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7日讯】共党财政部在六月十四日宣布，将在六月份向香港发行二百三十亿元的人民币的国债，同时还做出了个推销计划，打算向香港的机构推销一百五十五亿，期限是三年到十五年不等；向香港的市民们推销五十五亿，期限是两年，剩下的二十亿是向国外的中国银行分派，打算让海外的华人们也买国债，但是没说期限是多少。
看上去共党打了个不错的小算盘，香港回归了，那么香港的机构和市民们就应该和共党政权是存亡与共，用世界流通的港币去购买既不能流通，又大幅贬值的人民币国债。华人遍布世界融入不了当地主流社会的华人也不少，共党花点钱、给点利益，再说上几句不三不四的好话，于是亲共团体就成立了。
海外的华人是五、六千万，推销国债的任务是二十个亿；香港的人口是七百万，推销的任务是二百一十亿，这就简直不成个比例。香港人均是三千块钱的国债，而海外的华人人均是四十块钱的国债，这只能说明共党的黑势力已经渗透了香港，但是仍然无法渗透在各国的华人社会。
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向自己的国民们发行国债，为的是集中民间一时用不着的多余的钱，用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项目上，银行这种机构的出现，其目的就在于此。在民主法制的国家，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银行是私营的金融机构，政府的运作完全是依靠着税收。
每当政府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设时，政府就发行国债，发行了国债，就等于政府背上了债务。国家、省、市共三级政府都是民选的政府，所以每级的政府都对人民负责，政府不愿意负债，但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该政府做的事，政府又必须去做，所以发行的债务通常都是一年、两年的短期债券。
也就是说在这届政府的三年或四年的任期之内力争还清债务和所许愿的利息，尽量不给下届政府留下批评和指责本届政府的口实。卸任以后无论再去做什么，也就心安理得了。
说起中国的官场也是历来的如此，无论过去是做知县的，做知州或者是做知府的人，在任满离职之前都必须和接任的新官进行交接，其中的项目之一就是债务，新官来接任，但是不接任何的债务，离任的官员必须千方百计甚至还要拿出自己的俸银去赔补空缺，直到财政平衡他才可以卸任，新官才接任。
至于民间商务上的借贷早就开始了，在宋朝的时候民间就流行着一句话是，银子这种东西是喜动不喜静的，一个人把多余的银子存了起来，那就一定会有人因为急需用钱而发愁。直到了清朝，民间才出现了钱庄，也就是现在的银行，但都是私营的，清朝政府没有开设过银行。唯有共党，进了城就开银行，所谓的四大银行全是国有银行，其实就是党有银行，垄断了所有的资金，党库国库不分，国库就是党库。
中国人从来是节俭的，无论收入多少，总是会尽量的存下一点钱，为的是预防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另外中国大陆的人民从来也没有享受到过国家的福利和社会的保障，把钱存入银行，又从来是低利息的，银行又在共党的控制之中，实际上就是人民把省吃简用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全部的交到了共党的手里，任由共党随意的支配和动用，所以共党就不应该发行国债。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党对农工商三大业实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抢劫以后，共党从一无所有的穷党一下子就变成了全大陆唯一的大地主、大工商业主，全民一片赤贫，整体的沦落为共党农奴和工奴。
共党还担心有人把钱藏在家里，没有存进共党的银行，于是发行国债，但是那个时候，把国债叫做公债，都是五年十年、甚至十几年的长期公债。一场反右，一场大饥荒，接下来的是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多少当初买的起公债的是家破人亡。
文革中的大抄家运动，普遍的被认为是共党在抢劫了农工商以后，又掀起了另一次对民间私人财产的扫荡式的抢劫。共党卖出去的公债券，又被共党抢了回去，公债到期以后，真正能够收回本息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多。
同时公债也并没有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否则共党就不会在文革后提出改革的口号，这就是说五十年代共党卖出去的那笔公债是不了了之了，接下来就到了八零年初，共党又发行了国库券，国库券的推行，带有政治动员的性质，但是基本上还是本着自由购买的意向。
因为共党知道，一场文革，国家穷了，人民是更穷。连续几年的推销国债，直到了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自从发行了国库券，人民总共购买了六千亿国库券，钱到哪儿去了呢？共党官员们和高干子弟们成为了邓小平的“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隐隐约约的还能记得，应该是一九八九年的军费开支是二百四十三亿，二十五倍于二百四十三亿的国库券被贪污了。到了九十年代推行国库券就带有强制性了，按比例从工资中强行的扣除，对于这一做法，体制内的学者也认为这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不如此就无法偿还到期的国库券的本息。其实这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证明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始终是在负债的情况下运作着。
印刷新钞票造成人民币贬值，物价攀升不是从本世纪开始的，而是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共党们贪腐的胃口是越来越多，每年新印刷出来的巨量新钞票，根本就抵消不了每年几千亿的财政赤字，于是北京模式的怪胎就形成了。钞票越印越多，国债也越积越高，卷款外逃就成为了共党这二、三十年的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了。
外逃是容易的，卷款出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人民币不是世界流通的货币，几十几百亿的卷出境外不过就是废纸一堆而已。从中央级、国务院级到各地方大员们设在瑞士银行的五千个账户上看，都是多少亿的美元，就连卷款逃到了非洲、南美洲小国躲藏的脏官们，也都把钱换成了美元、加元、欧元、英镑、澳元或日元。
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就是一项极费波折的过程，香港就成了重要的一步，脏钱直接进入了香港，换成了港币，再换成外币，然后再寄往某国的某银行某账户，或者就是经由澳门的赌场，再进入香港，寻找关系再去寄往国外。
共党在香港推行人民币业务，嘴上说的是要把人民币推向国际成为国际流通的货币，其实共党知道这是根本就可能的事，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以香港作为赃款外逃的中转站。
一年多以前共党已经向香港的市民们发行了六十亿的国库券，香港市民们用国际流通、又货真价实的六十亿港币买走了共党印刷出来的国库券。共党是一分钱没有花，但是六十亿的港币却被脏官们卷走外逃了。
古人说：得意不可再往。共党不懂，一次的欺骗成功了，就想着第二次第三次。果不其然，这次的胃口就更大，从六十亿变成二百一十个亿。根据美元与港币的兑换率，这就是三十亿美元。不知道进入了哪个国家的哪个银行里去了。
那么二十亿发往海外华人的国债用共党的话说是作为一个试点，试探一下海外华人社区中亲共团体是否上钩，是否向香港市民一样容易上当受骗，如果是的话那么就空手套白狼，白白的得到两三个亿的美元、欧元，如果套不来那就再想办法。
在二零零九年，共党鼓动了一批国企到西方的股市上去圈钱，就在当年有在美国上市的国企就被起诉欺诈；二零一零年这个被欺诈的数字就上升到了十家，这还仅仅是在美国上升的国企；到了二零一一年这个数字就又上升到了三十九家，这还仅仅是在美国上市的国企。在加拿大，在欧洲，在日本上市的国企又有多少被控造假、谎报、欺诈。
我永远忘不掉二零零九年初的一份报告的内容，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十六天以后，海内外的中国人捐助的人道善款的总数是四百四十亿人民币，而七个月之后的调查发现，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被共党层层狗官们贪污了，至今很多同胞们，只要提起这件事就对共党的这个政权，这个体制痛恨的掉眼泪。
国家和人民被共党领导的是多灾多难，同胞们是义不容辞的捐助善款是为了救灾救难。而共党们是坐地发财，大发国难财。金融风暴发生以后，共党做出了一副救世主的嘴脸，要去拯救全球的经济，欧洲发生了债务危机，共党又摆出了一副拯救欧洲的嘴脸。
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清楚的看到，中国大陆的金融风暴比全球的金融风暴早发生了一年，中国大陆的债务危机比欧洲的债务危机，早发生了十几、二十年。在世界各国，无论是发生了金融风暴还是发生了债务危机，这些国家的人民仍然在享受着国家的福利和社会的保障的项目。
而唯有中国人不但承受着金融风暴、债务危机，还要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不但享受不到任何的国家福利社会保险，还要被共党以各种名目搜刮钱财。新闻报道中说，希腊这个国家全年的GDP总值是全部国债的百分之二，国家的破产已经成为了定局；西班牙的情形比希腊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
经济学家们分享，通过融资或许还不止破产，但是两国的人民却是不间断的上街示威抗议甚至还发生暴乱，指责政府无能，打算消减人民的福利项目，这已经成为了全球每日新闻中的一条新闻了，引起许多人对此的评论。
而普遍的看法是在高福利的社会当中，就造成了一些人的懒惰，也造成了一些人的不足，既不想工作，又想享受更高的福利，创造不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当然就无法维持高福利待遇。可是享受惯了高福利的人又丝毫不愿意让自己既得的利益受到丝毫的影响，靠着借钱和举债维持高福利又能维持多久呢？
于是就有人说这是政府把人民给惯坏了，也有人说这是民主制度的弊病，在民主的政体之下，人们说什么都可以，有人或许不同意这些说法，但是人人都会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
本人作为中国人就不得不联想到中国大陆和大陆上的同胞们，共党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任何的福利和社会的保障，所以这就不存在共党政权是惯坏了人民的问题，反而是人民惯坏了共党。共党运动人民几十年，享受着特权，共党屠杀镇压人民，既不认错也不认罪。
共党几次的大抢劫，抢走了民间的私人财产，又抢走了集体财产和全民所有的财产，中国人愤怒但是容忍了，共党是又扒房圈地抄家，从私人的口袋里诈取钱财，去买国债。中国人抗暴维权，但是共党已经是好不在乎了，共党们纷纷的卷款外逃，躲到外国去做富翁，也没有见到有中国人出来阻挡一下或者是抓获他几个。
三十年间，共党给中国大陆搞出了九十万亿的国债，还有中国人跳出来喊叫强大和自豪，共党印出了八九十万亿的新钞票，还有中国人摇旗呐喊腾飞和骄傲，共党当官们在国外是一抛千金的买奢侈品，还有中国人到处宣传中国人都富了。中国人忍受着失业无业和高物价，看不起病上不去学，还有中国人喊叫中国人民幸福了。
百分之四十的中国人生活在共党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还有人说中国大陆强大盛世了，近期还有人提出要中国人提高对腐败的容忍度，中国大陆已经全面的破产和崩溃了，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在纵然共党们刮地三尺捞取最后一桶金，然后外逃。
刚刚结束的在墨西哥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上，共党许愿借给欧洲是四百多个亿的美元，就有中国人摆出来一副已经阔气的不耐烦了的口吻说，这是小钱不算什么。四百多亿美元折合两千多亿人民币，这笔钱是足够中国大陆上全体青少年们免费受教育一年的开支。
欧元区各国的青少年们都享受着免费教育的福利，中国大陆的青少年们却没有，共党拿着穷人所交的税款去帮助富人，其实是在给共党自己买面子。欧洲债务危机，难道中国大陆的债务就不危机吗？中国大陆现有的债务已经是GDP的四到五倍，印刷钞票的数量已经是年GDP的四倍到四倍半。
近来有不少五毛们说，海外民运人士是逢中必反，其实这是共党反华谬论的翻版。民运人士反的共党的祸国殃民，例如近期就有报道说，共党自二零零一年提出对农村小学校实行撤点并校至今，十多年了，造成农村小学的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学者们的调查数字表明，兼并学校以后学生上学的路程平均增加了四公里多，寄宿学校的条件极差，收费高，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学校的教学成本提高了，但是又得不到经费，于是教育的质量就大幅的降低，地方政府不愿意改善教学的设施和教师的配置，致使小学校逐渐的萎缩，走向自然的灭亡，直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农村学龄青少年的辍学率明显上升，文盲半文盲的现象是依然普遍存在。
孔圣人是中国人，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中国教育状况竟然是这种样子，任何一位有良知的普通人都会感到痛心，痛心中国大陆农村的孩子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这不是反华更不是反中，政策是共党制定的。多年来耽误了多少的人才，反共那就是应该的，更何况共党六十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愚民的政策，与中国历史上始终坚持实行的启发民智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大陆的一切都已经破产和崩溃了的今天，固然罪魁祸首是共党这个团伙，难道作为普通的中国人就不该去反思吗？不了解历史，不去证实现实，那么今后又将何去何从呢？好的就要去发扬光大，坏的就必须坚决去除，对于如此的一个简单的常识，为什么竟然有人就不懂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