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王立军重庆折腾纪实(三)

【新唐人2012年6月30日讯】(五)一个不符合实际的、被实践者遗弃了的东西,为何还要把它拾起来高香拜谒呢?

据重庆交巡警平台成立当天的党报《重庆日报》披露,交巡平台并非新生事物,也非王立军的发明创作(有材料称是王的发明专利),全国之前已有八个城市进行过试点,但皆一一夭折,最长者坚持了六年,最短的只有四个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反复证明它是个不祥之物、短命之物,是个不符合实际的、被实践者遗弃了的东西,王立军为何还要把它拾起来高香拜谒呢?我不解其因,就把报纸拿给一位领导看。领导笑眯眯地说了四个字:“值得期待”。

另一位领导则抢去了报纸,说要细细拜读。后来我问起那张报纸,我有些担心,因为那上面有些观点与立军大兴平台有些不同,是当时全市唯一不看好交巡平台的媒体。尽管真理一般都在少数人手上,但在那个舆论一边倒的环境中,再正确的东西也会被淹没,甚至被“枪打出头鸟”的,为了不节外生枝,我想把报纸收回来。可他说民警抢着读,不知抢何处去了。结果为此事我的心悬了很久,直到后来《重庆日报》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交巡平台之后,我那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但是,“期待”的结果却使人大倒胃口。

交巡平台建起的当天,重庆媒体就爆出惊人消息,说某区出现了“零”发案。不久,媒体又连续报导,说全市的发案率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作为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的笔者来讲,虽然离开新闻战线多年,但对如此新奇的新闻仍然非常新奇,欲附庸风雅,写篇感想投往外地媒体。于是我就打电话询问了七八个分局,对方说没那事,发案率同期比较几乎没什么差别。我半信半疑,就亲自去翻看了本单位指挥室和派出所的报案记录,计算了同期比例,结果还真差不离。经与媒体了解,那新闻素材是由市局有关部门提供的,而非他们亲自采访所得。原来,这“惊人消息”是为了塑造平台形象而杜撰的假新闻!从那开始,交巡平台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深刻”到了无法“磨灭”的地步。

我们想来,交警交警,是维护交通秩序的民警,人民警察法上也是这么定义的。可是,交巡平台成立之后,王立军给交巡警规定了四大任务,把维护交通秩序放在了末位。也就是说,交警的主要任务不是维护交通秩序了,也就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交警的任务改变了,也就是说法律不管用了。那么,交警主要干什么呢?破案。他们一天蹲守在平台,不了解社区情况,无法与基本群众接触,不能离开岗位,如何去破案呢?如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破案,那么刑警队又干什么呢?派出所又干什么呢?于是,有聪明的、理解领导意图的分局领导马上把刑警队、派出所的骨干统统抽调去了交巡平台,并在交巡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刑侦队伍,让刑警队、派出所为交巡警服务,全分局围绕交巡警转,把一切战果记在交巡警的功劳簿上。为此王立军非常满意,马上将其经验推广,马上将“聪明人”提拔重用。

没了骨干的派出所、刑警队,乃至机关的工作如何开展?没法开展,弄得个个基层领导头痛。尔后又规定,交巡民警只能调入,不能调出,以保证平台的绝对警力数。有个分局的交巡警与全局民警所占比例近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全局工作以交巡警为主干了,公安工作几十年创下的模式被老王同志一夜之间彻底抹杀。某分局根据工作需要,将交巡警调整了几个到实在无法维持正常工作的派出所。结果使王立军勃然大怒,说分局领导不讲“政治”、不顾“大局”、不识“时务”、不听“招呼”,下令严肃追责。紧接着纪委“约谈”,通报全市,从此该分局领导威风扫地,印象全无,主要领导被无缘无故免职。

后来,全市警力、装备、人民币等,全部向交巡平台倾斜,交巡警不但享有下班后的休息权力(其他民警是五加二,白加黑,长年没有休息时间的),而且还有额外经济补助(如春节,交巡警每人发一千八百元的过节费,其他民警不见分钱),甚至与派出所民警同时加班,交巡警的加班费都比派出所的民警每月多二百八十元。都在烈日下工作,交巡警有高温补贴,其他民警则分文没有。于是,“交巡警是前娘养的,其他民警是后妈生的”说法流传全局;于是,许多民警以前看不起交巡警,认为站平台既浪费青春,又学不到什么东西,还有损容颜。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后来,交巡警成了“香饽饽”,其他单位的民警都纷纷争着去当交巡警了,说那儿既工作轻松,又待遇好,还有“前娘”疼爱,何乐而不去呢?没有“爹妈”的日子谁过得了呢?

其实,在当今的变革年代,作出某些赏识又未偿不可。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什么都可以一试。”笔者甚至还认为,那河豚都可以再去吃一次,看它是不是能毒死人;那长征都可以再走一次,看是不是真有那么多困难,因为“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嘛,说不定前人的赏识有问题。但是,不能太过,按哲学的说法,要把握一个“度”,超过“度”,“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物”(列宁)。在一些交通要道、复杂场所增加警力、增设交巡平台,从理论上讲,应该会起到一定作用的,“有多大投入,就有多大产出。”(王立军语录)但是,在派出所旁边设个平台,在机耕道上设个平台,在断头路上设个平台,在连野猫、野狗都没有的山顶上设个平台就是马屁股上钉铁掌—离蹄(题)万里,就是鞋子外面套袜子—多此一举了。

王立军先入为主,在没有经过任何论证、任何研讨、不知任何实情的情况下,就主观武断地谋划要在全市设立交巡平台五百个。要保持一个平台的正常运转,最少需要民警二十五名,协警十五名,汽车二三辆,摩托辆四五辆,每个平台每年需要经费三百五十万元左右。全市要在一夜之间增加民警一万三千多名,协勤七千五百多名,首批三百个平台年需经费十亿五千万元!人哪来?王大爷有办法—机关民警全部赶到平台。钱哪来?各单位想办法。一时间,全市思平台,为平台,跑平台,办平台,愁平台,弄得公安头头脑脑们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弄得政府官员们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好不容易把第一批三百个平台立起,王又下令还要增加二百个。在一次会议上,王立军说:“现在的交巡平台,不是说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问题。”他命令各单位先报计划。由于前三百个都使领导们伤透了脑筋,并弄得满肚子气不知向谁发泄(也不敢发泄),还要继续增加,增加在什么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如何?于是有人提出异义。于是有的单位动作迟缓;于是有人暗中操作,通过媒体反映群众意愿,说平台就是好,好得不得了,最好每个家庭门口都安一个;于是有人策划政府签字,说还要增设多少平台等等。还有铁警、森警、水警、空警,皆纷纷跟风响应,也把设立平台的报告送到了政府。但皆有雷无雨,于是王立军一声令下,直接给各单位不达任务,在平台已经饱和得快被撑死的情况下,又新增加平台二百个。人,从哪里来?王大爷有办法:一是撤去派出所,二是大量招收新警。钱从哪里来?借!于是,各公安单位成了当地财政最大的支出方,成了最大的消费群体,成了最多的欠账户。而民警收入却直线不降,有个分局二0一二年的奖金比三年前(王立军到来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而工作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之一。这几年,实事求是几乎没了踪影,一切皆以个人好恶出发,以一己之私利出发,以某些人的政治目的出发,不顾民警死活,不管群众利益,不管政府财政负担,像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一样,一窝风上项目,一窝风搞创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那是一场浩劫,是不讲科学的错误决策)。而这种不实事求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在交巡警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年收入一亿多的小县城每年要拿出三四千万用于公安,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小街,安了三个平台,警力不足,机关全力出动;晚上满街空无一人,民警就与流浪猫、流浪狗为伍。后来王又强行增加二个平台,即每百米一个,干什么用?没人明白,由谁去守?自己想办法。于是局领导白天在局里办公,晚上去平台站岗,这叫实事求是吗?这与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浮夸风、假大空有何区别?有个派出所原有十六名民警,王立军来之后,在该辖区成立了平台八个。派出所辖区没有扩大,任务没有改变,公安人员却增加了二十多倍,公安经费增加了三百多倍。有个地区原来只有一个三四十人的交警支队,每晚三个民警就可以完成社会秩序的维护任务了,现在却增设了十四个平台,三百多位民警、二百八十多位协勤和六十余位文职,每出一次警至少耗资一万元人民币。如此大跃进式增加平台之后,效果又如何呢?可以这样讲:以前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十件案,现在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件案,交巡平台每月平均破十八件案,加起来还是二十件。也就是说在削弱派出所工作的同时,体现了交巡警的功劳。但脱了裤子打屁,有必要吗?更何况那脱裤子的代价远远大于不脱裤子。

为了扩大交巡平台的影响,以及证明自己推推崇交巡平台的合理性、正确性,王立军说交巡平台有四十多项发明,于是有民警质疑:“如果一个布棚棚(平台)都叫专利的话,我看中国人民人民都是爱迪生了!”的确如此,一个不能遮风避雨,配件几个月就功能失调的塑料砣砣都是国家专利?这不是痴人说梦吧。以前认为弄个国家专利是件很困难的事,袁隆平一生才干成一件,现在才发现如此之简单,像弄博导头衔一样,挥手之间就能弄它一打。王立军搞的发明,由公安机关把它买过来使用,这有意思吗?名利双丰收,怎么没有意思呢?王立军不仅是局长、教授、博导,还是科家啦,他在分管教育文卫的首次讲话就说:“这算对了我的胃口,我本来就是搞科学研究的。”王立军是个科学家并非空穴来风,他还真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说自己有一百四十多项国家专利,很可惜不见一件服务于民。在重庆市二0一二年公布的最新科技进步奖上还真有王立军的大名,但不知此王立军是不是彼王立军。
随着交巡平台的建立,一些怪象也接踵而至了。

—有群众在超市发生冲突,互相扭打至超市门外。派出所接警不出,说此事正处于门外,况且平台距那儿最近,仅几步之遥,应由平台出、处警。平台亦不出警,说此事先起于超市内部,按照“内派(派出所)外平(交巡平台)”之原则,应由派出所处置。由于双方扯皮(已成常识态),丧失最佳处置时机,导致事态扩大。类似扯皮之事至平台成立以来就不断发生,矛盾日益尖锐。

—每个交巡平台旁都放了几辆警用摩托车。由于摩托车几乎没什么用,一名支队领导担心摩托车被日晒雨淋坏了,就将其骑至支队部的地下车库保护了起来,结果捅了马蜂窝,支队领导被追责撤职送进“五.七”干校两年多不见身影。支队领导下课时说:“摩托车停平台纯属摆设。”王立军的亲信说:“就是要做摆设,就是专门摆给老百姓看的。”

—上级在督导中发现平台摩托车几乎没用过,于是发文规定:每辆摩托每天必须行驶二十公里以上。无奈,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安排协勤一天骑着摩托到处耍,或专门发动空转二十公里。

—平台民警实在受不了那彻骨的寒冷,就去附近清洁工的避风室避避风,结果被上级发现,分管副局长被诫免谈话,三年内取消其晋职晋级资格;民警扣去一个季度的绩效奖。几个月之后,各平台旁却纷纷修葺了避寒、躲雨之屋,而那副局长的脸上从此没了笑容。

—平台民警实在受不了夏天四五十度的高温,就在平台四周栽了树,种了花,欲降低其温度。一天,上面来人把大树锯了,栽上小树,并且只准小树长一点四米高。说高了会挡住摄像头和群众视线。花卉搬走又搬回,搬来了相同的品种,说统一美观。

—为充实平台,全市近三年新招民警上万名。而这些民警都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站马路需要高学历吗?他们的专长如何发挥?于是使大多数新警有了上当的感觉,大多数新警对前途感到担忧,全市近百名新警因此不辞而别。还有许多现实的、潜在的问题无法解决。可以说,交巡平台是个“怪胎”,是王立军亲手埋下的 “定时炸弹”。

–二0一一年四五月间,全市交巡警一片哗然,纷纷在公安网上大倒苦水,矛盾一边倒:直指王立军。每天上万人点击阅览,引起包括北京、上海、西藏在内的全国数万同行的同情与声援。重庆真正的不稳定因素在哪里?在公安内部。从网上帖子中透露出的学富康想自杀、强烈要求辞职、欲揭竿而起、想罢工、埋怨、愤懑等思想状况看,“重庆市公安局已成为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这一切的引起皆缘于一个人—王立军!幸好当时郭维国副局长头脑清醒,在他的正确引导下才使局势幸免恶化。

“一个深夜班。我计算了一下,从元旦到现在的(二月十日)五十天时间,我们接处了三十二个警,其中还有近十个是重复报警,相当于市区平台一天的工作量吧。 一晚上,过了两台车,不超过十个人,还有四只狗,三只猫。 四点钟左右,屠户开始杀猪,不晓得今天杀了几头。”—这是一位交巡民警对交巡平台现状的真实写照。重庆财政真是富裕,只不过投入与支出倒挂得太厉害了些。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那是一种极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唐代诗人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古人的告诫如雷贯耳,使人不得不对老王的“大手笔”感到忧虑。

(六)在王立军的瞎折腾之下,使警营鸡犬不宁,使民警闻风丧胆,人人自危。

王立军是个非常喜欢瞎折腾,非常善于演闹剧的非常出色的演员,他先是作假,接著作秀,马上又开始作人。

1、变味的正规化建设。
正规化建设,是由公部提出的,是促使警队良性循环的重大举措,从公安队伍的性质、任务来看,很有必要。但是,它到重庆警方就变了味、走了样,就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花架子。所谓的正规化建设就是做样子、走过场、演戏,譬如正规化建设规定:烟灰缸里的烟头不能超过三枚;办公桌上不能放文件、纸笔等办公用品。请问:烟灰缸、办公桌置起是干什么的?正规化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一天,市局某单位突然有人敲门。顿时,正在办公的民警有的吓得脸青面黑,有的吓得手脚无措,有的吓得惊恐万状。何故?因为他们都以为正规化检查组去了。正规化检查有这么可怕吗?正规化建设值得可怕吗?如果正规化就是这样的结果,那谁喜欢正规化?谁拥护正规化?谁认同正规化?

二0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高温达三十六度,创六十一年之最,市局居然通知全体民警着长袖衬衣,打领带上班。次日又通知民警作短袖。第三日又通知白天着短袖,夜晚着长袖。第四日温度降至三至五度,全市民警起床不知穿什么衣服好了,翘首盼望最新指示的到来。一问:《公安机关内务条例》还有用吗?条例明文规定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换装季节可以混穿,民警是听条例的,还是听瞎指挥的?二问:上级指示就如此随便、如此廉价吗?三问:民警什么季节穿什么服装,作为基层领导和民警无人不知,没人不晓,有必要闭门造车、胡乱指挥、再三指示吗?四问这是在着装上岗,还是在搞服装秀?

关于公安机关内务秩序建设问题,公安部早就颁布了《内务条例》,并在全国公安机关执行多年,它是警队正规化建设的依据。可是,我们却撇开《内务条例》另搞一套,并且其中许多内容与《内务条例》背道而驰。法律法规与乡规民约谁大?如果大家都各行其是,或倒行逆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不按国家和上级的政策、法律法规办事,那结果就是法将不法,国将不国!

乱套的正规化建设必将导致乱套的行为。

有机关规定,民警早晨上班必须着警服才能进机关大院,弄得女民警在大街边围着圈子换衣服,成为群众笑谈;将“机关内部规范化建设”扩大化,要求派出所门前不能有尘埃脚印;民警鞋子上不能沾泥巴。问:这还叫派出所吗?难道要让群众穿着鞋套到派出所办事不成?民警天天要走村串户,脚上能不沾泥吗?机关每天检查派出所十多次,已经凌晨了,有个单位还把民警全部通知到派出所捡树叶、扫楼梯。有人说,如果用这种精神去干企业,肯定超过比尔.盖茨。

某分局为了正规划建设达标,每个派出所投资五十余万。派出所专门请来了形象设计公司、花木公司、装饰公司、清洁公司。把派出所里里外外重新改装了一遍,左边的搬至右边,分开的搬至一堆,楼上的搬至楼下。把办公用的桌、柜、椅全部集中至办公室中间,全部清洗一遍,用小刷儿除去缝隙灰尘,洒上香水,关紧门窗,防止尘埃进入,不准民警进去办公,防止踏脏地板,等待上级正规化建设检查。但是,百密一疏,还是“叶儿惹了祸”。那缺少阳光、氧气的花卉掉了三片叶子在花钵之中,结果所长被当场宣布下课。

王立军在市局一个文件上说:“公安部在全国用了一千八百个亿搞什么’三基建设’,居然没把刑侦建设列入其中。三年前,有五万多个大要案没破,连非洲国家都不如的刑侦技术能破吗?”前一句话是对当年周永康领导的公安部工作的否定。后一句话是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工作的否定。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把刑侦队伍建设得连非洲国家都不如了呢?如此多的大要案没破,民警干什么去了,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干什么去了?一句话说到底:公安部不行,重庆市政法委无能。类似言语,王立军在不同场合多次流露。于是就有人在想:别人不行,你可行吧。那么,王立军行不行呢?人们拭目以待。待来的结果却令人大所失望。前任公安局领导起码还干了几件诸如修办公大楼、分县局领导高配、提高民警待遇之类的令人满意的政绩,而王立军呢?即使有被称道之作也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这几年,瞎折腾在重庆市公安局表现尤其充分,并且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害人不浅。譬如在摄氏五十多度的夏天,把全市所谓的什么人才,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有的在几百公里的郊外)召集到市局大院去照相。为了不迟到,有的头天就去候着,有的星夜赶路前往。照相时要不断更换服装,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在毫无遮拦的男女之间。由于星夜劳顿,由于没有吃喝,由于烈日暴晒,由于高度紧张,由于心虚胆怯,导致多名“栋梁”当场晕倒。这场面跟拍大戏的群众演员一样,只需几分钟,摆个POSE了事,结果把“群众演员”曝晒了一整天。一张照片,哪里都可以照,为何必须弄去市局大院照呢?这不是瞎折腾、大糊弄是什么?

民警夜间工作,规定内要穿衬衣、打领带;外要穿常服、防弹衣、反光背心、八大件。这是工作吗?莫说工作,弄得民警因负重走路都困难-类似瞎指挥这几年比比皆是。

王立军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公安建设四十九项远景规划,其中要组建取名为“舰编作战混合平台”的舰队,预计投资一亿二千万;建设相当于十个大学城那么宏伟的警察公寓,预计投资八十个亿!建舰队干什么?作战,与谁作战?不会拉去解放台湾吧?建警察公寓,让全市五万多警察住一个公寓,可行吗?他们都住警察公寓,上下班咋办?如何去几百公里之外处警?警察可以修公寓,其他党政、司法部门修不修?人民群众修不修?重庆修了,外省市如何看?这不是瞎胡闹吗?其实这是王立军的愚民政策之一,因为几乎每月都有对他不瞒的告状信从不同渠道传到他的耳朵里和案头上,他欲借此宽慰、愚弄、欺骗警心。

2、王立军以 “体制改革”为名,狠狠地瞎折腾了一番。

王立军一到重庆市公安局,就认为重庆市公安局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到了底。就下决心要来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他说重庆市公安局的机构设置完全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非改不可。于是,他立即炮制了《体制改革方案》。他要把多余的、臃肿的机构裁掉,建立精干的、高效的公安机关。方案一公布,广大公安民警由衷欣喜;舆论一炒作,全国人民拍手称快。皆认为王立军是屈原,是商鞅,是小平,是真正的改革者。那么,他是如何进行机构改革的呢?请看:他把原来的小部门合并成大部门,把科级升为处级,把东楼住的调往西楼,内部住的调住外部。改下来之后,部门与原来相比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有一分局机关原有八个部门,体改后发展至十六个,增加百分之五十(五个临时机构不算)。副处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处局级厅级领导增加了五分之一。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机构改革吗?这是在“精兵减政“,还是在扩充编制?温总理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答记者问时说:“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止,更不能后退。“王立军所谓的改革是什么呢?是前进?停止?还是后退呢?
机关机构“改革“之后就开始作弄人了。

最先遭殃的是机关民警。王立军以机关向基层倾斜为幌子,炮制了一个“千名机关民警下基层“的重大新闻,一夜之间,把机关民警赶出了机关大院。当时就逼得有的大哭,有的出走,有的跳楼,有的提前调离,一个机关大院被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中。机关女民警花右脚残疾,行走不便,那几天又生病住院。机改中,大家都以为领导会开恩,结果还是……单位领导派人去医院将其抬回,宣布其被发配到了边远派出所。当晚,同事们给她送行,全部围着火锅大哭了一场,谁也没动筷子,谁也没说一句话,但每个人的胸中皆升腾着怒火。从此,他们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颜。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关心、关爱、帮助残疾人,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基本道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这个基本道理,全世界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然而,它却在我们这儿黯然失色了。从此,那位残疾女民警对人民警察有了“新“的理解;她是共产党员,对党组织“更有向心力“了,对党的干部“更加信任“了。当然,工作积极性、工作热情也“更高“了。

机关民警赶走了,机关没人了,机关工作如何开展呢?王立军大脑一拍:向全市,乃至全国遴选。结果,从边远郊县调入的由于不懂常识、没有经验、没有过度期、家人分离等原因,造成机关多个部门工作严重断层、脱节、被动,甚至瘫痪,使上下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至今元气不复。

把民警折腾了一番之后,他又开始折腾干部了。王立军从铁岭到重庆是一出闹剧,他还把闹剧舞台搬至重庆,继续上演。对任何干部的任免,国家组织部门都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既定的程序。可是,这些程序在重庆却形同虚设,首先,王立军从一个地区市级官员,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直辖市的副部级高官就令人不可思议。当时报上登出他全票当选副市长就引起许多人质疑:一个政治流氓怎么可能全票通过?怎么可能成为共产党的高官呢?为此而引起群众广泛猜疑,百思不解。

王立军去一个公安分局检查工作。车停稳后,当地公安分局长很敬重他,马上屁颠颠地跑去左手挡车槛,右手给他开车门。王立军下车后,一脸不高兴,当着全局科所队以上几十位前往迎接他的领导的面怒声质问:“你是谁?刚才是你开的车门吗?谁叫你开的?这种小民警干的事是一位分局长干的吗?乱弹琴。”

王立军离开后,被骂得灰头土脸的分局长不知自己错在何处,就发了几句牢骚,结果被心术不正之人听到了,一封书信把分局长告到了王大爷府上。王如伤考妣,指示纪委火速调查。调查中,告状者担心“秋后算账“,对所告事实矢口否定之,说分局长没说那些话,是自己编造的。其他民警亦无一人证明分局长有犯君之言。

情况反馈到王立军那里,王很生气,问分局长怎么样,有无能力。回答说他工作非常敬业,很有能力,人品、官德、业绩皆得到了全局上下认可。

“那就是你们的无能了。”王立军把调查人员胡乱痛斥一顿后说:“给我拿下,什么狗屁东西!”不久,一位堂堂正正的厅级领导就以莫须有的理由被革官为民。

这还有章法吗?当然没有。某天,王立军心血来潮,一夜之间把全局四百多名处局级领导的职务撤了,说重新竞争上岗。领导们没犯任何错误,正值年富力强,没有党委研究,没有组织部门的认可文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给撤了。试问:党的干部政策何在?党的组织路线何在?党何在?其实,大多数领导们早就没心思干了,撤了等于解脱。可是,接下来又命令他们必须报名竞争,不报名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就要由纪委严肃追责。竞争就竞争,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也无妨,凭硬本事吃饭,吃得舒坦。然而他们想错了,王大爷是想通过此办法达到他想要达到之目的。一是玩弄权术,把干部调戏一番,把干部当成自己手中之玩物,任意着弄,任意戏耍。二是把他看着不顺眼,又没“黑打”把柄的一些干部通过“合法”的方式排挤出去,竞争时哪怕你考第一名也白搭(类似多人),而不及格者照样可以上,把所谓的机制改革变成了一场由他随心所欲、独自表演的儿戏。

把局处长作弄了之后,王立军又开始作弄科所队长了。不管你熟不熟悉情况,不管你上下班方不方便,不管你身体是否有毛病,不管你愿不愿意。先是全部撤了重新竞争上岗,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又来个“大换岗”,就是互相调换位置。有的派出所一年换所长三四次,凡内行皆知道,工作根本无法开展,结果造成工作严重脱节,内部民警不满意,外部党政领导不满意,群众不满意。据初略统计,二0一0年至二0一一年两年间,市局政治部就下发关于干部任免的文件一百二十一份,有一千一百三十一位(人次)处局级干部被任免,平均每月有四十七点五名(人次)被任免。根据王立军指令,还有基层六千三百七十二名(人次)科所队长被任免,占全局科所长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谁都知道,公安工作有一定连续性。王立军的招数等于炸毁了过河的桥,扯断了拴船的缆。就是一锤子买卖,难怪一位老领导饱含深意地用毛泽东同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去形容老王。王大爷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急功近利、竭泽而鱼、杀鸡取卵,说明了什么呢?难道用“性格急躁”四个字可以解释的吗?显然不能。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那么,通过竞争上岗之后,这些新上岗的“干部”又怎么样了呢?按照《体制改革方案》,试用期为一年。一年到来之前,市局调集了庞大的工作组,按照《体制改革方案》标准对其进行考评,结果,百分之七十五不合格。王很不高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合格呢?这不意味着体改不成功吗?”于是他重新定调:“不合格只允许百分之一存在。”荒唐不?合不合格可以随便弄个比例去衡量,而把慎重研究决定(自以为)的方案置于脑后。其实,竞争上岗之后,各单位就发现其大多不称职,已经采取了一些挽救措施,有的单位已经将大半撤换了下去,否则局面会更糟糕。

公派出国,本来是国家培养人才的战略之一,结果也被王立军披上体改之外衣而扭曲了。一是出国人员要统一考试,可是,其中一部分未经考试也被派走;二是国家规定培训经费由国库支付,王们则通过威胁利诱,一方面以赞助为名,大量收刮企业资金,另一方则下令各分县局贡献(某不足千人的分局就强刮二百万);三是上千万的培训费由王之亲信掌握,他既不是财务人员,又不是此项工作的负责人,结果造成此笔经费去向不明。而出国之民警大多滞留国内而无法成行。

通过机改,变化可大了,请看几例:

—会干事、能干事的被边缘化、沙漠化,坐到一边乘晾、喝茶去;不会干事的被供上香台,强迫你去干,于是干出一系列啼笑皆非之事。

例一,一个星期天,机关民警向基层打电话:“通知你今天把数据立即报上来。”
基层民警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机关民警说:“什么星期天,我们都没有星期天,你们凭什么耍星期天?”

例二,市局文件之一:督检警车一个月,每天九时前报头天的督检总结报告。一问:每天九时前是什么时间?二问:什么时间书写报告?三问:有那么多内容写吗?

市局文件之二(元月):指示各单位报告全年各批次参加沙龙民警名单。民警岗位天天在变化,谁知几个月之后变到何处去了。

市局文件之三:四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发文,要求基层四月四日上午九时前速报破案攻坚总结。

例三,机关民警打电话通知基层立即派三十人去机关沙龙。基层领导说:“这里今天有群众围攻政府,我们的民警都去了现场。”

机关民警说:“谁叫群众今天去围攻政府的?管他啦,马上把人派来!”机关民警压了电话。

—警察也是人,可王立军从来不把警察当人看,万般折磨之下,许多警察变了形,而其中神经质严重就是一例。患神经质后,工作专注力下降、记忆力减退、食欲不振、失眠多梦,类似民警每个单位不下十余人。

与此同时,王立军系列折腾方案又出台了:对派出所进行“改革”。“三基建设”中,公安部提出了”做大做强派出所”的决定。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基石,“万丈高楼从地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做大做强派出所”,是公安部的一贯思想,是搞好公安建设的基本道理,也是起码规律。可是,改革家王立军下强制命令,每个分县局必须撤掉多少派出所,有意与公安部唱反调,有意违背客观规律。派出所这种形式,是几代公安人经过反复实践后总结出来的,适应公安工作性质,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最基本、最快捷的运行机制。七十多年历史证明,它是可行的、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的民警之家,群众之家!可是,王立军心血来潮,说它不行就不行了,必须马上撤掉。于是,一夜之间,矗立于人民群众心中的派出所顷刻之间不见了,原先走半小时能办的事,现在要走四五个小时,甚至更长了。原先民警处警,三五分钟就可以赶到,现在则要几个小时。不是因为路途太远,就是与平台互相扯皮。这就是王所说的”点点滴滴,群众利益”的最好诠释。

在王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弄了个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有派出所升格为正处级单位的内容。方案下发后众人愕然:分县局的副局长才为副处级,以后是派出所长领导局领导,还是局领导领导派出所长呢?还有什么刑警、经侦、禁毒……全部由科级升为处级,场面弄得非常热闹,非常壮观,非常令人振奋!

在王立军的“关怀”下,派出所出现了前所来有的”新气象”。所领导走马灯似地变化,失去了与当地政府和民警的沟通,有经验的骨干几乎全部调去平台,纷纷提前退休。新民警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们既无公安工作基本业务知识,又不会开车,不会说话(大多为外地人),从而使派出所工作出现严重断层,有许多派出所面临倒台、崩溃的境地。一些老民警痛心地说:这哪是在改革啊,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人民意愿的、纯粹的瞎胡闹!

3、一个文盲的文化之梦。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作为一个担负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安队伍来讲,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所以,在公安队伍中开展文化活动,对陶冶民警情操、健康民警思想不无裨益。但是,王立军所搞的”警营文化”就有点大倒胃口了,那根本不是在搞什么文化建设,而是一个文盲的文化梦。

—调集全市民警每天乘车数百公里到市局机关去沙龙。夏天不准擦汗,冬天不准搓手,去那儿喝咖啡、吹聊斋。这有情趣吗?有文化含量吗?民警忙了一天,已经累得腰酸腿痛脚发麻了,哪里还有闲功夫?为此无一不怨声载道,因为已经下班了,他们有的还要去照顾生病住院的亲人,有的还要上夜班,有的还要去问材料,机关民警还要去值班。但是,沙龙唯此为大,为了沙龙,一切必须让路。

—全市各单位的沙龙应运而生,有民警一月参加了六七次沙龙,上级规定开会必须去沙龙,看影碟必须去沙龙,交朋友必须去沙龙。因为民警经常被上面指令要去沙龙,完全打乱了单位正常工作秩序,怨气经常写满民警们的脸宠。

—八月上旬的一天,室外温度七十多度,室内四十多度。晓伟白天站平台八小时,晚上七点半至九点半又去沙龙,晚十时还有夜班。沙龙处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只有重重的叹息、冷漠的目光、疑虑的表情、如雨的汗水和满腔的愤慨!“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一民警在博客上发出咆哮,“还要人活不活!”

—市局各部门都下达了沙龙任务,必须去多少人,穿什么衣服,沙龙多少时间,什么内容,完成论文多少篇等等等等。为完成任务,各单位伤透脑筋,有时连协勤都派不出了,有时连网上的论文都抄完了,有时一篇论文改好几次题目应付了事。总之,民警们没有从沙龙中获得知识和快乐,获得的反而是抱怨、是讥讽、是愤懑。

王立军博士如此喜欢文化建设,他自己究竟有多少文化呢?让我们来欣赏欣赏王博士的几段语录吧,在这种文化底蕴下一定会使重庆警方的警营文化“枝繁叶茂”的。

文强枪毙之日,全市民警收到了由王钦定的一条短信:“文强千古,教训深刻。”令人惊愕:何以“千古”?“黑老大”还“千古”吗?崩溃!

平台由王钦定了两条用繁体书写的标语:“提高群众的见警率,增强与罪犯碰撞率;接触群众最直接,打击罪犯最彻底。”首先,繁体字不符合中央早已作出的全国必须统一使用简化字的规定;其次,标语既不押韵顺口,又不对称匹配,略显浅俗、低级和没文化含量;其三,警察不是用来看的,没有任何”提高群众的见警率”之必要,一个地区到处见到警察说明什么?只能说明那个地区社会治安不好,不平安。既然好了,平安了,还需要遍街立平台,见门设岗哨,昼夜守卡点吗?其四,把警察放于室外,与“打击罪犯”是否“彻底”有何关系?如果打击罪犯如此简单,罪犯就不是罪犯了,警察也不需要了,在野外安几个布棚子、拉几根警戒线就解决问题了。

“我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形容政治部的现状,’队伍沙漠化不成体统,金露其外败絮其中。’”–这条千古奇联经王钦定后,居然堂而皇之地挂在了市局政治部的网页上。如此对仗工整、文采横溢的旷世雅作,尽显老王之大家风范。王博士原来如此水平,看来我国教育还真出了问题。

“在古埃及有位名叫弗洛西斯的哲学家说中国没有哲学。他简直是中国的民族败类!”–这是老王在局处长会上的讲话。至于埃及是否有无”弗洛西斯”这个人,我们孤陋寡闻,不太清楚。但是,什么叫民族败类恐怕懂吧,一个不同宗、不同族的外国人怎么就成中国的民族败类了呢?

”跳出宇宙看地球,地球就是个乒乓球。”宇宙是什么?宇宙是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体的无限空间,宇宙之外在哪儿?宇宙是一切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总体,没有“之外”了。宇宙之外都没有了,何以能看到宇宙之外去呢?这纯粹是盲人读书-一派瞎说!

“我们要跳出胜在起点,败在终点的怪圈。”“起点”胜,是“终点”胜的基础。“终点”败的主要原因是“起点”出了问题,即上面的决策出了问题。抛开“起点”去论“终点”,把“终点”出的问题全部怪罪于“终点”才是真正的怪圈!

王立军瞎胡闹的事迹的确俯拾即是。

如园博园:一个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被王立军弄得警备森严,如临大敌,居然从全市调集数千军警、保安去那儿镇守,不但没给群众安全感,反而增加了游客压力。

如集约职守:有事无事,每个周六和周日不让民警休息,统统弄到值班室去坐起,听毫无任何意义的呼点、小结,无一领导、民警不反感。还煞有介事地将其说成王立军的新发明。新是新,那海洛因的每次发芽不也是新的吗?

如保安公司:现在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允许自由竞争。而王立军则倒行逆施,要把全市的保安公司干掉,统一由他指挥,服装由王立军确定(温总理签署的《保安条例》规定:保安服装由国家行业协会指定),保安由公安指派,经费由公安收取。这种行业垄断是旧社会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的专横霸道行为,结果使用人单位大为不满。同时,为争地盘,矛盾自今难解。

如选派校警:从领导岗位上病退下去的老余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哮喘和痛风,经常使他生不如死。一天,上级通知他去当校警,说是政治任务,非去不可。作为一名老党员、老领导,他能说不去吗?但是,作为一名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病人,能保护学生安全吗?

如机关破案:王指示机关政治部、后勤伙食团等各部门都必须参加打击破案。于是有关部门马上下文,安排任务;于是,写文件的、算账的、烧锅炉的、管仓库的,皆倾巢出动,一个全局破案高潮在重庆市公安机关形成。但这场闹剧还是很快偃旗息鼓了,因为这些机关人员毕竟不是破案追歹徒那块料,更何况他们都去一线帮刑警破案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又由谁去干呢?难道又派刑警去、抑或晾起不成?

如运动式、台风式破案:“3.19”持枪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全市民警倾巢出动、夜以继日干了一年多。“6.18”抢案(二千余元)发生后,王立军把全市上万民警调集至六十多度的高度下,堵断交通达五小时之久。弄得群众怨声载道。王则对媒体说:“要随时对犯罪分子形成高压势头,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击犯罪”。这代价可能太高了点啊,并与他经常提到的”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产出”自相矛盾。因为那天下午公安的支出、群众的损失,以及后来十六人被追责与案件性质、损失数额完全倒挂。其实,就一经常发生的、极其普通的刑事案件,有必要兴师动众吗?如果每桩案件都按王立军的作法去搞”运动”,去刮台风,不把民警累死才怪,而事实上的确累死了不少民警。

如群发短信:王立军肆图采用一切手段禁锢、统治民警的思想,其中群发短信就是一例。他专门成立了“短信办公室”,有正式文件,有内容限定,有责任分工,还有考核排名。市局纪委、政治部、警令部、各分局每天进行短信轰炸,有天下午笔者就收到四十八条短信,平均每小时十二条,炸得民警头昏脑胀、厌恶致极、压力陡增,不少民警为此换了手机卡,设了黑名单。

如平联建设:王下令每个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修建一个”平安联动信息平台”(全称为:平安重庆应急联动防控体系数字化建设工程),说是警民共享信息的指挥部。仅此一项,政府又得付出六十多个亿(事后维护费、人工费除外,此费用每个单位每年至少得开销一千万)!在这之前,有单位斥资七千余万修建了类似平台,五年间依靠平台仅破获了一桩价值三百余元的还无法立案的盗窃案。谁都知道那是形象工程,但又不能不做形象。这都是纳税人的血泪钱啊,你王立军凭什么任意挥霍呢?

还有什么女子交警队,战马巡逻队、国宾摩托队、直升机大队、反恐突击队……这是在搞什么?是要打仗吗?是在烧钱,是在胡搞!

4、极不严肃的警察招录怪象。

招录警察公务员,应该是一件十分严肃、严谨的工作,而王立军却把它搞水了。

按照国际惯例,警察所占比例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于是,王立军要与”国际接轨”,说重庆警察与全市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必须加快追赶世界的步伐。于是他立即打破市里原来根据重庆具体情况确定的公务员年招比例(公安每不超过四百名),不管政府有无财力,有无编制,不管需不需要,三年间招新警公务员二万余名(不包括上万协勤和文职),一年就用完了公安近三十年的指标,目前还有七千余人没有编制,靠借钱度日。有这么干的吗?谁赋予他这权力?这真不愧为“大手笔”啊。那么,后三十年怎么办?他才不管那么多啦。“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的目标是三年为期,到时屁股一拍:溜了!后来者为他揩屁股去吧。

由于重庆警方突击招警、加倍招警,一时间导致重庆生源紧张。还是老王有办法。首先是他亲自出马,他提着公务员招考试卷,亲自去刑警学院招警,凡参加考试者一律录取。还动员家乡人民踊跃报名,凡愿意入警的皆可如愿以偿。其次是组织民警去全国院校动员,游说学生报名,广泛宣传重庆警察如何重视人才,如何从优待警。第三是放宽条件,即补录、降低分数、放宽年龄、不限身高(警察,尤其是交巡警察,一直对身高要求比较严格,因为他天天站在大街上,有个形象问题,王要求不限身高后,使警察外在形象明显减弱)、降低分数线。第四就是文职人员改为警察,一个“改”字,使《公务员法》没了意义,使“后门”开始洞开。

招进大批诸如蔬菜研究生、古汉语硕士去站平台,是重用人才,还是浪费人才?王亲自出马去刑警学院招了一批刑事专业研究生,说重庆刑侦缺人才,结果全弄去守平台,知道上了当的学生们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调走,没关系的则不辞而别。

文章来源:网络转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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