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日讯】（中央社记者陈至中台北2日电）大学评鉴的初衷是协助学校改善品质，却因与“退场机制”挂钩，形成部分扭曲现象，中研院院士发起检讨大学评鉴连署，引起共鸣，未来评鉴是否与退场脱钩，成为瞩目焦点。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返台参加院士会议期间，走访各大专院校，发现学校动用大笔经费、召开100多场准备会议、印制的文件堆积如山、教授疲于奔命等怪象。他在院士会议上发起连署，已有多名院士响应。
林毓生认为，大学评鉴已干扰学术自由，教授苦于应付评鉴，易影响原有的教学、研究工作。他认为评鉴不该做得太频繁，也不该成为淘汰办学不佳大学系所的工具。
林毓生点出大学评鉴的核心问题，教育部长蒋伟宁今天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也指出，大学评鉴的目的，是帮助学校改善教研品质，而非淘汰系所，目前评鉴与退场机制挂勾的方式，的确有检讨的空间。
世界主要国家大多设有定期的大学评鉴，但不见得与退场机制相结合。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认为大学过多、大学生满街跑，一直存在着淘汰办学不佳学校的声浪，因此产生评鉴、退场挂勾的模式，但也让评鉴变成各校“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得不大张旗鼓、全力以赴，形成院士们口中的扭曲现象。
过去有学校系所各自为政，教授各管各的，没有统一规划的课程，老师用“万年教材”上课，学生用“万年笔记”应付。大学评鉴让学校、系所有了“令箭”，得以推动教师共同向前，维持教研品质稳定，还是有它的功能，绝非一无是处。
蒋伟宁表示，未来朝向由各校“自评”，研究型、教学型、科技大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也可依各自的发展特色打造专属的指标，这项政策应能改善过去偏重单一指标的乱象。
教育界人士认为，更该检讨的是大学退场是否仍应与评鉴挂勾。事实上，随着少子化、学生来源的减少，“市场机制”就能自然而然地让招生不佳的大学退场、转型，根本不需以政策强制介入，教育部也不用夹在社会氛围和学术自由之间，弄得里外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