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日讯】近现代的岭南，涌现出大批引领中国前行的先驱者，近代改良主义者，香港华人领袖何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香港第一位执业的华人西医医生，创立了香港第一所西医学院，创办了香港大学，创建了启德机场。他不仅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更是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
一，西化家庭的西化者
何启，原名何神启，字迪之，号沃生，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村，一八五九年二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香港一个典型的西化家庭。父亲何福堂，名进善，在闯南洋谋生期间，进入英国人马礼逊创设于麻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熟练掌握希伯来语，著有《两友相论》、《马太福音注》等书。一八四三年何福堂回到中国传教布道，后被英国伦敦基督教传道会按封为牧师，成为继梁阿发之后的第二位华人牧师。其后，何福堂于一八六三年在香港设立了英国伦敦传教会福音堂，并由此博得了“近代中国第一位神学家”的美誉。何福堂协助著名的英国汉学家、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为沟通东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
生活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西化家庭， 何启自幼便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西式教育：出生后即由理雅各牧师施行洗礼。十一岁时天资聪颖的何启成为久负盛名的香港中央书院（后改名皇仁书院）的学生。 何启在香港中央书院的收获有二：一是开始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奠定了丰厚的西学根基；二是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维新思想家的胡礼垣，由此结下了毕生友谊。
一八七二年，十三岁的 何启远赴英国留学，成为第二位负笈英伦的香港华人。一八七五年九月，考入苏格兰亚伯丁大学学习西医。一八七九年， 何启顺利毕业，荣获该校内科学士学位及外科硕士学位。后经过伦敦圣汤玛士医院的临床实习，成为正式的外科医生。二十岁的何启由此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西医。
正当何启立志在医学领域有所建树之际，一位英国女子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志向和一生，他认识了雅丽氏。雅丽氏（Alice Walkden）出身名门，相貌秀丽，其父为英国贵族华尔登，下议院议员。按英国不成文的惯例，法学院被视为培养贵族的摇篮。换言之，选择了法律专业便有可能跻身于贵族行列，成为受人尊重的绅士。一八七九年已经拿到内科学士、外科硕士学位的 何启，听从了雅丽氏的劝告，进入位居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的伦敦林肯法学院研读法律。
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何启从林肯法学院毕业，获得律师资格，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姐夫伍廷芳。在三年的时间里， 何启系统研读了英美法系的精髓，为他日后在香港的参政议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针砭时弊，抨击清朝政治，改造中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一八八二年一月， 何启结束了十年的留学生涯，携其新婚妻子雅丽氏返回香港。是年何启二十三岁，雅丽氏三十岁。
二，创办西医书院
返港之初， 何启便挂牌行医，成为香港第一位执业的华人西医医生。无奈受中医学传统的桎梏，大多香港市民对于动辄“开膛破肚”的西医敬而远之。 何启的行医自然也就难有大的起色。次年， 何启遂改行做律师。
正当何启为苦苦寻觅人生的奋斗目标而烦恼时，不幸悄然降临。雅丽氏生下一女后，一场突如其来的伤寒竟令其撒手人世，终年三十三岁。时为一八八四年。爱妻的去世成了何启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传播西医，造福百姓，也为纪念亡妻， 何启决意创办一所西医医院。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雅丽氏医院”揭幕。该医院后来与其大姐何妙龄的医院及那打素医院合并，改名为“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一直以设备先进，医术高明享誉香港社会。何启从建院起，就担任该医院财务委员会主席长达二十七年之久。
“雅丽氏医院”开业时， 何启就与朋友商议创办一所西式医校。一八八七年十月一日，香港各界名流云集香港大会堂，代理总督金马伦将军宣布“香港西医书院”成立。从此，香港乃至整个东亚有了第一所西医书院。何启因对创办该院的卓越贡献，被聘为该院名誉秘书，成为该院管理机构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此外， 何启自该院创立起，担任教授，讲授“法医学”与“生理学”近二十年。
在担任该院名誉秘书的岁月里，何启承担了沟通东西，嫁接中外的历史重任。正是由于他的垂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了“夷夏之大防”的狭隘之见，开始跨出国门，走向近代文明的发源地。 何启实际上开启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教育救国”的历史先河。
诚如斯言，香港西医书院的建成，毕竟为尚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独行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由其所传播的科学技术将会成为剔除中国社会蒙昧的一把利剑，开启中国人心智的一把钥匙。与其相伴的必将是中国社会思想的风雷激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新式知识份子随之走上了近现代历史的舞台，凭着全新的理念，勇敢地担负起医治中国的历史重任。从这种意义上讲，香港西医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一九一二年，香港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更名为“香港医学院”。
三，孙中山的良师益友
从医术上讲， 何启是位合格的外科医生，优秀的大学教授。从思想上说， 何启又是一位富有见地的思想家、政论家。作为大学教师的何启，传授给学生的是精湛的医学知识；作为思想家、政论家的何启，导播给学生的则是崭新的思想观念。前者治身，后者医心。在此涉及到何启与孙中山之间非比寻常的师生关系。
一八八七年九月，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孙中山几经周折转入到香港西医书院求学。 何启与孙中山的友谊从此开始。
大学一年级和大学四年级时，孙中山在何启讲授的“生理学”、“法医学”两门课程的考试中，成绩都居全班第一。由此，二位谈到一处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当然，思想旨趣相投，则是何启与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最重要原因。这还要从何启发表的著名政论文章《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谈起。
一八八七年一月，曾国藩之子，曾经担任过清朝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在英国伦敦《亚洲季刊》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该文在批驳西方散布的中国“危险”论的同时，指出中国在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已经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觉醒，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西化运动——“洋务运动”就是明证。曾纪泽坚称，目前解救中国于危亡之境的第一步应是近代化的军事建设，并乐观地认为，只要中国沿着业已确定的国策走下去，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全备稳固”的国家。该文一经发表，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法国、德国以及香港、天津、上海的报纸争相转载，成为传诵一时的名文。二月八日，香港最早的西文报纸《德臣西报》全文转载了此文。社会各界对该文的观点，赞同者有之，不置可否者有之，批评者同样有之。反驳最有力者当属何启。
同年四月， 何启以“华士”为笔名，用英文写成了《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发表在《德臣西报》上，后来 何启所撰文章经好友胡礼垣的翻译、阐发，更名为《曾论书后》发表。在该文中，何启全面驳斥了曾纪泽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的改革观点，认为徒有军工业的发展，并不能将中国带入富强文明。 何启把曾纪泽的优先顺序颠倒过来：“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军，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改革”，他指出，对中国来说，在她把房子整理好之前就把门用“门闩”关 起来是愚蠢的。
《曾论书后》一文的观点，代表了何启的思想倾向，表明了何启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何启身上所展现出的内在、外在的一切，自然会深深影响到以他为人生楷模的孙中山。此时的孙中山不仅在思想观点上接近何启，而且在行动方式上也同样相似于何启。追溯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 何启是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在早年的孙中山身上留下了何启式的烙印。孙中山对此毫不隐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在担任非常大总统领导护法运动时，曾亲口对何启的女婿傅秉常先生谈起“自己受惠于何启之教”。正是受何启思想的影响，孙中山曾在一八八九年、一八九一年、一八九四年先后三次上书清朝二品大员郑藻如、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晚清重臣李鸿章，系统阐述其带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
何启不仅在孙中山成为革命者之前是其思想导师，而且在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扮演着孙中山良师益友的角色。一八九四年七月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孙中山决意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革命组织。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成立了香港兴中会，并决定发动一次以攻占广州为目标的反清武装起义。何启虽然不是兴中会会员，但他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三月， 何启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孙中山、谢缵泰等人参加的会议，按照会议分工，何启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孙中山返回广州联络各路力量，杨衢云负责招募士兵，筹措军费，八月底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十月二十六日正式起义。
从广州起义的前后过程看， 何启充当了孙中山与杨衢云联合力量的“幕后军师”，正是有了他的参与，才有了海外、香港两支反清力量的合作。可惜的是，广州起义终因部署有误而流产。
一八九五年，参与、策划广州起义是何启政治热情的大爆发，他本想以自己的地位，影响、左右此次起义的进程，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起义的流产，尤其是陆皓东等革命志士的流血牺牲，更坚定了他走自上而下改良道路的决心。继《曾论书后》， 何启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阐发对中国现行政治的改良主张，并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思想家、维新启蒙大师的地位。
四，声名卓著的香港华人领袖
何启自一八八二年学成回国不久，就踏入政界，成为港英政府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华人官员。屈指算来， 何启前后服务于港英政府长达二十年之久，先后出任“太平绅士”、公共卫生委员会委员、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等职。任职期间，何启为香港社会的公益事业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深受香港华人、驻港英人欢迎的“华人领袖”，被英国人称为“中国绅士”。
何启对香港公益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保护宋王台；二为创办香港大学；三为建设启德机场。
宋王台是香港人民为纪念南宋末代皇帝赵罡而建。十九世纪末，九龙的不法商人为筑路建房在圣山放炮采石，当地居民便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宋王台”。时为立法局议员的何启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何启的奔走呼吁，一八九九年港府采纳何启的建议，颁布《保护宋王台条例》。“宋王台”这一见证香港历史的文物才得以保存下来。
何启创办香港大学的设想是在卢亚就任港督期间实现的。一九零七年，卢亚就任香港总督，何启主张，未来的香港大学应该从合并已有的香港西医书院和香港工学院开始，增设香港文学院，实行三院制。卢亚对 何启的建议大为赞赏，视何启为“同道”。一九零九年，一个由何启任助捐董事会主席的“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香港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踊跃捐款。一九一零年三月十六日，香港大学宣布成立，从而结束了香港地区无综合大学的历史，揭开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新篇章。作为倡议者、筹画者的 何启居功至伟。
创建“启德机场”更是何启造福于香港社会的一大盛事。十九世纪末期，港英政府经过论证，出台了填海造地政策，鼓励商人投资。该政策一出台， 何启立刻行动起来，经过与好友区德的协商，决定参加竞标。区德本来就是一个大房地产商，与何启是亲家。 何启与区德共同出资组建了“启德投资公司”。
启德公司经过投标，买得了九龙湾海床，自行填海为地。在工程浩大，施工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启德公司硬是靠肩挑手挖，费尽艰辛，填出了一片新地。
不久，这片新开垦的土地被香港飞行会租借，作为飞机升降之用，后来发展成久负盛名的香港“启德机场”（启系指何启，德系指区德）。“启德机场”早期占地面积并不大，但它毕竟开创了香港历史上民办机场的的先例，铺垫了香港航空运输业的第一块基石。一九二八年，“启德机场”正式启用，开始空运服务。“启德机场”为香港经济的腾飞插上了坚实的翅膀。
五，英年早逝
鉴于何启为促进香港地区经济繁荣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巨大成就，港英政府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一八九二年，英国政府授予 何启“CMG”勋章（骑士勋章）。一九一二年，英国政府再次赐予何启“爵士”衔，以表彰他对香港社会做出的长期服务贡献及创办香港大学的功绩。
天不假年。正当何启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何启在香港寓所病逝，享年五十五岁。噩耗传来，举港震惊，出席何启葬礼的人数以千计。 何启的的遗体葬于跑马地基督教坟场，墓碑的左面是 何启英籍妻子雅丽氏的墓地。继室黎玉卿去世后，葬于何启墓地的右侧。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