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2日讯】2012 年7月6日下午5点，我们一家四口走出飞机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瞬，我才算舒了口气。经过长达13个多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了自由的彼岸。是什么让我如此决绝地选择离开？为美国人甚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所无法理解的神奇国度，总是让人有种生不如死的抑郁和分裂。
驱离北京，遣往唐山
4月4日，我们一家四口在首都机场被拦截回来后，不得不继续在北京租房内生活了一个月，期间我多次找国保质询出境及机票等损失事宜未果。既然国保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便准备在5月4日房租到期之时搬到昌平分局去住。早已于5月2日就在我们住处楼下守候的国保们自然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5月4日中午，昌平分局的国保来正式谈话，告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领导的意思是若想出国就不得待在北京，要闭嘴耐心等候，要将我们遣送回我的老家河北唐山。国保威胁加利诱说：“给你们的条件很优厚，保证你们不在北京期间衣食无忧。谁也没说不让你们出境，肯定会放你们走，在家安心等待，不许惹事。每个月昌平分局会发给你们五千块钱的生活补助，直到放你们出国那天。五千块钱应付你们在唐山的开销应该绰绰有余了。如果不同意，非要留在北京，你们什么也得不到，出国的事也甭想了。”
“离开北京，不一定非要去唐山，去燕郊也可以。”我说。可是国保却不准，认为住在河北燕郊跟住在北京没什么区别。我闻听哭笑不得，这真是一个国保说黑即黑说白即白的国度。2011年古川被绑架失踪63天获释后，我们曾打算去燕郊租房，国保不准我们离开北京，认为燕郊不属于北京，强迫我们必须留在北京租房。今时今日国保却又把燕郊归入北京，仍不允许我们前往。在十来个国保的裹挟下，恐怕我们想不回唐山都难了。我们完全感受不到中国公民的尊严何在！
下午5点多，三辆车，八个昌平分局的警察和我们一家四口，一路从北京到唐山。晚上9点，我们到达唐山农村老家住宅，夜里的村庄很静，没有人，大概都入睡了吧，平日早该睡下了的父母、兄弟还在等着我们。
卸下行李，我又跟国保吵了一通，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丝毫信任感，我要求近期必须放我们出国，我们不会在唐山久住。吵吵嚷嚷到半夜，我们勉强留下来，国保付给我们5月份的五千块，并规定此后每个月的5号将付款给我们，他们让我们签好收条后离去。比起国保这两年来给我们造成的各种损失，这点小钱真的不算什么！
自从2011年2月19日以来，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整日被愤懑、焦躁、抑郁所包围，每次与国保接触都令我十分不快，渐渐地我就被国保气出了心脏病。一年多来频频发病，呼吸困难、胸闷、心跳紊乱、双手麻木、睡眠质量差、头晕头痛，每次犯病都有种濒死的感觉。情绪不好或者身体受累都会诱发。从2012年4月22 日古川被释放回来的那天起，我们就决定一定要带两个孩子离开这个国家，想给他们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成长的环境。
柳树酄 48日（2012年5月4日——6月21日）
两个孩子在姥姥姥爷家倒是如鱼得水，每天都玩得很欢，完全不顾把浑身上下搞到脏兮兮。而我仍是忧愁的，度日如年。
6月5日，我们在唐山终于熬过了一个月。我想得到一个确切的时间，国保到底何时肯放行？我不想再无休止地等下去。可是我在电话里与昌平分局国保陈世杰话不投机又大吵了起来，我知道他也是在执行市局的命令，但做人不能像一架唯命是从、死气沉沉的机器。有时我真的无法理解这样的生命体的存在意义。
之后，我们开始计划着向美国大使馆求助。6月中旬，我们与美使馆政治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了一番，对方表示上司很乐意在使馆外的地方见面，后知晓我们有进入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意图后，对方似乎害怕了不愿意再见面，而客气地表示会将我们的处境向美国国务院汇报。
6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与昌平分局国保不期而至，据说市局高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包括我和古川在内的一批“异议人士”进行何种处理的情况。同时，不知他们从何途径已掌握了我们联络美使馆的情形（入侵Gmail邮箱或者监听了使馆电话？）。
北京市局来了一个名叫赵辉的国保总队某队长，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个头不高，身材有些发福，说话很横，带着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显出对我们这些小人物十分轻蔑的表情。赵声称，这次是为解决我们的事情而来。
当天晚上，我家前后门就被柳树酄镇派出所的车辆和警察包围看守了起来。我们一踏出家门，警察就会紧紧跟随。后来唐山市丰南区的国保来接手，他们也弄不清状况，只说听北京国保的指令配合他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去北京美国大使馆。看来我们与美使馆取得联系令北京方面很惶恐。丰南国保还说：“咱们家这边的国保基本都是打击邪教的。”我说：“还有截访的。还有610办公室吧！”丰南国保说：“610办公室是管法轮功的。像你这种情况的我们没遇到过，你是第一个。”
6月16日，北京国保与我们在柳树酄镇政府谈话并要求我们写下保证书，扬言要写得真诚、深刻才能过关，领导才会批准我们出国。我和古川按国保要求每人写下一份保证书，内容如下：陈述如何形成的反动思想；保证在出国前不与圈内人士联系、不上网声扬、不发表任何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言论；保证出国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再参与维权活动、不与海外敏感人士联系、不发表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文章、言论。总之就是要求我们脱离民主维权圈，开始新的生活。
写完保证书总该放我们走了吧？谁知等了两天还是没消息。北京国保舒服地再城区住宾馆，丰南国保只得每天跑到乡下24小时看守我们，饭吃不好觉睡不好，还得忍受日晒虫咬。
我们的事也很快传遍了整个镇子，大家都议论纷纷：“不知他们家出啥事了？到处都有警察看守，连她父母也被抓走了。”各种离谱的谣言疯传，家人遭受了很大的压力，父母向我抱怨：“太丢人了，让我们以后怎么生活？”亲戚闻讯也跑来家里打探，害怕、担心极了。
6月18日，我再无耐心等待，询问国保到底何时允许我们出境。一直得不到确切答复，我很恼怒，一气之下想回北京。国保将我拦了下来，赵辉只得与我见面谈话，要求我们每人再写一份认错书，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最后承诺最迟在未来15天左右会让我们出境。
6月19日，北京国保与我们在镇政府会面，我们按要求每人又写下一份认错书。我的内容如下：对《亲历2.19——多行不义必自毙》、《肉身翻墙受难记》这两篇文章的反思；对4月4日首都机场闯关的反思；对近期与美使馆联络的反思并保证马上停止一切联系，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就以叛国罪论处；对这一年多来我上Twitter发言、参与网上签名、炒作计划生育的反思；对国保进行真诚的道歉。古川的内容如下：对《“茉莉花”飞来“黑头套”——在被绑架失踪63天的日子里》这篇文章的反思；对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写英文公开信的反思（并未公开发表，只是电邮给了大使馆人员）；对4月4日首都机场闯关的反思；对近期与美使馆联络的反思；对国保道歉。国保一再要求我们出国后必须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要给自己和家人找麻烦，否则出去后就永远不让回国了。
继续等待，丰南国保先受不了了，来询问我：“你们的事情还没解决完吗？北京那边又不让我们问不让我们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我们都跑够了，要不你们去丰南住宾馆吧？比家里条件还好，也省得跟你父母弟弟弟媳一家挤在一起不方便，我们来出钱，你看怎么样？”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了北京国保，他们很乐意，随即与唐山方面商量费用的问题。
宾馆15日（2012年6月21日 ——7月6日）
6月21日晚饭后，北京国保接我们一家四口去宾馆。自此，看守我家六天六夜的丰南国保也得以撤回城区。这家宾馆名叫锦卉宾馆，共四层，丰南区公安局的警察和宾馆老板大概认识，国保将第四层全包了下来，我们一家住西侧的一间套房402，北京国保5个人分住东侧的416、418、420、422、424。丰南国保在一楼大厅和每层楼的服务台分别有人看守。我们出宾馆房门走下第四层都要跟国保汇报，必须由北京国保陪同才能下楼和外出。丰南国保说北京国保不在宾馆的时候，我们不能外出，因为北京方面不让他们跟随外出，只得由北京国保亲自跟随才行。这令我们很不爽。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人捏住卵蛋的男人，站着不动不舒服，迈一步动动也不舒服，很窝火却又无奈。
为了安抚我们的情绪，使我们能安心等待，北京国保买来扑克牌陪我们打牌解闷。6月30日晚上，北京国保还给我过了个生日，关系得到缓和，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7月1日，实际是阳历8月9日（阴历七月初一）。
到了7月份，我的耐心一点点消逝，昌平分局国保也有些着急了，还跟我抱怨：“好久没回家了，媳妇都闹意见了。”不过最后还是安抚我说：“应该快了，批准要一级级签字，签得差不多了，就等大领导最后签字了。”他们的意思是，国保的头跟着胡锦涛去了香港，要回京后才有功夫签字。
7 月5日上午10点多，国保来询问我们准备订几号的机票走，我们说当然越快越好。国保答应这次买机票，我们仍出4月4日购买机票的金额，剩下的由他们来补差。于是我们将一万四千元现金交给国保，国保订下7月6日从北京直飞纽约的航班，并决定7月6日早上6点从宾馆启程回北京。下午，国保开车送我们回家与父母话别。
从6月15日到7月6日，昌平分局国保留在唐山守了我们22天。他们说每个人出去之前都要走这么个程序，都得谈话、写保证书。
威胁恐吓，送抵登机
7月5日晚上，国保总队的赵辉又从北京赶到锦卉宾馆，来跟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晚上7点多，古川还没吃完晚饭就被赵辉叫进宾馆经理办公室谈话，直到近11点钟才出来。我问：“还有什么好谈的，怎么这么久？”古川一脸的疲惫和不悦：“又问维权网的事，非要我说张祖桦。”没来得及交谈上两句，我又被急促的敲门声叫出去了。
我一进屋，赵辉就阴阳怪气地问：“你老公回去都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没说什么。只说了询问维权网的事。”赵辉又急赤白脸地恐吓：“你和丁访关都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听话就把你们全抓走一人关一单间，两个孩子送儿童村。”我一直面带笑意地听着，他突然又吼了一嗓子：“你他妈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待会让你哭。你们俩就是两只苍蝇，我想轰走就轰走，想拍死就拍死。”我有些怒了，但暂时忍住了。之后，他非要做笔录询问我是谁介绍加入维权网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回答十分不满意，又骂骂咧咧地指责我态度不端正，这样下去想出国，门都没有。我终于忍不住火了，赌气说：“不让出国就不让吧！”赵辉喊：“那你就滚出去吧，没必要谈了！”我也嚷：“不谈就不谈！”然后，啪的一声摔门而去。
陪谈做记录的昌平分局国保见状追了出来劝我回去继续心平气和地谈，“这是最后一次谈话了，你明天就走了，何必这么情绪激动呢？”我说：“你看他是什么态度啊，我笑也不行，骂骂咧咧的，我为了出国这点破事，已经够窝囊的了，保证书也写了，还想怎样？”昌平分局国保又把我拉回屋里，赵辉阴沉着脸不再说话，竟自由昌平分局国保问话。主要内容仍是纠结于维权网的事，非要问出我是张祖桦介绍加入维权网的；我说当时我没工作急需找一份工作，所以就拜托张老师给我介绍工作，是我主动找的他，与他无关。问张祖桦是不是维权网在国内的负责人；我答不清楚，大概不是。又问是不是进入维权网工作的人都是经张祖桦推荐；我答别人的情况我不了解。后来，我的眼泪突然抑制不住地掉下来，有一种很憋屈的不快感。昌平分局国保惊奇地问：“你怎么哭了？”我不言语任凭眼泪洒落。
之后，赵辉出去了，留下昌平分局国保安慰我。我哽咽着说：“我不是没皮没脸的人，我不可能为了出国为了一己私利而不管不顾、不择手段。你们问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事我都可以告诉你们，什么不让出国什么坐牢，我都不怕，不用拿那些东西来震慑我。但是你们不要怀着一种险恶用心试图从我嘴里得到任何第三者的情况，无论我知不知道对方的情况，我都不会乱说，我只说我自己。你们想知道别人的事情，不应该来问我，而是去问本人。你们想用我说的话拿去对张祖桦不利吗？张老师是一个温和、乐于帮助后生的长者，我最尊敬的人，我的恩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还未报答他，怎么反而能害他呢！再说了，维权网的情况你们不是成立专案组已经调查了嘛，为什么还要逼我？很多事你们明明知道的比我还多，为何非要企图从我嘴里挖出别人的名字呢！你们欺人太甚！”
昌平分局国保解释说：“你想太多了，我们不会对张祖桦怎么样的，放心，他比你活得还安稳呢！出去之前都有这么个例行公事，你总得让我们放心放你走啊！在你之前出去的某某、某某某比你们说得写得厉害多了呢，不也没怎么样嘛！不要瞎想，没人要害你。”
其实在此之前，昌平分局国保已经给我和古川分别做过一份笔录了，无非是要求说明古川被绑架失踪63天期间没有遭受任何酷刑；4月4日首都机场闯关时我没被警察捂嘴掐脖子；要承认我们文章里写的是些不实之词。
折腾了一个小时到半夜12点，国保终于不再纠缠追问维权网的细节肯放我回去睡觉了。我擦干眼泪对昌平分局国保说：“赵辉的目的达到了，他刚才嫌我笑，要让我一会哭呢！”昌平分局国保说：“我挺意外的，看到了你的另一面，原来李昕艾也会哭啊！”“有人误解我的为人并不可怕，我做事问心无愧就好。我小时候就很不合群，初中时有位同学给了我两个字的评价，令我感动了好一阵子呢，因为那么多人只有她读懂了我。”“正直？”昌平分局国保猜道。“你说得很准，就是这两个字。”我回应。昌平分局国保叹息一声：“但是你正直的过头了。”我淡然一笑：“聪明人眼中的傻子呗！”
回到房间，我跟古川聊了一会便陷入了失眠状态，过了不知多久才睡着，可感觉没多久又被闹铃叫醒了。早上5点多就得爬起来，很乏累不情愿起床，挣扎着起身洗漱。收拾好行李，唤醒酣睡中的两个小宝贝，乘国保的车前往北京。一路上，我已经构思好此文的雏形《去国前夜，泪洒唐山》，昨晚的问话真的令我很气恼。
早上8点多，我们到达北京，先去银行处理了一些事务，10点钟直奔首都机场。机票是下午13点从北京起飞的国航航班，后来飞机晚点改到15点起飞。11点我们换好登机牌，国保一路护送，一路摄像拍照。来到边检站，由于排队的人较多，国保协调后我们由外交礼遇通道过边检站，两个昌平分局国保和一个市局国保从工作人员通道经过。
来到候机室，我们等了两三个小时才登上飞机。国保摄下我们登机的最后一个镜头后挥手而别。自此，肉身翻墙终通关，自由彼岸才着陆。
感谢我爱着的和爱着我的那些人，我的生命里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存在而不致孤单和沉沦。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