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昭: 胡锦涛“七一”之行的“史上第一”

【新唐人2012年7月3日讯】回头盘点胡锦涛今年“七一”香港之行,真是收获了若干史上的“第一” 。

首先是自“89”民主运动以来,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遇到了数十万人规模的民众抗议;其次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又是被中国的记者大声喊出了平反“六四”的问题(当然,香港的记者也是中国的记者);第三是得到中央委任的一方疆臣,就职第一天就被数以万计的市民高喊下台;第四是陆、港警方,加国安特务机构,第一次针对民众抗议大规模联手实施了“维稳”行动,为此后中央领导访港将面临抗议活动常态化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盘点完收获,应当总结感想了。港人为李旺阳离奇惨死挺身而出讨公道、梁振英因被怀疑地下党员的身份和诚信问题受到了广泛抨击,在颂歌高奏的香港会展中心之外民情激愤,这些事应当足以给胡锦涛留下深刻印象了,想必胡总这次返京以后,关于“一国两制”的前景问题将提上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就算胡总只想平稳交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为接班人的习近平、李克强也得认真考虑了。今天胡锦涛所遇到的情况就是他们未来遭遇的预演,而且随着2017年2020年的接近,其难搞程度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制度设计,它事实上必有一个终结。邓小平当初的铺排是“50年不变”,可实际上绝对拖不过50年,最迟到北京所承诺的2017年特区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的立法会普选,“两制”的纠割就必须有一个了断。如果当前的“功能组别”彻底被废,一人一票的普选被切实贯彻,那么香港就算脚踏实地走上了宪政道路,由这种制度产生的政治领袖和普通市民都会要求将普选永久化,就不仅是“50年不变”的问题,而是百年不易、子子孙孙永世不移的问题。

如果相反,到了2017年和2020年小圈子仍然名亡实存、改头换面地操控选举,北京仍然在幕后玩弄钦定的把戏,那么对香港人来讲就是希望全绝,意味着香港的民主力量与北京的公开决裂。港人届时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不得而知,但对中共来讲也就意味着“一国两制”的彻底破产,除了图穷匕首现,坦克开上大街弹压民众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手段。其实际结果也是“50年不变”承诺的灰飞烟灭。

现在的情况是“回归”15年后北京同化香港的策略并不成功,港人对“中央政府”和在它的荫庇下产生的“特区政府”的认同感都很低,这就使得普选问题成了中共的死穴——由普选产生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将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去北京(中共)化”的态度。而对共产党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它能对社会实施全面控制,要么完全丧失控制。在它的管辖地域内,出现一个完全由民主程序产生的地方政府和议会,这是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这样一个地方性的制度,也难以和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接轨”,共置于一个“主权”框架之下。即使香港是作为自治的“特区”,同样也是方纳圆凿,颇多抵牾之处。可以想像,香港实施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任何中国公民一进入香港,就成了享有与原来完全不同权利的“特殊公民”,这种事本身就是对专制当局的公然嘲弄与挑战,这种现象本身就在消解中共当局的权威,很难想像中共会坐视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下去。

所谓“50年不变”是个梦,在一个“主权”旗帜之下,香港与内地就是个“以夏变夷”、还是“以夷变夏”的问题。如果香港双普选成真,选出的特首当然以本地选民的利益优先,对“中央”伤害香港人权利和利益的指令就有理由抗命。那么以后习近平来香港时,受到的待遇的就不是重兵护架,而是被记者包围、当面质疑诸多“敏感问题”了。

普选产生的立法会从民意出发,通过的法律、做出的决议也可能与中共所制定的“法律”根本冲突。而中国又没有一个独立的“宪法法院”对地方法规是否违宪作出裁决,或者说也没人认可共产党治下的任何人、任何机构具备“宪法法院”的权威,那么香港立法会通过的法规,也就可以不理会“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上位法”——它本来就是个橡皮图章,连中国内地人的意愿都代表不了,又怎么能代表香港人的意愿呢?

这一切都是中共噩梦,为了不使噩梦成真,只能一再用各种理由来推迟“双普选”、阻挠真普选。不过越推托、越阻挠,港人的不信任和不满就越加深,“去北京化”就越来越现实,那就只好再找其他理由来设置障碍。要压制不满情绪影响更多人,不仅不能给更多的权利,现有的民权都要蚕食,那么人们就更不满。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直到最后走向破局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5月23日至30日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港人对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政府的反感度创1997年来的新高,分别是36%和32%。对北京当局的好感度下跌5个百分点至28%;对港府的好感度大跌17个百分点至23%。也就是说在港人当中,对中共政府、和其荫庇下的特区政府的反感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有好感人的人数。 6月份的李旺阳之死、7月1日警察的胡椒喷雾,毫无疑问会让港人对当局的反感度再飙升一截, 假如在这种民意情况下举行普选,产生的结果不会有任何意外。中共的最高领导者想必对此也不会有什么怀疑。

但是中共的体制到今天已经被一种无法逆转的惯性所支配。指望它能改变对香港实施真普选的恐惧,也就等于相信它对国内的示威会放弃镇压一样,是一种过于美好的奢望。性格是一种高度稳定的东西,指望中共会容忍在自己的版图内出现一个地方性的民主选举制度,实在是有违共产党的基本性格。

这次胡总“七一”之行的收获,想必又会给共产党内的某些当权者“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不过正像他们总结苏东波的“教训”后得出的结论,不是顺应民主潮流、而是强化专制机器一样,香港市民和香港的民主力量也要对“中央”的后续“行动计划”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并且设计好自己未来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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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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