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1日讯】目录
前言
画像篇
塑像篇
像章篇
语录篇
口号篇
标语篇
口误篇
笔误篇
手误篇
心邪篇
林彪篇
少奇篇
江青篇
其他篇
反毛篇
哭毛篇
后记
前言
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译自Cult一词，此词还对译为中文的狂热、邪教、巫术疗法等，根据等量代换原则，毛泽东迷信或毛泽东崇拜也可称为毛泽东邪教。在中文里，迷信、崇拜、邪教三者不是等量关系，有程度和情感色彩之别。毛泽东迷信，古今罕有，中外无匹，创巨痛深，宜用最高级，曰毛泽东邪教。
《辞海》的个人崇拜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神化和崇拜是该定义的两个核心动词，其指向是被神化和崇拜的对象，其他人均不在该定义的现场。毛泽东崇拜则不然，其核心动词不止神化和崇拜，更有残害，所指对象是毛之外的其他人。在毛泽东崇拜的现场，有数不清被残害的各色人等。神化毛，崇拜毛，相当程度上落实在对无数中国人的残害上。毛泽东崇拜大量的现实呈现是残害民众，极言之毛崇拜即残民以逞。
狗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特性，人作为能识别最复杂符号系统的高级动物，其捕风捉影的能耐大于狗无数倍。个人崇拜就是人们在不仅不见其形、而且也不闻其声的情况下，就能为之吠成一片，咬作一团。毛泽东，全国多少人见其面？闻其声？可是几亿人只因迷毛、拜毛，便叫得一国如沸，闹得一塌糊涂，厮打得个个一嘴乱毛。迷毛、拜毛、制作毛崇拜的媒介手段主要有如视觉领域的毛画像、毛塑像、毛像章、毛语录、挺毛标语和听觉领域的颂毛歌曲、挺毛口号，而真正把毛打造成“炙手可热势绝伦”的邪教教主的手段，还不是对这些媒介的正面使用，而是在这些媒介的使用问题上兴妖作怪、制造冤狱。比如，全国家家户户必须贴毛像固然把毛搞得像一个邪教教主，但是更让他像一个邪教教主的做法则是：如果拿带毛画像的报纸垫屁股或擦屁股，被人举报，立即逮捕法办。诸如此类。
毛泽东邪教对民众的残害可分四类：第一，对反毛者的残害；第二，对不以毛的敌友为敌友的人的残害；第三，对无意反毛而出现失误（口误、笔误、手误）者的残害；第四，曲解事实、强奸人意、罗织罪名的肆意嫁祸残害。
传统的人物传记通常只写传主的个人行为，好比传主走到哪里，聚光灯就打到哪里，传主身外之地，是聚光灯的盲区。这是一个立传误区。传主的影响也是传主生平的一部分，尤其曾经形成个人崇拜风潮的传主，更是如此。写毛传，不应忽略毛崇拜的“盛况”，可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毛传都未涉及这个现象。在编《黑五类忆旧》的过程中，我读到毛泽东被人搞得炙手可热、莫余毒也的故事实在太多、太荒诞，其荒诞离奇的程度超过《拍案惊奇》、《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世说新语》、《搜神记》、《述异记》和二十四史之荒诞量和荒诞度的总和。基于此，我整理、编纂、改写出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毛邪教的故事，“以飨读者”，以补毛传之缺失。中国人这样的精神生态，无论秦始皇时代还是希特勒、斯大林时代，都不曾出现过，在这个星球上也许只有金家统治的朝鲜可得仿佛。
画像篇
刚开始批判刘少奇时，不能提“刘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替。某中学的陈同学，有一天在毛泽东画像后面写了一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被人举报，成了现行反革命。怎么回事呢？他正好把“打倒”二字写在毛头像的背面了。群众专政期间，陈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哀求道：“还是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送监狱）吧。”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判了八年刑。坐满八年，陈获释回家务农。后来平反时，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毛泽东已死，不然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拿到钱的当天，陈某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不久，陈某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某当书记不几年，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很快死掉。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二十九号号子里关押五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姓牟的青年，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买了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有人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毛坑，构成恶毒攻击罪。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被人举报，也是反革命罪。有一次，牟犯问洛犯：“我让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一个小青年，与女朋友到公园恋爱，公园的石凳很脏，就拿报纸垫在屁股下，报纸上印有毛泽东头像，有人举报他们侮辱毛主席。这个小青年和他的女朋友各判刑三年。
新疆戈壁滩上的博斯腾湖，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流落此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期，又有许多内地盲流为躲避公安部门、造反派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逃亡到博斯腾湖，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湖水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许多无辜的盲流被抓，并被任意加上罪名杀戮判刑，其中一个叫徐长生的，四川长寿人，25岁，被人举报撕毁毛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社员许某把炒好的菜连锅端到桌上，临时找张报纸垫在下面，报纸上印有毛的头像，头像被弄脏，有人举报，判刑四年。
1969年冬，北风呼啸，寒流刺骨，皖南丹阳湖工地上红旗招展，民工如潮。正是工作中间休息时分，大部分人拢集成堆，打扑克，抽劣质烟，有些人谈工分，评女人，有些体壮如牛的人则比赛挑英雄方，看谁挑的担子重、土方多。有个叫朱选文的劳模，因挑五百斤的担子上埂头，受到北京老毛的接见，奖赏他一床军用毛毯。有的人挑断了扁担，挣裂了血管，死于非命，为的是也能有朝一日当上劳模，得到毛的接见。四类分子杨文培则找个僻静背风处看《西游记》，正看得热闹，忽然有人来到面前将书夺走。杨抬头一看，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夏齐珊，他以戏谑的口气挑衅说：“在毛泽东思想水利大学校你为什么不看红宝书？”当时当局把驱赶民工围湖造田叫做办毛泽东思想水利大学。杨文培冷冷地告诉他：“《西游记》也是毛主席赞扬的好书，毛主席还写‘金猴奋起千钧棒’呢。”夏主任立即打断杨的话，正告他：“你是个至死不改的反革命！明明是封资修大毒草！你还要狡辩！”说完掏出口哨，满工地吹，嘴里嚷嚷：“大家集合！现在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上千民工被召集过来，夏主任派民兵将杨文培双手背起来，面对民工，宣告道：“反革命分子杨文培不思悔改，胆敢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看《西游记》，明目张胆宣扬封资修，罪该万死！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文培！”一时间，工地上口号声此起彼落。夏主任发威之后，又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措施：从即日起，每天上工前、休工后，罚反革命分子杨文培在圩堤的埂面上挂牌示众一个星期，每次示众一个小时，且只能利用上工前和休工后的时间，不得耽误正常出工。当天下午，工地政工组在民工出入的埂面上用稻草扎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模拟像，给刘戴上访印尼的礼帽，给王穿上纸作的旗袍，还用干部食堂的鱼鳔扎成项链戴在王的脖子上，最后挂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牌子。一切就绪后，专政队给杨文培挂上牌子，让他站在两个稻草人中间向毛泽东画像请罪。
许路加是沈阳鲁迅文艺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前身）的学生，由于基督徒身份和出身牧师家庭，不被允许出国深造和演出。在该院任教的萧邦第十代传人学生、波兰华沙音乐学院的霍尔诺夫斯卡主任教授非常欣赏许路加，收为门徒。1956年，许路加获得沈阳音乐学院授予的钢琴硕士学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届钢琴音乐硕士，并被霍教授授为萧邦第十一代传人学生，随霍教授到上海、北京等城市巡回演奏西方经典钢琴名曲。文化大革命爆发，学院的红卫兵把许路加教授捉出来批斗，并抄了他的家，乐谱一页一页地检查，看有没有发电报的符号，琴键一根一根抽出来，看是否可以发电报，院子被掘地三尺。那年冬天，学院搞军训，行军路上批斗许路加，不许穿衣服，赤裸身体在火堆上批斗。红卫兵拿烧得通红的火钳挨近许路加的身体，他闻到了自己汗毛烧焦的气味。一次学院举行批斗大会，红卫兵要许路加在毛像前下跪敬拜低头认罪。许路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毛主席不是全能的耶稣基督，我绝不下跪。红卫兵被激怒了，按他下跪毛像，许路加宁死不从。他们对他拳打脚踢，他心里祈祷：“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一个红卫兵学生从地上拾起一支一寸半长的生铁钉子，和几个红卫兵一起把他按倒在地，要把钉子钉在他的人中穴上。工宣队干部担心若钉不死许教授，留下疤痕，于他不利，就叫红卫兵将钉子从他右鼻孔钉下去。许路加心里祷告：“神啊，假如我死了，你接我去，不死，赞美神。”那个红卫兵学生从地上拾起一块砖头，将钉子从他的右鼻孔钉了下去，钉子在两颗门牙的牙根间穿过。牙根断了，许路加疼得晕死过去。
1966年8月22日，《黑龙江日报》第六版刊登了一整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图片。该报称，此届哈夏音乐会是在“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开幕的，主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猛烈开火”，然而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等单位的红卫兵却从这期报纸中发现了严重反革命的蛛丝马迹。第六版通栏大标题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左上角是一张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上有一个锋利的枪头。与第六版相背的第五版是音乐会的文字报导，右上角的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配有哈夏音乐会会徽毛泽东侧面浮雕像。单独看这两块增版，毫无问题，可是透视一看——拿起五版和六版的报纸对着阳光一看，“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第六版的红旗旗杆枪头正巧从第五版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穿脑壳刺出头顶。红卫兵指出：“更为恶毒的是，在这个掩藏的反动图案旁边，还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标题——‘越看越有劲’，真是何其毒也！这种反动气焰何其嚣张!”他们把此事定性为“这是以极其险恶的用心来发泄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是有意制造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
红卫兵立即向社会大量印发传单，揭发《黑龙江日报》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时全省全国轰动。哈军工等三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和黑龙江日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半个多月后发布一份调查报告，印成几万张传单，散发全省各地，还邮寄到北京及各省兄弟报社。调查报告称：“广大革命学生对两个版面提出质问，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也是出于对党报的高度的关心。《黑龙江日报》的革命职工，对提出质问的革命群众表示敬佩和谢意。热烈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对报纸工作继续加强监督，经常提出改进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责任，认真改进报纸的编排校印等工作。”
报社领导立即着手整改工作，让木工房加班赶制几张灯光台。灯光台有普通办公桌那么大，台面是一块透光磨砂玻璃，下面装四支日光灯。一开灯，整个台面通明透亮，把报纸大样放在上面，就像医生看X光片那样。各版大样合到一起，放在灯光台上隔纸相望，反复透视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让排版车间改版。报纸第一版经常是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泽东照片，其他各版通常是各种批斗会的报导或大批判文章。报社领导要求，不得在毛像背面出现任何含有反面内容的文字，无论是大标题还是正文中的小号字。这种苛求根本办不到，后来又退一步，改为毛像背面不得有反面意义的大字标题。当时批判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常用“修正主义”、“反革命”、“走资派”等字眼，这些字眼决不允许与毛像重叠。如此一来，夜班编辑不得不一再修改版面，排版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排字，下班时间到了也无法按时下班，苦不堪言。据说《黑龙江日报》是最早制作灯光台透视检查报纸大样的报纸，后来中央各大报以及全国各地方报社也都先后增设了灯光台，供夜班编辑透视看大样。
1966年 9月3日，武汉某街道小厂的几个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吕某，喝问道：“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告示，勒令你们必须佩带“牛鬼蛇神”黑符号，没看见吗？为什么你今天还不佩带？”吕某回答说：“5?16通知中没有这一条。”吕某话音刚落，红卫兵骨干邱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来，大喊：“全厂紧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现场。邱某发号施令道：“把高帽子给他戴上！”几个红卫兵男女立马拥上来，从两边抓住吕某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吕某头上。吕某极不配合，他们一松手，他就飞快将自己头上的高帽摘下撕毁。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他扣上，他又撕毁。邱某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众人又将第三顶高帽扣在吕某头上。三个男工紧紧抓住吕某，示众批斗，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当晚，红卫兵又明火执仗抄了吕某的家，粮票也被抄走。抄家中，红卫兵发现了吕某的新罪行：他家板房的板壁上没挂毛泽东像，而挂西斯廷圣母。他们愤怒地质问吕某，不挂毛主席像是什么狼子野心。吕某理直气壮地回答：“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烧了你们负责？”红卫兵一时无言以对。
那时各家各户都派发毛的彩色纸画像，让人贴在墙上，一天到晚祷告。文盲邓六叔就有两间泥土房，一间厨房一间睡房。睡房里没窗户，黑咕隆冬，贴了也白贴，于是邓六叔把分发给他的毛像虔诚地贴在厨灶上方，像灶神一样膜拜。后来他发觉那个位置也不好，时间久了会把毛的脸熏黑，于是立即关了厨房门，小心翼翼地想把它揭下来，重新贴个地方。当初贴时是用稀饭粘的，现在想揭下来可不容易。邓六叔又急又怕，费老半天劲终于揭下来了，可还是弄烂了毛像的一只眼睛。他把揭下来的画像贴在最黑暗的睡房墙上，免得被人发现，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没多久，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抓走了。
浙江台州人陈某，在沿海部队某留守处当参谋，战友都去支左了，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于是心生一念，何不用过期的《解放军报》练毛笔字？每天的报纸上都印有套红的毛泽东像及其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像，起初陈某小心翼翼避开毛像、林像下笔，偶有涂及，立即烧毁。这天中午，书写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陈参谋，你爱人来了！”听到叫声，陈参谋立即扔下笔关上门冲了出去。陈的妻子从老家来探亲，他本来要去接站，结果写得兴起，忘了这码事。就在陈参谋离开办公室接待妻子的当口，同办公室去支左的余参谋临时有事回来了。陈参谋与妻子一番亲热之后，带着快意返回办公室，却发现桌面报纸被人动过，细查发现还少了几张，再向卫兵打听，方知余参谋来过。陈参谋顿时大惊，心里说完了，立刻回宿舍对老婆说：“部队临时有紧急备战任务，你必须马上离开部队回老家。”没等老婆反应过来，陈参谋便拉着她，夹着未解开的行李，叫辆车，赶往火车站。妻子上火车前，陈参谋千叮万嘱：“回去后，不要再往部队写信找我。”最后，陈参谋被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随即他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放弃对五岁女儿的抚养权，他不想让女儿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阴影之中。
福建一位中学职员，无意间把双脚架在办公桌上，桌上刚好放着一张毛画像，被人举报胆大包天，送进学习班。
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处张贴毛泽东标准像，被人举报不尊敬毛主席。还有一次，易道均的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他顺口说“哪里能活一万岁”，又被人举报。县军管会由此认定，此人一贯反对毛主席，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最后判处死刑，1970年6月枪决。
某劳改队的队长王震川，爱整人，一天晚上他召集犯人，要他们“帮助”国民党投诚营长李省悟（所谓帮助就是毒打、折磨）。他命人架住李省悟两只胳膊，下面点燃原油熏烤，李硬是一声不吭。那天晚上风很大，风一吹，火一燎，李的头发、眉毛一下子就烧光了，整个脸都被熏黑。值班的劳改队员王法尧觉得，如此下去必出人命，于是赶紧报告王队长。王队长骂王法尧混蛋，同情历史反革命，叫接着烤。李省悟脸上的肉皮慢慢烧熟了，仍然一声不吭。最后，趁架他的人不备，李省悟一下子挣脱开，用手往自己脸上一抹，他的脸顿时变得黑的红的血肉模糊。李省悟连喊三声“苍天啊！”王队长被震慑了，一摆手，说：“散会！”不久，李省悟偷得一把剃头刀，一天夜里连割了同号里三个犯人的脖子。第一个动脉被切断，血喷到天花板上，其他两人没割到动脉，血到处流。当时屋里有十二个犯人，全吓傻了，无一人敢出声，眼睁睁地看着他割却动弹不了。负责监管李省悟的同号犯人蒋少先，最终手脚并用逃出号子，爬到院子里才敢开口喊一声：“杀人啦！”声音很小，已变了声了。这时值班的还是王法尧，听到叫声，他立即过去把门踹开。眼前的一切也把他吓傻了，动脉被切断的徐占鳌，血还在往上喷，李省悟则坐在那儿用刀片割自己的脖子。他的手已经软了，割不到动脉，不一会儿溜倒在地。地上一层血，直粘王法尧的球鞋。王法尧强站着没摔倒，随即去报告王震川队长。“李省悟杀人了！”王法尧拍着王震川的门叫道。队长没出声，他又砸他的门，大声喊：“李省悟杀人了！”此时王震川已吓得不敢出门，只在屋里哆哆嗦嗦应一声：“知道了。”王震川的残忍和怯弱在王法尧眼前暴露无遗，他觉得自己在王法尧面前丢了面子，便暗下决心找机会整治王法尧，以重振自己的威风。有一天，王震川借故说王法尧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罚他站。他的罚站别具一格：叫人在劳改队院子里立一个毛泽东画像，一米宽，一米三四高，天天让王法尧对毛像站立，大家吃饭时他也必须对毛像站着。别的队长值班让王法尧下来，王震川当班还让他继续站着，就这么一直站了三天。第四天晚上，王震川又让在院子里点上原油，咚咚冒黑烟，一百度的大灯泡安了好几个，唱歌，喊口号，制造恐怖气焰。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冲着光亮铺天盖地飞来无数屎壳郎，把那个毛泽东纸像撞得稀烂。许多屎壳郎撞到墙上掉下来，有的撞死了，有的撞半死，晕了。劳改犯们把落在地上的屎壳郎扫在一起，装了九大麻袋。屎壳郎救了王法尧，王队长不再罚他站了。更奇怪的是，没过几天，王震川得了癌症，很快病死了。
四川某地有一位疯尼姑，六十多岁了，把毛泽东像贴倒了，被人举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刘某出生于官宦家庭，父母早亡，兄长是国民党军官，随国军撤到台湾，只剩刘某一人留在大陆。由于兄长这层关系，刘某平时小心翼翼过日子，每有政治运动，更加恐惧战兢。刘某几次被列为批斗对象，但都有惊无险，幸运地被从黑名单里剔除，因为他有一门手艺，能把钢板蜡纸刻得像印刷体一样漂亮，还能画毛泽东像和写大标语。画毛像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不但要画得像，还要注意墙壁的质量，甚至底色油漆也有学问。天长日久难免油漆剥落，千万要避免先从脸部剥落，否则一旦毛像出现缺鼻子少眼睛，就麻烦大了，弄不好会人头落地。刘某努力提高这些手艺，一旦有人比他强，或略比他差一点，但对方根正苗红，他就可能被取代，成为无用的人，一旦沦为无用，命运不堪设想。有一次，单位要批斗七、八个人，加上一直需要刘某刻蜡版的那位领导出差在外，刘某也被列为被批斗者之一。抓他去批斗的人到宿舍找他，不见人，同宿舍的人说他上厕所了。来人到厕所找，也没找到，为了不耽误开会，只好先批斗其他人，下次再批他。其实当时他就在厕所。那天公厕人很多，刘某蹲在最里面，可能是小腿疼或别的什么原因，蹲得歪一点，来人一眼扫过去竟没有看见他，侥幸滑过一场批斗。下次批斗会，大概那位领导出差回来了，抑或革命形势变了，要批斗另一类人，刘某没有被列入批斗名单。那年头，一旦被批斗过一次，之后所有的批斗都会有你的份。黑五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即使你有手艺，是革命需要的人，但性质变成被监督劳动了。歪蹲厕所漏过一场批斗，等于免去许多次批斗。改革开放后，刘某所在的小城突然要引进外资，市委书记说，要充分利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回国投资的热情来加快四化建设，于是刘某这个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调到市统战部，最后当上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退休后随儿女定居澳洲。
某纺织厂电工老刘，一天夜里下班回家途中突然感到内急，可是身上没带纸，便跑到路边的大字报宣传栏撕下一块报纸，躲到宣传栏后面方便。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中，专案人员已光临刘家，原来头天半夜他撕下来擦屁股的那块报纸上有半张毛泽东头像。老刘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劳改农场不到半年，老刘病死，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一句话：“毛主席呀，我不是有意的！”
一天，社员钱某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将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人告密说钱某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扔进粪坑，侮辱伟大领袖。钱某起初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与所指控的事有任何关系，说完全是别人陷害他，群专头目就让人出示他当初在自家厕所粪坑里捞出来埋在粪堆里的报纸作证据，钱某只好如实交待事件的原委：那天他的确发现自家自留地厕所的粪坑里有一张上面有毛像的报纸，吓得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证据确凿，钱某不得不接受坏分子的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让钱某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当初从粪坑里捞报纸、埋报纸的时候他是那么小心，怎么居然还是被人窥见了呢？再说，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毛像和一段毛语录，天天如此，许多人用旧报纸擦屁股，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毛头像的报纸，也没有谁追究公社干部或生产队干部的罪行，说他们污辱伟大领袖。
社员江某被生产队长送进清理阶级队伍的学习班，罪名是开地下工厂。江某不服，当着公社干部的面反驳说：“既然我开地下工厂，请问，我的厂址在哪里？招收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资金？我只带一把烟刀，农闲时出去替人切些烟丝，赚个零花钱罢了，这叫开地下工厂？”队长一时语塞，寻思一会儿，改口说：“你种三千株烤烟，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年头，种三千株烤烟实不多见，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算冤枉，江某无话可说，但从此也与队长结了仇。几个月后的一天，江某举报队长犯有反革命罪，并把公安特派员带到队长家的窗下指证。队长窗下有一张从小学课本里撕下来的毛泽东彩色像，上面满布针孔，还有擦屁股的痕迹。特派员将这一罪证用报纸包起来，带了回去。队长闻讯着了慌，第二天一早带着小儿子到特派员那里说明情况。他解释说，像上的针孔是他那无知的老婆平时做针线插针时留下的，便迹是不懂事的小儿晚上摸黑应急留下的，他们一家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没有恶意。事情发生在队长家，自然跟一般群众有别，最后未予追究。
雕像篇
福建一位富农社员写春联磨墨时，不慎将一点墨汁溅在旁边毛泽东石膏像的眼睛上，这可是大罪，他惊恐万分，赶忙用小刀轻刮墨点，不料竟刮出一个小窟窿，有人指控其“怀着刻骨阶级仇恨挖取伟大领袖的眼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嫌疑，送进学习班。
郑州某厂一个工人，将灯绳系在毛泽东石膏像脖子上，夜里拉灯方便，一位工友与他吵架后举报了此事。那人以现行反革命最被判七年徒刑。
南京贡院街有个青年，姓蔡，瘦高，长发，梳得一丝不乱，有时还打发蜡，油光光的很有派头，附近的孩子们都叫他蔡大哥。蔡大哥在一家工艺制品厂当工人，会画画，会写美术字，有时居委会请他写标语、黑板报、喜报什么的，他从来不拒绝。贡院街上贴的好多标语、喜报，还有挂在居委会门口的黑板报，大多出自蔡大哥之手。1968年下半年，贡院街兴起木刻风，孩子们无师自通，个个会刻，还经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像模像样地交流各自的木刻作品。蔡大哥不屑于搞木刻这种小玩意，他要搞大的，用油泥或石膏雕塑毛主席像，结果一举成功，轰动了一条贡院街。有时小孩子们带着各自刻制的毛像，到蔡大哥家请求指导，蔡大哥来者不拒，先指出孩子们明显的败笔，再教导他们，雕刻毛主席像最重要的是要刀刀用情，刀刀见情，这样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可是没过多久，蔡大哥出大事了。有一天，蔡大哥在厂里打碎一尊他雕塑的毛像，被人告发。公检法军管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一年。街坊邻里许多人不相信，这样一个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青年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可是一张张白底黑字的布告贴在贡院街上，刺人眼目，令人惊愕，不容你不信。一年后，蔡大哥被放出来，那帮小兄弟们又可以在贡院街上看到他了，只是变化很大，面色惨白，头发长而乱，眼神散淡，怯生生地看人。
退伍兵刘某，年底赶集，买了一斤猪肉准备过年，临时又决定买一个很便宜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带回家供奉。刘某骑一辆光自行车，怎么往回带那石膏像呢？有了，挂车把上，于是车把这边挂一斤猪肉，那边挂着用麻绳拴住脖子的毛石膏像，很结实。可是没走多远，被人逮了起来，罪名是想把毛主席吊死，属于现行反革命。
一善桥大队二十七岁的青年农民杨四，受生产队委派，带着钱和粮票，到邑川城购买毛泽东石膏头像。杨未婚，还是童身，所以才被选派去迎请毛像。杨四一共买了七个毛像，一大六小，计划一个大的由大队供奉，六个小的由六个生产队供奉。如何将这七座头像迎请回家？杨四去商店买了三米鸡肠带（一种用棉线织的筷头宽的带子），将七座头像的脖子拴起来，左右肩各吊三个小的，手里提一个大的，就这样提留刷挂地走在大街上。邑川城的人见了，无不目瞪口呆。走不多远，几个积极分子看到了，立即将杨四扭送到公安局。当时正是落实公安六条的严打时期，杨四以恶毒攻击领袖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武汉某中学。体育课上，几个同学到器材室拿东西，发现一尊毛泽东石膏像积了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说学校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把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那时谁也不敢不跟着动感情，不动感情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于是同学们就把那尊毛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围绕操场游行，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从此该校开始了揪斗校领导的运动。
东南沿海某小镇有一个姓邱的女孩，年方二八，嫁与一位比她大十六岁的港商李某。婚后三天，李某返港，把新婚的妻子留在娘家。此后，李某一年回来一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文革开始后，因这层海外关系，红卫兵隔三差五来邱家抓人游斗。邱氏无奈，遂决定接受一个造反派小头目要求与其维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要求，藉以减缓家庭遭受的政治压力。小头目三天两头到邱家来，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实为与邱氏幽会偷情。久而久之，李某风闻此事，声言要休邱氏。赴港签证即将批下来，不能在此节骨眼上断送自己的前程，邱氏暗下决心与小头目断绝往来。小头目哪里肯不依，纠缠不休。邱氏决定设一陷阱，与之绝交。一天中午，小头目又偷偷潜进邱家，欲求云雨之欢。邱氏告诉他：不知你是否真心待我，今天要出题考你。小头目立即答应，指天画地，愿接受考验。邱氏指着厅堂桌上的毛泽东石膏像，像主人对狗发踪指示一般命令道：“去！把它给我砸了！”小头目欲火中烧，未及多想，操起一根木棒对毛像就是一个横扫。毛像应声落地，连打带摔，成为碎片。邱氏立即跑到门外呼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有人砸毛主席像啦！”正在邱家大门外游曳的红卫兵闻声带着木棒、皮带如狼似虎闯了进来。小头目被带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邱氏欲藉以挽救婚姻的目的并未实现，李某最终还是休了邱氏。后来邱氏嫁给了那个红卫兵小头目，并生有一双儿女。
陈正满是村里的一个混混，游手好闲、贪吃懒做，后来凭着他父亲的关系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从此在村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村民看在眼里，却敢怒而不敢言。一个退伍老兵实在看不下去，决定教训一下这个恶棍。陈正满自认是一村霸主，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屁股坐下去，那老兵决定利用他这个特点惩治他。老兵先在自家堂屋里放一个箩筐，箩筐里放一尊毛泽东石膏像，箩筐上放一块木板，遮住石膏像，并把堂屋里的椅子、凳子都搬走，然后让人去请陈正满。陈正满还是那样，一进屋就找地方下屁股，可是屋内没有其他可坐之具，就一屁股朝箩筐上的木板坐去，木板下的毛像立即被压得粉碎。人证物证俱在，陈正满因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
菜农唐某，每天挑着担子到城里的蔬菜公司送菜。这天送完菜，经过一家商店，唐某看见柜台上摆放着许多毛泽东座像，便进去请了一尊，放在空簸箕里。可是毛像在里面很不稳，滚来滚去，几乎要滚出来。怎么办？唐某来到一个僻静处，放下担子，用草绳打个结，套住毛像脖子，将其吊在扁担头上，再在上面挂件衣服遮住。走到村口，唐某觉得有点冷，顺手拿下挂在扁担上的衣服披在身上，哼起小曲进了村。没走几步，迎面走来一队到村子里砸祠堂破四旧的红卫兵，见唐某用草绳吊着毛像的脖子，立即将他抓了起来。关了半个月，没有查出什么破绽，加上贫下中农成分，最后从宽处理，批斗几场放了。村民还有一种说法：唐某被放，是他老婆做功夫的结果，有人亲眼看见唐某的老婆几次半夜三更去找造反派头头求情。
华严公社草沟大队队长文德清在镇上买了一尊毛泽东石膏像，回家的路上，放在背笼怕压碎了，抱在手里太冷怕摔了，就用绳子一端绑住石膏像脖子，一端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吊在胸前。街上的人看到了，立即把文队长抓起来，拉到各公社轮流批斗。军管会了解到他是生产队大队长，又是贫农出身，关押游斗几个月后，押回原地监督劳动。
某中专学校食堂。炊事员早上起来做饭时，发现饭厅里供奉的毛泽东像被摔破在地。当时各单位规定，所有进食堂就餐的人，用餐前必须到毛像前高呼三声“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该校食堂原先在墙上贴一张毛像，供师生祝祷，后来有人别出心裁，在饭厅中间摆放一张桌子，供上一尊毛的石膏像，让师生呈群星拱月状围绕毛像祝祷。如今毛像被莫名其妙地打破，校革委会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立刻宣布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到市人保组。学生李某成为头号嫌疑人，经过一番审问，李某供认，昨晚因摸黑进食堂偷吃病号饭，撞倒桌子，打碎了毛像。李某被判劳教两年。劳教期间，李某因经常偷窃农场瓜果充饥，被延长劳教一年。改革开放后，李某去了香港，后又定居美国。事业有成后，李某回大陆在老家盖了一座大房子，吩咐家人，遇有饥饿者，请进来免费吃个饱，以永记饥饿之苦和“饥寒起盗心”的古训。
某监狱失火，有两位犯人从火中奋力救出一尊毛泽东石膏像，狱方认为这两位犯人对毛主席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应予宽大，于是一名提前获释，另一名减刑两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凤翔一带的生产队流行入冬后做一次豆腐，每家每户分几斤。有的生产队则是整个冬天都做豆腐，既分给社员，也派一两个社员走村串户去卖，增加点儿集体收入。每逢做豆腐时，村里孩子们就拿着碗去吃豆花（豆腐脑），二三分钱一碗。即使本村不做豆腐，若打听到附近哪村做，四五个孩子往往结伴赶几里路去吃豆花。做豆花很容易：事先在碗里放点盐、醋、辣椒等调料，用刚出锅的热豆浆一冲，拿帽子盖住碗口，豆浆在醋的作用下自动凝结，一两分钟之后，揭开帽子，用筷子一搅，就是一碗一块一块的豆花。点豆花的佐料多种多样，醋是其中的一种，但不是最好的。醋点出来的豆花，吃起来微涩，农村不缺醋，所以通常拿醋点。点豆花石膏最好，点出来的豆花特别鲜嫩爽口。当时物质匮乏，石膏很少见，没有哪个孩子用石膏点豆花，都是用醋。凤翔县董家河乡乔家堡村有个孩子与众不同，每次吃豆花都用石膏点。小伙伴们很羡慕他，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石膏是从哪里弄来的。有时小伙伴问他怎样才能弄到石膏，他口风很紧，总是笑而不言。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不再多问，只知道他有石膏而已。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那个用石膏点豆花的孩子被抓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原来他点豆花用的石膏竟是用刀子一点一点从毛泽东半身石膏像上刻下来的！消息传来，四乡震动。这小家伙胆子太大，也太敢想了。当时人人都想弄点儿石膏点豆花，可是谁敢打毛像石膏的注意啊？伙伴们悄悄议论，他是如何用小刀削毛主席像的？先削哪儿？鼻子还是下巴？削个半拉毛主席像藏在哪儿？大人们则揣测，这个孩子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罚？有的认为这小东西实在丧心病狂，恐怕要吃枪子。最后这个少年因年龄太小，被判八年有期徒刑。若是成人，肯定枪毙。
中学生戚同学，打靶时挖回不少子弹头。子弹头里有铅，戚同学别出心裁，把铅弄出来熔化，再用自制的模具浇注毛泽东像章。铸了多枚像章，都是呲牙咧嘴的，很难看，便想赶紧处理掉，不然被人发现，丑化伟大领袖可是大罪。于是戚同学找来锤子，将毛像章一个个砸平，以为别人看不见就没事了。不料还没砸完，邻居发现了，举报了他，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七月，巴基斯坦访华代表团送给毛泽东一篮芒果，毛表示要与全国人民分享。芒果传到清华大学，人们立即聚集在毛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许多人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有的单位连夜举行庆祝活动，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赤胆忠心。北京针织总厂分得一个鲜芒果，工人们先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用蜡封存，打算传给后世子孙。那个被封存的芒果供奉在一个厂子的一个大厅里，全场工人排队前往鞠躬致敬。蜡封的芒果没几天开始腐烂，厂革委会决定将蜡弄掉，剥去坏皮，放在一口大锅里煮，然后举行仪式，全厂工人们排起长队，每人喝一口煮烂芒果的水。鲜芒果没有了，厂革委会又订制一个蜡制芒果，摆在大厅里，工人们仍旧排队致敬，顶礼膜拜。当年喝过芒果水的工人程某，二十多年后成为大款。有一次程某到海南出差，侍应小姐捧出芒果待客，程某惊为天物，连忙下跪，小姐被搞得一头雾水。此次程某因食用芒果过多，致全身过敏，入院治疗三天。
成熟芒果蜡封防腐、放北京各单位瞻仰的决定，最初是中央警卫团做出的，与此同时它还做出另外一项决定：请北京轻工系统的技术人员研制塑料仿真芒果，转送全国工人阶级分享眼福。很快，放在玻璃罩里的仿真芒果大量上市，罩上写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纪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复制品）。”许多人家都买了一尊这样的仿真芒果，请到家里供起来。各地还别出心裁设计制造多种芒果像章，通常是毛头像下有一个盘子，盘子里盛一颗或几颗芒果，正面文字是“颗颗芒果恩情深”或只写“芒果”二字，背面写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仿真芒果由哈尔滨传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时，铁路局下令各单位全局停工，去火车站迎接。人山人海地在烈日下足足等了三小时，芒果才到，但见两个红卫兵捧着一个玻璃箱子，里面装着一个芒果，后面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保卫，缓缓出站，好似今天电视里看到的迎送佛骨舍利。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有个北京女知青，其父是工宣队员，为了让北京知青也分享到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厚爱，便把一个仿真芒果带到女儿所在的团，供全团瞻仰。一个副连长瞻仰回来对人说，他在云南当过兵，驻地产芒果，吃过，不是什么好东西。此言一出，有人上报团部，说外国友人送给毛主席的芒果，一定是稀世珍果，普通水果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会送给工人阶级？再者，这副连长说自己吃过芒果，芒果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于是，副连长职务被撤，受到严厉批评，成为反革命分子。
铜川煤矿两个工人，看见煤矿广场上停一辆车，上面盖着一大块红布，就猜下面盖的什么。一个说下面盖的棺材（当地拉棺材往往盖上红布），另一个说不是，于是二人打赌，输的买一盒宝城烟。走过去掀开红布一看，不是棺材，而是一尊毛泽东石雕像。二人吓懵了，说毛主席像是棺材，绝对是反革命言论。心里实在放不下，二人决定投案自首。猜下面盖的是棺材的那一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猜不是棺材的那一位判十一年徒刑。
金弟与小玉原是浙江乐清县虹桥中学的同班同学，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小玉是校花，方圆百里有名，金弟则脑瓜灵，总有一般同学们所不及的奇思妙想。社会流行供奉毛泽东石膏像，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一天金弟在家无事，从毛石膏像中得到灵感：若让葫芦长成毛头像的样子，拿到市场上恐怕也能像石膏像一样卖钱。金弟的想法得到了小玉的支持。他先在家里种很多葫芦，葫芦生长得很茁壮，然后从集市上买来一个毛泽东木雕头像，据此制出石膏阴模。葫芦结果了，金弟把石膏阴模套在小葫芦上。如其他料，一个个成熟的葫芦长成一尊尊毛泽东头像。若往毛像葫芦里灌进一些水泥，又成了不倒翁毛像，憨头憨脑很滑稽，拿到市场上，很抢手。那年秋天，金弟的毛像葫芦卖了三百多块钱。金弟和小玉爱情、事业双丰收，于是决定结婚成家。不料此时大祸临头，金弟被抓了，罪名是丑化伟大领袖兼走资本主义道路。丑化伟大领袖是大罪，少说也得判十年，小玉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到公社找治安员设法搭救。治安员姓钱，四十开外，秃顶疏眉，颇有长者模样。他告诉小玉，此事包在他身上，只需他一句话，金弟就可以出来。小玉信以为真，千恩万谢。想不到的是，这位貌似长者的钱治安竟对小玉提出性要求。小玉大为意外，断然拒绝。回到家里，小玉掂量，只要心上人能平安出来，吃点哑巴亏也值得。钱治安员一次得手，就得寸进尺，可是金弟并没有如钱治安夸口的那样一句话就可出来。半年之后，金弟被判刑，不过没有十年，而是三年。与此同时，小玉发现自己怀孕了。牺牲了自己的少女贞操，不仅没有救出未婚夫，反而被人欺骗，造成如此恶果，千思万虑，小玉觉得对不起金弟，无颜苟活，便留下遗书，带着腹中的小生命，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投村边大塘自尽。一天，管教干事找金弟谈话，告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并出示了小玉的遗书，末了还安慰金弟正确对待此事，不可意气用事，金弟始终一言不发。第二天出工时，金弟不见了，劳改场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员赶往乐清。但是为时已晚，人们发现钱治安被捅三十多刀，死在办公室里，心肝也被挖空了。次日一早，有人在小玉的坟前发现了自杀的金弟，坟前还摆放着一副血肉模糊的心肝。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社会上风声很紧，片警三天两头深更半夜带一大帮人上门查户口。武汉某单位的右派杨刚家是重点对象，每次来查，床铺下都要用手电筒反复照过。杨刚起初觉得，查就查，没什么可怕，可是思考再三，发现百密一疏，还是有懈可击。杨妻的同事曾送给她一尊小型毛泽东半身像，是用发光材料制造的，夜里若明若暗。那材料非常轻，毛像很容易倒，杨刚于是想，家中多鼠，若是哪天夜里老鼠把它绊倒了，甚至鼻子被咬破，没及时发现，而恰巧半夜查户口的来了，发现了，岂不是右派再加反革命，罪上加罪？杨刚一阵恐惧，于是暗下决心，尽快把这尊瘟神送走，去除隐患。可是如何送，送哪里，成了大问题。杨刚绞尽脑汁，一连几夜失眠，最后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根据毛像的高度和厚度，杨刚准备了四块马粪纸板和七八张没有弄皱的报纸。一个休息日，他关好房门，在地上铺两张报纸，使之重叠三分之一，让毛像仰卧于报纸重叠处，再将四块纸板立于毛像四周，最后用细绳缠绕。如此初步固定下来后，再用毛像卧于其上的报纸精心包好，包出棱角，然后用饭粒将报纸边沿粘牢，接下去再在外面包第二、第三、第四层报纸，最后用具有避邪功能的红头绳十字交叉系好。一切就绪，杨刚到门外察看街坊四邻是否有人坐在大门口，断定无人，便提起乔装包裹的毛像飞快出门，直奔武汉一路电车起点站。至武昌大东门站，杨刚转登开往郊区花山方向的汽车。上了郊区汽车，杨刚选择在最后一排坐下，然后将手里拎的东西假装漫不经心地放在身边。距终点站还有两站路，杨刚空手下车，将东西留在车上，并且作匆忙状，以便即使被人告知拉下了东西，也可以搪塞说是因急着下车忘记了。瘟神被成功地留在车上，杨刚乘车原路返回大东门，再改乘公汽返家。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杨刚望着桥下的江水，一阵感喟：他的恐惧感及其根源正如大江东去，不可逆转。
（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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