵营中残余的中共以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慷慨的野蛮”出现时，人类竟然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慷慨的诱惑。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的野蛮，可是，从江泽民当政起，中共的野蛮不再象希特勒、斯大林式的野蛮用武力去对外部世界造成威胁；中共的野蛮仅仅是对中国境内的。中共不但不对外威胁，反而很慷慨，愿意将它治下奴役掠夺的利益拿出一部分来与世界分享，唯一的条件也并不苛刻，只要不对中共在它境内的烧杀抢掠、巧取豪夺置喙就行。唾手可得的利益分红是如此的巨大，而他人（中国人）的受苦是如此的遥远，其间的选择简单而看似无害，以至于自由世界的政府竟然没有一个能抵挡得住江氏中共的诱惑。
江氏中共的诱惑不是什么高明的治国或外交方略。恰恰相反，它是江泽民面对中共在中国国内与国际上失去执政合法性、他本人亦毫无治国能力与威信这种双重的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出于个人私欲，在国内以放手腐败来建立个人权力基础，在国际上以出卖中国国家利益换取国际默认与绥靖的产物。这与《圣经启示录》中的大淫妇以不道德而最低劣的方式诱惑“神的子民”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当然，其之所以得以售其奸却也因为与之行淫者肉欲的驱使与道德的亏欠。
人类文明最可悲的一幕：文明对野蛮的膜拜
那么，这条件并不苛刻、看似无害的利益分红真的就无害吗？
当自由世界接受野蛮中共的利益分红时，他们如何面对他们自身对野蛮的抵抗、抵制与唾弃的历史？当西方自由世界为了利益而不得不对中共践踏人权的野蛮行为缄默颔首之时，他们对代表西方自由世界理念的核心价值如何自圆其说？于是，人类文明出现了最不可思议又最可悲的一幕：文明对野蛮的礼赞。在过去十余年间，西方自由世界对于中共种种“进步”的褒扬层出不穷，甚至将之总结为“中国模式”加以吹捧而对之艳羡。并以“中国模式”为根据对西方价值系统进行批判，甚至于认为“中国模式”将“统治世界”（Rule the world）。
随着薄熙来的倒台与“重庆模式”的幻灭，“中国模式”已经不再有什么市场，这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中国模式”只是一时的炒作，其论点甚至连短时间的考验都经不起。而从披露出来的有关内幕看，所谓的“中国模式” 炒作的原因之一，是中共收买西方商人、媒体对其“政绩证明执政合法性”强盗逻辑进行的出口转内销方式的欺骗宣传。但是，
可忽略的是，对“中国模式”的吹捧对于自由世界接受野蛮中共的利益分红起到了遮羞的效用。此一现象，也许短暂，也许只是部分人所为，也许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却冷酷的说明一件事实：为了看似无害的利益，文明人类可以讨好野蛮，可以对野蛮礼赞，可以否定文明人类自身的文明价值，而这一切源自于人类自身的贪欲。
这不是文明最大的危机吗？
江氏当政推行的腐败性体制和对法轮功的镇压，其“政绩”毁五千年中国古老文明于一旦，使中国社会道德崩溃到了连表面文明、表面道德都无所顾忌的程度，其恶果有目共睹，其现状令人触目惊心。此等野蛮对文明的摧毁以暴力为基础，直接而赤裸，西方自由世界很多民众对于中国社会道德崩溃到如此程度，既感震惊，又感不解：难道中国人就没有任何顾忌了吗？可是，江氏中共在国际上勾引人的贪欲在全球范围所引起的道德下滑，所造成的对根本价值的侵蚀，却仍然被人的贪欲所障目，甚至被表面的顾忌所掩饰。如果人们能穿过表面的顾忌来看看西方自由世界的道德状况，看看仍然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中国社会未来希望所在的西方民主社会的价值体系，江氏中共的勾引与人类的贪欲所造成的方方面面的深层破坏可能会更令人触目惊心。
第二节 诚信不再的道德沦陷
对道德的不忠构成对社会最为深刻的伤害
如上所述，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吹捧与艳羡只是短暂的。不过，西方自由世界接受中共利益分红却贯穿了过去二十年。西方社会中自有聪明的人物，他们并不艳羡中共的野蛮，他们认为完全了解中共；他们自信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完全可以将中共控制在手掌心中，因此只是在利用中共为他们国家谋利。为了国家这个“更大”的利益，他们只是策略的违心与中共周旋，按需要时而褒扬一下、时而批评一下中共，逢场作戏而已。殊不知，诚信也是文明必有的基础价值，而这些聪明的人物对诚信的不忠恰恰构成了对他们所处社会最为深刻的伤害。
道德当然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并在一定形式上外化成为价值、原则、法律、政策、行为准则、行业规则等等指导社会和群体行为的规范。从最本质来讲，道德必定首先体现为个体内在的自我标准与约束。中国古代士大夫讲的“慎独”，杰弗逊在“独立宣言”里讲的“神圣的荣誉”，所指的都是道德的自我约束、自我忠诚的内在层面。道德的内在层面决定道德的外化表现。没有孔子的情怀，讲不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耶稣的境界，说不出“欲人施予己，己当施予人”。 “独立宣言”所宣示的是美国立国者内心所真实遵从的价值，而林肯起草与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正源于他对美国立国精神的忠诚与信守。
道德的内在层面决定了完美的道德一定是自我忠诚而绝不会自欺的，而欺人者必先自欺。一个社会群体，对于其公认价值的忠诚与奉献，反映出他们内在道德层面的诚信与否。当一个社会对道德外在层面的价值、原则都不能完全诚信的遵守时，这些价值、原则在其道德的内在层面早已经荡然无存。当他们需要用道德外在的法律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甚至修改法律来保护自己时，他们内心相信的早已是他们真正需要掩盖的东西了。
对道德内在层面的自欺、对自由世界根本价值的虚伪，恰恰贯穿了自由世界过去二十余年面对中共利诱的所为。 “六•四”血迹未干，美国政府就秘密派出特使奔赴北京。就其前任对中共政策的软弱的批评言犹在耳，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将中共的人权与贸易脱钩。为了让中共能入WTO，共和党竟破例下令要求其参、众议员配合民主党总统投票。国务院更直接了当，公开宣称人权问题不应该干扰美国与中共在“更重要”问题上的合作。
不过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以克林顿总统为例，他竞选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是真的，上任后初期的人权努力也是真的，后来在商界的压力下他没有坚持住是后来的事。进而观之，不论是小布什总统，还是奥巴马总统，也都有过类似的衰变。这种被迫的转变反映了美国的现实，那就是商界集团利益取代道义的历史退步，道德下滑后贪欲占了上风。这种利益改变政策，利益团体主导国家政策，利益左右国家执政道德和操控国家理想的事例，在美利坚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当今是常见的。
如果已经到了连表面顾忌都不顾的地步，美利坚的立国精神荡然无存。美利坚的立国精神无存，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也将无存。
这自相矛盾的一切，那些以“国家利益”为名，或者以促进中国民主人权来辩解，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认真解释过这“国家利益”具体是什么，无法解释中国人权日益恶化的现实，更无法向民众交待多年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的政策是如何导致中共日趋对自由世界蛮横，威胁自由世界“国家利益”的冷酷结果。那种“发达强大的中国对世界是有好处的”说法，甚至要以“中国模式”的优点来解释自由世界为何竞争不过野蛮中共，都是这样的掩盖或者自圆其说。
道德外化是真实道德内在的体现
再精明的虚伪也无法禁得起时间的曝光。西方自由世界面对中共利诱所做的所有说辞与作为，包括他们因为表面的顾忌而不得不偶尔对中共的人权所做的批评与建议，经过二十余年的磨洗，所剩下唯一始终一贯的就是：接受中共所让的经济利益，对中共出让政治利益。这些利益上的交换，当然早已推演的清清楚楚而稳操胜算。只是事实上所表现的对诚信的不忠、在道德内在层面的缺失，同时在道德外在层面的冠冕堂皇，却给社会做着最坏的道德示范。这，才是对自由世界最为深刻的伤害。而且，他们越是在道德外在形式上做文章，对自由世界内在价值的伤害就越大。这是他们没有或不愿意认识的。
没有了对道德内在层面的坚守，失去了道德自我标准的约束，道德外在形式是不可能长久的。当今的自由世界，社会道德日下已经成为人们公认日益担忧的问题，然而，道德下滑的主要表现，道德下滑的原因，却没有人说的明白。其实，在道德内在层面的自欺，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最主要表现与根本原因。当然导致自由世界道德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因为中共利诱而表现出的贪婪却最集中而快速的侵蚀着自由世界的价值理念，并在其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虚伪。
前美国驻瑞士大使Shelby Cullom Davis在一次以“神圣的荣誉”为题的演讲中指出，现在在美国，已经找不到五十六个像当初签署“美国自由宣言”的那样愿意以生命、财产来立誓的人了。至于说“神圣的荣誉”，对于很多人来讲，那就像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文化那样陌生了。一个对自己都不能忠诚的人和社会，还会对任何别的价值，包括其宗教信仰忠实吗？
第三节 无需负责任的利益攫取
以“不自由毋宁死”而著称的帕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曾列下过他人生的信条：
“在我从事的所有交易中秉持真实和正义。心中没有恶意和仇恨。不拣便宜，也不偷窃。不奢望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但是真正地学习、劳作以安身立命，尽心尽职以达到神所乐见并召唤的人生境界。”
众所周知，自由世界在二十世纪末叶能战胜残暴的共产主义，建立于公平、对等、人道、透明、公益、负责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与民生方面相对于专制、奴役、压迫、强权的共产主义的巨大优势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像帕翠克•亨利所表述的人生信条正是自由世界人们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
人们在经济活动所当负的道德与社会责任被分开
可惜的是，二十世纪末叶的世界巨变还是没有能使人类认识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对于经济活动的经济效应的作用。特别是公司法人的出现并成长为世界最庞大的机构后，不仅仅将人们经济活动与其本身生命的意义完全隔离，甚至于将人们与其经济活动所当负的道德与社会责任分开。人们作为公司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与责任很大程度上缩减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公司经营的好坏对于股东只有分红多寡的意义，公司经营对于社会的责任则完全交给公司法人去担负。不需要负道德责任的股东和并不具备道德感的公司法人，使人们对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日趋漠视，使逐利与扩张成了公司法人的唯一目的。法律成为社会约束公司法人扩张贪欲的最后屏障。那么在人所看不见的范围，违法，贪占，巧取名目豪夺攫取，正是道德下滑的反映，也是法律管辖不住的。
中共的利益诱惑不仅将这种对道德的漠视催化到了极致，并为其提供了最不需要负责任的借口。
近二十年来西方跨国公司、商业集团在中国的所为已经证实了，它们当初所谓帮助中国发展的种种理由没有一个实现过，包括中国是多么好的投资机会也已经成了对西方普通民众的误导。现在在西方已经不再讳言中国是出口型经济，而且是来料加工型的，靠廉价来占领市场的。这一切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了，在中国真正的商业机会就是榨取那里廉价的劳动力。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由中共暴政所造成
美国部分媒体关注、报导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问题还是从2010年以后才开始的，而其原因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劳工的关心，还有关注美国就业机会大量流失到中国的原因。纽约时报报导过奥巴马总统向前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讨教怎样才能让iPhone在美国生产，并问到为什么那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乔布斯说，那些（流失到中国的）就业机会再也不会回到美国来了，因为美国找不到这么好的劳动力了。然而，如此优秀的劳动力，他们劳动所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苹果配件主要供应商，台湾鸿海公司下属的富士康在数月之内连着有十几名员工因为工作负荷而跳楼自杀。如果这些员工得到了他们当有待遇，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吗？
有不少人说，如果不是西方的投资，那些廉价劳动力连那点低廉的工资都拿不到。如此说法不仅是傲慢，而且是昧良心，甚至是歧视的。中国职工的工钱，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都是被中共所人为压低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除去工资之外的劳动环境、劳保、健保等等与职工福利或权利有关的，无不被中共人为的压低。如果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社会组织和体制能在中国存在，中国劳动力会如此低廉吗？如果人权律师在中国能被允许替受害人说话，那些因为各种生产事故而丧生的工人家属能随便被几百元就打发了吗？如果环保组织能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中国工人的劳动环境能那么恶劣吗？中国的学者已经在公开讨论中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低人权优势”，可见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多么严重而普遍的程度。这个残酷的现实固然是中共暴政所造成，然而这却是西方跨国公司、商业集团能够在中国剥削、压榨廉价劳动力的前提。
奴役制的“白手套”
榨取、剥削廉价劳动力，这和奴隶制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这在几百年前就禁绝了奴隶制的西方是会声名狼藉的事情。可是，对于西方跨国公司、商业集团而言，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妙就妙在这个恶名完全由毫不在乎的中共自愿顶着，而不会因此而坏了他们的名声，脏了他们的手。正因为中共暴政导致的“低人权优势”与西方跨国公司、商业集团在中国剥削、压榨廉价劳动力的利益相一致，所以历来在中国人权问题的方方面面对西方各国政府替中共游说最卖力的就是这些跨国公司和商业集团。彼此的利益形成了一种默契：中共的“低人权优势”保护了跨国公司、商业集团的利益与名声，而跨国公司、商业集团的游说保护了中共“低人权优势”的可持续性。
的确，纯粹从逐利与扩张来看，与中共的这种交换与默契对于跨国公司和商业集团来说，是很理想的营运模式，可以合法的、不需负道义任何责任的收取奴隶制的超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十几年来西方自由世界，特别是美国，每年对中国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可是那些跨国公司、商业集团却仍然乐此不疲。因为，本质上，那些巨额的贸易逆差并不是贸易意义上的，而是那些跨国公司、商业集团付给中共这个奴隶主的托管费或外包费！这个托管费或外包费越大，他们赚取的利润越大，他们因而乐此不疲。
巨大的利润驱使，使得这些跨国公司、商业集团甚至甘于提供技术或直接协助中共迫害人权，限制公民自由。而当他们为此而受到指责之时，却有一个最好的不需负责任的借口：遵守中国法律。在西方，法律是社会约束公司法人扩张贪欲的最后屏障。在中国，中共成了公司法人逃避法律约束的屏障！
这种不负责任的商业操作在2006年美国国会针对思科、雅虎、微软和谷歌协助中共限制网路信息自由的听证会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面对国会议员严厉的指控，这些巨头公司无辜的表示，他们需要美国政府给他们支持，因为作为私人公司，他们无法与中共政府抗衡。然而，历来对美国政府游说以减轻对中共人权迫害压力最为卖力的不正是这些巨头们吗？
当然，西方跨国公司、商业集团在中国不需要担负的还不止是人权方面的责任，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商业道德败坏等等，都可以推到中共头上去而不需要负责任。过去二十年来，西方民众谈到中共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不是已经实行资本主义了吗？看来，现在应该问的是，目前这种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还是亚当•斯密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吗？
第四节 无需为真实与公正负责的媒体
在纷纷力图进入中国市场的西方跨国公司、商业集团中，媒体公司，包括新型的网络公司，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们对中共既有利用价值，又对中共绝对控制的宣传喉舌构成潜在的威胁。它们丧失立场与中共合作的结果，使得他们成为既是与虎谋皮的受害者，又是为虎作伥的害人者。
媒体公司不是制造业，基本无法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工，这一点决定了西方的媒体公司在中国是赚不到钱的。最典型的如默多克，在中国投资几十亿美元，并挖空心思的讨好中共领导人，最后却不得不哀叹在中国投资的失败。
西方的媒体公司没有看透这一点，却以为不去触犯中共宣传的禁区就可以有机会赚钱。殊不知，无论他们怎样刻意奉承，对于中共来讲，终不如中共掌控的宣传喉舌那样放心。最近披露出来的薄熙来、周永康扶持百度而将谷歌逐出中国的内斗黑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的媒体公司也没有看透这一点，其刻意奉承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使自己成了自愿被中共利用的受害者，并被中共利用来害人。
西方媒体被中共利用营造各种假象
西方的媒体公司对中共的利用价值首先是全球范围帮助中共营造各种假象，特别是人权改善的假象。在这方面，默多克父子又是最典型的。最先施行自我审查、并鼓吹自我审查的正是默多克父子。为了讨好中共，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主动禁止、删减批评中共的报导，并公开宣称外国媒体在中国就应该顾虑中国政府的感受等等。当然，为了讨好中共而自我审查的媒体不只这样一家，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媒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在自我审查，就连以“绝不作恶”为公司宗旨的谷歌也一度按照中共的旨意过滤敏感词，而微软至今仍在过滤敏感词。
西方媒体公司如此做法，不但已经完全违背了西方自由世界最根本的价值之一，即言论与出版自由，其受害者也远远超出了中国人，而是他们所有的读者。
西方人不一定都知道太史简、董狐笔的故事，但是言论与出版自由在西方价值系统、民主体制中的重要性是家喻户晓的。因为民众的知情权乃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而信息、意见、新闻的自由流通是形成与反映民意的唯一途径与保障，因此言论与出版自由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人们或称媒体为无冕之王，或称之为第四权。杰弗逊曾言，如果要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做一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很多学者认为真正保障民主制度的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些都充分表明言论与出版自由对于西方自由世界来说是最根本的价值之一。
当西方媒体为了讨好中共而对其新闻报导自我审查时，它们已经完全践踏了新闻的社会与公益价值，而将新闻纯然变成了媒体公司的私有产品。 “生产新闻”就如同生产产品一般，
有碍于媒体公司盈利的新闻产品就会被媒体公司禁止与删除，对新闻的经济效应的考虑取代了对新闻当有的客观与公正性的关心。这与新闻管制已无根本差别，只不过是新闻管制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媒体公司对新闻的管制出于经济原因而已。而媒体对其新闻报导的自我审查，使得其读者无法得知事实与真相，这已经侵犯了民众的知情权，已经构成了信息欺骗（information fraud）。
由于这种信息欺骗，西方自由世界的民众对于中国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而受替中共做美化宣传的影响却特别多，以至于当知道一点中国人权恶化的真实情况后，西方民众非常普遍的反应就是：我还以为中国人权已经进步了很多了呢。从这点来讲，西方民众受到的蒙蔽甚至超过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民众。例如，中国的学者与媒体已经在普遍的讨论中国产业劳力中的“低人权优势”，而这个概念在西方还完全没有人在媒体中提到过。同样，当中国的媒体已经公开的讨论中国与西方的“订单外交”的时候，西方媒体上却完全不提“订单外交”这个概念。如此，西方民众自然无法了解他们国家对华政策的真相。
损人不利己的典型
西方的媒体公司对中共的利用价值之二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其欺骗宣传。如上所述的“中国模式”的炒作就是一个例子。库恩所作的“江泽民传”也是中宣部安排的。 CCTV能够大举进入西方市场，更是默多克直接帮助的结果。
西方的媒体公司对中共的利用价值之三是媒体业的高技术，包括监控媒体的高技术。思科帮助中共发展“网路警察”软件而被告到法庭已经是广为报导的事情。默多克帮助中共新闻喉舌建立网站技术也是众所周知的。雅虎甚至于提供给中共国安部门信息导致师涛等多名新闻与民运人士被捕。
西方媒体公司卑躬屈膝所作的这一切，最终却没有如愿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损人不利己的典型。当然，个别媒体公司，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即使在西方也并不遵法守纪诚实运作，然而，像在中国这样的整体堕落，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媒体业中还没有过。
西方媒体公司在中国所作的助纣为虐的一切，西方媒体公司一概以“商业决定”来辩护。纽伦堡大审已经确立了上级命令不足以免除罪责的原则。难道“商业决定”就可以免除了吗？何况，这一切确确实实的是在中共的“上级命令”之下进行的。
第五节 不再独立的学术与学者
中共对西方学者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侵蚀
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观与宝贵品格。更是被长期蹂躏的中国学者敬佩、羡慕西方学者之处。现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使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也无法保持他们应有的品格。
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们属于最清楚中国问题的一群人。早在2002年，著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就曾撰文“中国－吊灯里的巨蟒”指出，“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像过去一样，首要的任务不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其它的为了全民的目标，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
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们也最清楚中共如何利用愿意屈从而合作的学者与打压坚持独立人格的学者。 2011年9月起在纽约时报网站上进行的一个关于“美国学者要如何抗拒中国的控制？”的持续讨论中，马里兰大学的拉里.品川（Larry Shinagawa）教授指出：“讲到中国的部分，一定有某些学者被列在黑名单上。他们可能是研究少数民族议题的，或研究中国污染问题的学者，他们可能被中国官员列入黑名单。想像你正在发展整个学术生涯，而你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却不被允许进入中国，这将十分的困难。所以有时候你研究的范围十分受到限制，并且也无法如你所意的，真实写出。”
当学者们不能写出他们真实的研究结果时，其后果却因为社会普遍对学者的信任而变得非常严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其《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的序言中就指出过：
“’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学会了用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出于道义批评了中国政府，因此被中国政府拒发入境签证，多年来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种间接的打击实际上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进入中国考察，并从中国政府部门那里获取一些他们自己也明知道并不真实的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
“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借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分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这个被深深掩盖起来的问题有多严重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经济学家穆嘉（Carsten A. Holz）写过这样一篇文章，“研究中国的学者是否全部被收买？”文章中，作者很坦白的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研究中国的学者，习惯性地讨好中共，有时是意识到的，而经常是无意识的。 ”
作者也很坦白的说出了这些学者的苦衷。 “外籍的中国学者为方便搜集数据，就要与大陆的学者合作。一些西方学者在中国有亲属，有房产，他们的母语不是汉语，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中文，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我们受益于我们在中国的关系，从那里得到信息、观点与内情，因而我们得保护这些关系。结果是皆大欢喜，西方读者得到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们自己得到事业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广告宣传。在奖励与规诫知识界方面，中国是相当独特的，全体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那就是不要得罪中共。”
那些被认为冒犯了中共的学者，就被列入被中国禁止入境人士的黑名单。在以上所提到的“美国学者要如何抗拒中国的控制”的讨论中，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指出两名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 ），就被列入黑名单。而包括米尔沃德在内的13名学者，也由于在2004年合作出版的一本书《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也被列入中国禁止入境人士的黑名单。
包裹在“学术”外衣下的谎言
中共对学界的影响远超于以上这种威胁。何清涟在“警惕包裹在’学术’外衣下的谎言”一文中指出，“中国政府曾经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两点：第一，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时，不得自行调查，应当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而这一’调查资格’，必须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审查批准；第二，调查所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在交付境外委托方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 ……但凡脑筋还正常的人都应该知道，猫爪子下的夜莺不能唱出好听的歌，这种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调查研究’，以及经过政府审核的数据与结论还有多少真实性，真是只有天知道。”
中共以利益来威胁和引诱的还不止是学者。那些被放上黑名单的学者所属的大学不愿出面与中共据理力争，因为它们想吸引中国学生来留学。 2006年，美国“全国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向波士顿大学的学者，中国作家哈金（Ha Jin）约稿，“中国的新闻审查”这篇约稿是为该杂志2008年5月的有关中国的特刊所准备的。不料，当该杂志于2007年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而准备在中国发行时，就将哈金的约稿取消了。
有时候，中共的政治需要还会以迂回的方式表现出来，影响学者们的研究课题。 1999年后有几年，中国的基层选举曾经是美国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认为是中共走向民主化的表现，并成为美国新闻以至美国国会关注的话题。那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拨款的重点也是这个话题。其中的原因，可能没人能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学者的研究现在已经毫无价值，而民主基金会的拨款也打了水漂。
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共对西方学者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侵蚀，还是通过个别勇于公开承认自己弱点的西方学者才得到了直接的揭示。以上提到的林培瑞、穆嘉就是这样的学者。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被誉为“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费正清对于中共的兴起与发展的研究影响了好几代西方汉学家。 “六•四”大屠杀惊破了他对中共曾经浪漫兼理想的认识，因而写下了《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这部他生平最后的著作。他在著作中大幅修正了自己以往对中共的错误认识，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为中国讳饰的“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并指出西方汉学家有一种职业病，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如此公开而严厉的自责，表现了学者的良知。费教授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将该部书稿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当日下午就心脏病复发并于两天后辞世。
当今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面临的困境与压力远比费正清时代要大得多，他们敢于检讨自已的勇气也更难能可贵。在历数了屈服于中共的研究中共的学者们的种种有违学者独立人格的事例后，穆嘉教授写道：
“很明显我们知道存在劳改营，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进去，也许就在里面蒸发，我们知道有人遭受国家安全部门的刑讯，我们知道法轮功信徒遭到的处置，但我们选择往前看，继续我们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学。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导致的三千万人死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七十五
-一百五十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谋杀视而不见。什么才能让西方学术界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到底在与谁共眠？
“如果学术界不去想，还有谁会呢？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也不会，因为他们从与中国打交道中获利。他们的银行关系依赖于中共的紧密合作，他们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实是，最后的报告和公开声明都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西方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其他部门很可能依赖于和中国买卖。
“这一切有关系吗？如果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忽略他们所处的中国政治环境，影响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向西方呈现一个中共领导层一定喜欢我们呈现的中国，给自我审查后的研究问题提供狭窄的回答，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描绘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图像，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西方理解那个国家及其统治者吗？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中共领导层另类的人权观和民权观将会影响我们西方对政体的选择和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经影响了西方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样）？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因他们把自己的饭碗置于诚实的思考和教学之上而感觉羞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