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6日讯】人类崇拜太阳。
有人说，太阳送给地球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应当是土壤。
若干万年前，当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后，南行的风，卷起冰积物中的黄色粉土，纷纷扬扬地洒满了地球中纬度的表面。
这茫茫一片黄色丰厚的土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家。
面对这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的确难以想像，远古那充满魅力的声势浩大的黄帝族的传说，竟然就发生在这漫天遍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向青天，土里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着中国人的心魂。
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
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
因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们的祖先那样虔诚，那样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不能超越土 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这就是历史的命运。
……
──摘自《河殇》第二集命运的片段
（一）
翻开历史长卷，在浩瀚波澜的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物种的起源，生命的进化，政权的衰亡、朝代的更迭、人的生老病死、季节的四季轮回以及太阳的东昇西落，就像天空飘过一片云，身边刮过一阵风，轻轻而过，匆匆而去。然而，春去冬来，花开花落，生命却息息不已，死死相续。历史在前行，社会在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和必然定律。那么，作为沧海一粟的人类生命，又如何在浩如烟海卷帙长河里奋发图强，推波助澜，塑造文明，展颜未来。
人生来就是一种矛盾的动物，灵魂就是这种矛盾的载体，而人恰恰又是破坏自然生态和残害动物生命的罪魁祸首，也是人类社会主要矛盾的始作俑者。生命因自然而存在，自然因和谐而生机，文明因人而生辉，世界因人而精彩。人类历史的进程犹如一个人的一生，从幼年到老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自由，是生命的主体；也是人性焕发，本能腾跃；更是生命的灵性畅想，灵魂光芒，思想光华。人类历史是自由精神的进步过程，终结是自由的实现，起点则是一个自由精神尚未开的、物质的、奴役的社会。欧洲代表着历史的终结，而东方的中国，则代表着历史的开端。中国文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由精神，所以它永远滞留在历史的门口。
进步与自由，是西方世界现代文明发展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西方人首先发现中国历史悠久，然后又发现中国停滞在自己悠久的历史中了。4000年前中国就有了先进的文明，而4000年后，中国的文明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尤其在二十一世纪信息文明的今天，这个自诩千古文明道德仁慈的泱泱大国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的国家了，中东北非的民主革命和社会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现代版最为生动、有力的见证，卡扎菲的终结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人性闪耀文明博爱的崭新时代，民主自由更加深入人心，凝聚力量，迈步前进。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历史中的中国。
（二）
历史的东西，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理解。实际上，东西文明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的真实关系，都已清晰地刻在人类的发展史中，鉴照世界，引领未来。
西方人在历史变革中阔步前进，而中国人却停滞在五千年文明内自欺沉醉。欧洲在进步，从自由的希腊战胜波斯暴君到自由的法兰西将自己的国王送上断头台，历史一直活跃在生机勃勃的冲突与创造中，西方文明之花遍地盛开，民主自由欣欣向荣。而远在东方，中国却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这个历尽文明沧桑匍匐而步蹒跚走来的中华民族，且历经无数次民变兵叛的农民起义以及辛亥革命和八九民运的浩荡卷帙热血灿然的伟大国家，却始终跳不出专制的魔窟，总是走不出历史的宿命，最终滑稽悲恸的落入了农民暴动的厄运，牢牢紧紧攥在共产革命的暴政手中，变相践踏，肆意蹂躏。文明进步的历史在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里早已停滞了，人类精神被窒息在愚昧与暴政之中。
西方人的文化是一个充满着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充分展现人性，所以生气勃勃，欣欣向荣。
西方自希腊人走第一条路就有许多科学、哲学、美术、文艺发生出来，成就的真是非常之大！希腊精神的核心，就是自由，表现出的就是他们对一切知识和变化的欣喜。独特，成了他们个体生存和各种哲学特征。正是因为希腊人这种对世界的不同于我们的感觉，才使得希腊文化在他的后期，终于让人类的思想进入了逻辑思维的理性时代。
历史总是不断推动人类向前发展，历史是传递文明促进发展的动力，历史照亮人们挺身前行。在波澜壮阔惊涛骇浪的社会历史变革中，西方人总能把握住人类历史进步链锁的最后一环，他们在历史雷鸣咆哮的狂风暴雨中总会看到新世纪的彩虹，哪怕是生命最后的时刻。而中国人却在漫长的千古文明内始终如一沉醉在自己停滞的历史中陷入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的状态，甘愿当一个被专制驯服的奴隶贱民和精神奴儒，甚至甘愿做一个专制助纣为虐的奴才走狗，钱禽人兽忍辱偷生在一个原生狭窄相互摧残的空间内任由一个西来幽灵的盘踞、欺骗、讹诈、剥削和劫杀，浸泡在一种极端邪恶喋血残忍的毒素文化里变异、内讧、互残、变质、腐朽、溃烂和沉沦。
进步是启蒙精神的核心。进步使人从野蛮进入文明，而停滞则使人从文明退化到野蛮。历史已经印证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退化到野蛮的可怕后果，尤其今日中国，无论从精英到草根都已沉溺其中，习为常态，而且也只能观水流舟和随波逐流了，中国社会的畸形怪状，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观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不敢想像让人心寒的残忍和冷漠的时代，人们被这个空前毫不人性的残酷、冷血和怪诞的社会现象迷惑和丧失得找不到自己了。然而，这一切的祸患恶果都有其深恶坚固的根源，尤其是49年后的新中国，从“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八九民运”到“汶川地震”、“723动车事故”、“小悦悦惨剧”等等都让近十四亿中国人哀莫大于心死。小伊伊刚站起来，小悦悦却倒下来了。小悦悦的惨剧给我们中国人讲演一堂深刻沉重的中国特色文化道德文明的人性课题，是一个标志着当代专制中国扭曲人性扼杀人格的野蛮文明的标竿，也是一个当今中国社会被西来邪灵的毒素文化所浸透的人性变异生命变质进而彻底溃烂和沉沦的主要原由，更是一个震惊世界耻辱国人冷漠残忍文明退化的野蛮中国，令人目瞪口呆撕心裂肺，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小悦悦的不幸，18个路人的冷漠，残忍和冷酷的惨剧赤祼血淋展现在中国，这不是人心冷漠，是现实让良知和正义者的心冷漠。邪恶扼杀了这一社会的公德心。小悦悦的死，披露了这个邪恶笼罩下的中国的冷酷，揭露了这个恶魔打击“好人”、“助人为乐”、“仁人志士”、“见义勇为”等传统和进步意义上的真理和正义的行为，并塑造出来的当今中国特色的病态社会和魔变了的神奇中国人。这个邪恶统治导致整个中华民族道德底线的彻底丧失，已经使或正在使每个人变成唯利是图、自私、贪婪、残忍、冷血的动物。小悦悦受到的冷漠待遇只是继“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毒食品之后活生生赤祼祼的又一例而已。一个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同样悠久的可怕的暴政与愚昧中，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特色十足暴政空前的新王朝的嗜血残忍中，丧失了中国人的人性，丧失了中华文化之根，所以，也丧失了任何进步的能力。历史明鉴，中国是一个文明封闭腐朽僵化的皇权制度帝国，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如此，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后的60多年中，专制的黑暗邪恶，暴政无遗，搜刮民生，箝制思想，扼杀自由，践踏人权，蹂躏生命，变本加厉，绝后空前，仅仅半个多世纪内就祸害了几千万条人命，如此摧残生命，泯灭人性，人类闻所未闻，世界史无前例。
文明的发展在中国早已陷入了停滞，特色的转身使中国走向了邪恶。由是，中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或者说已经堕入野蛮的国家。
进步是永恒的，停滞就意味着死亡。
（三）
当一个民族几千年都在历史的轮回中漫游自欺，匍匐而行，或原地踏步，当一个邪恶幽灵被别人彻底抛弃，而我们中国人却拾在嘴内抱在怀里细嚼慢咽精心呵护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想像这个国家的人民又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衰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辽阔美丽富饶的神州曾如“大象”一样庞大健壮却缩变成了今日肌瘦孱弱的“公鸡”板块形象？为什么我们中华历尽无数次民主抗争和生命热血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却又被西来邪灵的专制复辟和盘踞使亿万万同胞再一次绝望沦落为奴隶贱民？为什么我们民族经过了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摆脱了亡国灭族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危机之后，却又在国共内战中相互摧残，割裂中国，割据一方，而且时代的魔兽枭雄专制暴君以胜利者的独裁狂人居然在欺世谎言暴政嗜血中自称自己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和觉得自己非常之强大的以及其继任的皇孙们在流氓邪恶搜刮民脂民膏的变相华丽转身中也自吹自擂自己多么多么的和谐发展、盛世辉煌和复兴中华的呢？而然，历史的今天，我们依然痛苦沉重地看到近十四亿特色非凡神奇无比的中国人悲贱不堪绝望无奈地受活着！为什么居住在这片辽阔肥沃的黄土地上的炎黄子孙在漫长时间里始终跳出不了专制的魔窟总是走出不了历史的宿命而且在一个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即将再一次坠入灭族亡国的前兆关头却依然自欺沉醉昏睡沉沦？而恰恰相反的是这一次沉沦亡兆却是内因而非外因！
人间正道是沧桑，民主自由甚茫茫！共和之路在何方？可叹，可怜，可悲的华夏子民们啊！历史的宿命，民族的悲风，如此耻辱不堪，这样悲苦天下，确凿让人寸心悲愤，痛心重泪，沉痛激切。嗟呼！痛我华夏，悲我中华！不可思议，百思不解的是我们近十四亿炎黄子孙依旧继续事不关己，视而不见，漠然置之，软弱无力，麻木不仁，昏睡沉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古老的民族，中国人却是一个神奇特色的人种。在民族感情上，中国人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千古的荣耀和伟大，以文明的自欺和沉醉，来掩饰自己的贫穷和落后，来辩护自己的愚味和无知，来宽恕专制的邪恶和祸患，来纵容暴政的残忍和嗜血。
中华文明，炎黄子孙，在近一个世纪的血腥厄难和思痛沉重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个惊叹世界的历史遗址里，从每一次昏睡沉沦的历史回望中，似乎从中能获得一点安慰和满足，进而沾沾自喜，却忘却了自己依旧处在一个历史轮回中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而且是在一个换了皇帝新装的新王朝的欺世谎言窃国盗名阴毒驯兽和谐盛世的暴政中逐步走向没落、溃烂和消亡。
中华五千，华夏文明，这一回真的全盘沉沦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已成为昨天的故事。今日的华夏子民，人性被扭曲，人权被践踏，生命被蹂躏，道德文明和精神灵魂彻底埋葬在谎言、暴力和金钱的和谐社会里。文明的没落，历史的沉船，从红太阳高高升起的那一刻就开始在东方的盛世光环中显山露水了……
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的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
中国人的确是世界上神奇非凡独一无二的人种，这些被关在猪圈内蜗居的人群自认为与犹太人一样聪明绝顶的龙的传人，却没有犹太人的智慧、博爱、团结、决断和勇敢，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孕育着一种富有特色的华夏文明，一种停滞在历史门口的自家文明。
中国文化是人对人的问题，其人生态度转而向内向里向心用力的态度，一切从心出发（自我为中心，自身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狭隘和自私）。中国哲人对人类本质和统治人类的那种力量──权力──所做出的解释却与西方哲学家迥然不同，中国精英对专制本质和扼杀人性的那种邪恶──暴政──所精心的辩解和呵护却令人不可思议，正是这种固有的特色文化，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同时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这种由于历史文化土壤含有原生渗透加外来邪灵的毒素，在皇权倾覆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东西总是歪歪扭扭，不伦不类，叶子不像叶子，树干不像树干；这些在猪圈内终日昏睡浑身无力任由宰割的奴隶贱民，孕育出来的生命总是肌瘦孱弱，愚昧无知，头脑发热，感激涕零，跪拜连天，魂体伏地……这种猪狗不如，牛马不是，猪狗不像猪狗，牛马不像牛马的禽兽生活，最终在驯服感恩中转化为忍辱负重知足常乐沉醉在一个人妖犬媚、声色狗马、猪狗牛马不相及的一种另类世界和谐幸福的动物庄园内了，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聪绝顶的人居然在狭窄的和谐的空间尔虞我诈，相互摧残，钱禽人兽，群魔乱舞……
专制笼罩下的中国，邪恶控制的社会，制度是营盘，朝代是流水，皇帝是大兵，官吏是狼犬，百姓是猪羊！这营盘、流水、大兵、狼犬、猪羊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历史的铁则。
（四）
命运皆因前定，冥冥定数中的历史宿命，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停滞的中国、神奇的中国人由此而来，漫长顽固，特色超凡。
是什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为今日的华夏子孙创造出来如此惊人、灿烂、辉煌、伟大、光荣、正确的特色文明，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受尽苦难，忍辱负重，知足常乐，河蟹幸福，而且在漫长的历史里一直徘徊在自家的门口？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停滞轮回中看到历史中的中国？读过历史的人一定醒悟释然，了解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的原因，也应该熟悉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精彩绝伦的故事。从方孝儒和司马光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文化的性格和基因，也可以找到历史轮回的宿命和答案。历史明灯，鉴照未来。
生命苦短皆前定，遗传基因是根源。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的。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和区别，也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命运。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根源，有机和无机物质都如此，生命也如此。皆因朝向，所以死有二态，泰山之上，鸿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两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皆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却大不相同，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也由此显现。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45岁）。后来，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方孝孺等则死保旧皇帝。那时最重要的刑罚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死十族”，那第“十”族是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拒绝，投笔于地，又哭又骂，说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夸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
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那时，文艺复兴的朝阳正在欧洲慢慢升起。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 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8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地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株连到其他人。同属黑暗的社会，中西方文明的泯灭人性残害生命滥杀无辜如此迥异。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在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张扬个性、反控制、反禁锢的气氛，这个大繁荣、大发展是在民间社会兴起、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且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或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天空还是那片天空，地狱还是那个专制黑暗的地狱，中国还是那个千古不变的君主帝国。
专制王朝的历史轮回，中华民族的儒教文化，中国人的人格诉求，通常与人的本性都很遥远。方孝孺认为君主（自己主子），比自己的生命重要，这是方孝孺的自由，倘如他还能说明白，君主的利益为何要比一般人的生命重要，那我们就不能不佩服方孝孺的人格了，也不得不惊叹千古中国的道德文明了。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的，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表现不一：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也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正不阿，甚至为此送了命。但是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个人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也是推进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拥有强烈责任心的良心人士和真理志士！
正是他们这种崇尚科学坚持真理的精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火种，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也正是像布鲁诺这样生命风骨精神勇士一样的无数人文主义者的欧洲人挥舞着自己的旗帜，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响亮呼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人，我拥有人的一切特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势力对人的奴役，反抗教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浩荡卷帙，给人类洒下一片灿然，给世界带来无限光明。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所以说，文艺复兴拯救了人类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指明人类生命希冀曙光的灿然心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处在传统神学束缚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们终于认识到，人是一个独立的具体存在，不是教会（国家）的附属物；人的意志为人所独有，它不是国家意志的延伸；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大，即使国家也不比人重要……这既是文艺复兴之因，又是文艺复兴之果，没有这个东西，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存在。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如果方孝孺在生死面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创造历史先河率先向朱棣提出废除君主帝制实行民主制度还政于民，那他必定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位千古绝唱的历史变革人物，而且名垂青史。遗憾的是，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忠义”却是建立在一个僵化腐朽封建专制的儒教文化上进而巩固和延伸，对中国和世界文明没有起到什么根本实质性的进步作用和历史意义。一个不明而喻的“道”和“理”却在历史与现实的鉴照中清晰释然，难怪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化后迅速走在世界的前沿，引领人类走向光明。
历史的确是生命中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照耀人心，照亮人间。从个人情势来看，方孝孺固然可同情的，尤其是他的“忠义”，他不是自己找死，是被几千年洗脑的儒家文化害死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僵化陈腐、窒息人性的固守文化，这种陈腐思想却深深地烙印那些被专制邪灵文化附体于奴儒精神的人的灵魂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个非常残忍十足冷血的皇权意识，而且没有人性。这也是一个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会。君王不管多么荒唐，作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绝对不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估，更别说是批判了。这不但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也扼杀了个体生命自自思想的灵光，可恶十足的是还把全国的臣民变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为一个受气包而已。
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理论还在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儒家思想这种窒息人性的洗脑文化，要数孔子的这个训条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没有统治者的允许，人民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话、去行动的。
进步与自由，不只是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核心概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核心概念，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沉醉在一种僵尸文化里手舞足蹈，魂体附地，如果一个国家愿意做进步与自由秩序的他者，那么它的命运注定是停滞与专制，是一种一切行为准则总是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总是和普世价值水火不容，总是和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总是和宇宙的真理和大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永远滞留在历史的门口，必将走向衰落和消亡。进步，让人看到希望，自由，令人生气勃勃。在民主社会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所指明的条款，人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看他们想看得东西、说他们想说的话。如果人们做的某些事情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那么新的法律条款就必须因应而生。在新的法规出台之前，人们的行动应该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国家里的法律是对人们行动的具体制约，而不是指明人们如何行动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教条与此恰恰相反，它规定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专制权贵集权制定的行为规范，它是束缚人民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而历史上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这个思想。长期以来，全国人民只接受一种教育，只有“一元化”统治思想和管制社会，这种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把人民关一个笼子内进行严酷的管制和凌辱，箝制思想，扼杀人格，践踏人权，蹂躏生命，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简直就是禽兽世界。这样的一种违背生命伦理泯灭人性的邪恶制度，必然只有让人与上保持一致的意识形态，只有按照上面规定说话做事的指示，而绝对不允许人民怀疑和批评。孔子的这个思想，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
方孝孺就是一个中国典型的儒尊奴才，只不过他是一个比较有骨气的奴才而已，他的这种儒家思想的忠孝，本身就是很荒唐和荒谬，可以说是反人性。一个只忠孝于君主，而且是在一种催生奴性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助纣为虐，被儒家思想深重毒害的中国，正是产生邪教和发展邪教的温床。中国历史上像方孝孺这样浸透儒毒思想的人数不胜数，正是这种奴儒精神使专制统治得益于类似方孝孺这样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奴才意识，而且精神可佳，忠贞不渝。这种僵化顽固的奴儒精神不重客观真理，只重虚伪的人伦关系，通篇大论都是空谈的道德仁义，以及如何在人际间寻找平衡与和谐的儒家理论，就是这样“绝妙”的把高尚道德情操和对某一个人的愚忠扯上关系，害死的又何止一个方孝孺……
（五）
道德与邪恶能扯得上关系吗？尤其是在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制度里，道德还能存在吗？历史命运总是与民族前身紧连在一起，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就产生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聪明才智，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叹为观止。再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那时的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得正在埋头研究、发现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据说国王曾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纯度，他在洗澡时因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意为‘我知道了’”穿越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当其时也，中国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苏秦、张仪等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极尽纵横捭阖、权谋计术之能事。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再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中国人的聪慧和心智功载千秋，难怪中国数千年以来何以只有苏秦式的智慧，而且吃香喝辣，成为人人追偶和羡慕的时尚宠儿，“权术”文化的精雕细刻、尔虞我诈和游刃有余，一片欣欣向荣，锦上添花。让人惊讶不已的同时，也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号称千古文明道德仁慈和智慧非凡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对人类心理的丰富了解，却没有创造出一种真正的心理学。
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事例得到解答。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故事，就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争议最有特色的民族前身，也是一盏照耀中华的历史明灯。
大宋帝国，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难得可贵的辉煌一章。正是这样时期造就了一大批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大部分都是如今我们比较熟悉和敬慕的名家：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等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反观今日中国，而且是在人类信息文明的今天，到处却呈现出琳琅满目的丧失人性愚昧洗脑的毒素文化，狰现的是鸡鸣狗盗为虎作伥的一大批奴才犬儒和走狗帮凶，中国依然是一个禁锢思想、扼杀自由和流氓邪恶的专制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却没有造就出一个真正的名家大师，尤其是思想大师。望古兴叹，我们自惭形秽！
大宋帝国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在中国历史上值得可写一章。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不幸的是，帝国同时又以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积弱的是人心涣散兵力溃不成军。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官、冗兵与冗费，这些都是专制制度的弊端和祸患。
北宋整个国家冗官、冗兵、冗费，国家不堪开销；征收大量税赋，百姓负担严重，农民起义自北宋建立就没有消失；官僚、世家大量兼并土地，农民没有土地；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威胁，岁贡加大对百姓的征敛。
三冗二积造成北宋中期三大社会危机，国家积重难返，社会危机四伏，改革迫在眉睫。正是在这样不变则死的历史背景下，王安石改革变法在以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为其变法提供了经验教训，他以丰富的从政经验及“三不足”的变法精神开始了他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运动，并在宋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推进和深入。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遭到权贵集权的猛烈反击。
无论从理财（富国）措施方面的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和均输法，还是强兵措施方面的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或是文教与选官制度改革方面，改革显着成效，当然存在问题也不少，而且很尖锐，很深刻。变法结果：改革变法取得一定成效。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②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提高；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局面；③有利于社会进步。改革变法失败原因(局限)：①触犯大地主、大官僚利益，遭到激烈反对(阻力大)；②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出现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引起民间不满；③推行新法操之过急；④变法后期宋神宗的动摇和去世，保守派重新得势，新法被废及变质；⑤变法演变成激烈的派别斗争。
总之，我们只有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客观公正去认识和评价这场变法。从性质上来讲，这是一场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是社会改良性质的改革，所以谈不上彻底的一场社会变革；从历史作用的进步性来讲，这场改革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王安石“三不足”的改革精神，值得肯定；从改革局限性来看，王安石变法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的危机；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不幸的是，在这场改革变法中，我们却看到了中国专制社会宫廷斗争文化的勾心斗角，笑里藏刀。无论是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小人之间的纷争也大相径庭，大放异彩，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神奇学问。尤其是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之间君子之争，更令人震惊和感叹不已，这是中国专制文化根深蒂固的民族悲风和历史宿命。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的性格和人品是极为相似的正人君子，简直出一个人。一个被世人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一个是传统儒家称谓为德才兼备的史学巨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才高八斗且名扬于世的高士，一度是互相倾慕的好友，后又在改革变法中政见各异，背道而驰，那么为什么他们在文学上相互倾慕却又在政治事业上分道扬镳？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复合人才，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也是唐宋八大名家之一，曾被后人誉为中国历史上人格魅力最完美的人物。他治理国家的主张，主要以除旧布新，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为理念。尤其他的“三不足”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成了千古绝唱，不断激励后人，体现出一个领导者的改革精神。意思是：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前人制定的法度若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
司马光治理国家的主张，是以礼乐为根本措施，以法为次要手段。他所谓的礼，不只是有关饮食起居祭祀军旅的仪式，而主要是封建政治的根本制度和秩序问题( 他所谓的乐, 也并非只是声音，而是移风易俗的政治熏陶) 他主张严明赏罚，依法办事，但反对法家那样的严刑峻法而贬低思想道德教育的作法。
关于两人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显而易见，这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的确在治国理念各执一词，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最后，整个帝国便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专制王朝政治斗争的恶劣和祸殃何尝不是如此呢？而且一代胜过一代。当今中国的新王朝更阴毒、狡诈和残忍！
尽管他们在政治事业上分道扬镳，但毕竟他俩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君子坦荡荡，争吵又何如？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才华，将引导我们在看问题时不再那么简单地对立和对等，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之上。然而，在君子斗争的背后，却牵动一场派别利益之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改革派内部分化，保守派的私欲权益，等等都是以“利”字当头，因“利”而起的“权术”上演了一幕生龙活虎宫廷斗争的文化剧幕。历史上圣贤们对“学而优则士”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中国人求知的目的，并不是走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士”的当官之道，也不是像希腊人所谓的“认识你自己”，而是摸透对方的心思进而打败对方。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正是中国人皆知的斗争道理，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固守陈旧的悲哀，儒家思想的虚伪外衣被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权术文化剥光得一干两净。王安石的改革难免触动了权贵集权的利益，王安石一始至终都站在国家利益上进行改革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王安石的雷厉风行作风与司马光的深藏城府老道对照博弈中稍逊一筹，从古至今，在政治斗争中改革派总是处于下风进而败北，作为保守派司马光为代表的强大权贵集权，未免显得从心理和正义上相对固守、短见、狭隘和自私的一面，但他们在权术方面却表现出惊人才华，在变法斗争中死盖改革派，的确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髓。若如他们能够开诚布公倾心与改革派和谈商榷改革事宜，相互谦让，以长补短，以历史发展眼光，以国之根本进行政治协商一道治理国家，改革变法，相信中国人的历史和命运定会焕然一貌，也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只是，中国漫长专制文化的根深蒂固，深不可测，是个体生命无法把握和改变的宿命，历史往往是以不幸的悲剧留给了世人深刻的思考……
在这场改革中，王安石历经了十五年的呕心沥血，在种种艰辛困难重重中，却遭到闲居洛阳的司马光强力反对和多次上书言及新法弊端。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有他选择的余地？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最终在可怜人间四月天里走完了他平淡寂静的暮年，从此成为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的非议历史！
（六）
历史，令人思痛沉重；文明，让人遗憾无奈。是人种遗传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还是文化基因定格了中国人的特色。中国专制文化的表里不一，表面上一套的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阴毒奸诈，这些都归功于历史名家的经典著作的精耕细作，都从当代中国人盛行的权术文化真切感受到的，尤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影响巨大。中国窝里斗文化的神奇非凡总在历史中抹不去的一幕，当我们再一次以回望北宋这段历史时，依然惊叹不已，在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最关键和需要全员参与的时候，司马光在做些什么呢？司马光不愧为儒家文化的泰斗代表，也不愧为历史上的一位博大精深的“权术”文化的高手，作为三朝功臣元老因政见不同而辞官隐居的司马光却用整整十多年的时光埋头苦写这部如何教人阴谋诡计堪称世界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被后来新王朝的独裁暴君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始终抱在怀里，无论走在哪里都捧着它夜以继日研究起这些阴暗“术”谋的理论，而且十七次阅读并在他的女人们面前显耀买弄和倍加赞叹，绘声绘色，高谈绝论，以至在每一次的政治运动的打击对手扫清障碍变相整人的政治斗争中运用得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从延安整风、五七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惨绝人寰中让人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资治通鉴》里面装的是什么？令这个专制暴君视以为宝，爱不释手。司马光的精雕细刻，让他在中国历代帝王的宫廷斗争中找到真理法宝，这些充满着你死我活斗争精髓的成王败寇、阴谋诡计、宫闱秘密、载舟覆舟的权术文化，有的是你争我夺抢椅子、取宝座的把戏。为了夺取和维护至高无上、不容他人觊觎的绝对权力，可以不惜任何手段，即便亲如父子、兄弟转眼也可化为敌人，惟恐杀之而不快。中国权术文化博大精深，繁花似锦，《二十四史》等实质上也只是权力抢夺史，始终弥漫着暴戾的血腥味。
难怪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历史的轮回和宿命，紧紧揪住了中国人的心，牢牢攥住了中华文化之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专制邪恶的毒素文化漫长浸泡中找到了历史轮回的发展定律和权术斗争的生存秘诀，这些影响和主宰了中国几千年的权谋之术、诡计之道的东西，却依然在今日中国倍受欢迎，大显神通，横行天下，大行其道，而且和谐特色，津津有味，其乐无穷……
精神的沉沦，民族的宿命，历史把中国引向人类社会最黑暗邪恶的深渊，就像一节“权力”动车头牵着它们的“和谐社会”车厢，强带它们的和谐良民，急速行驶在通向地狱的魔道上，拚命狂奔。中国人的确很不幸，这就是命运。
人类文明史本质上是自然历史之上的精神范畴。因此，人类文明的危机必然以精神的困境为起点。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又一次同灾难深重的道德堤崩和精神危机发生无可回避的碰撞，而且，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博弈。中国人能否在这场灾难中摆脱危机，完全取决中国人的全民觉醒。
人类解决精神危机的能力和方式将决定未来精神文明的方向，中国人尤为如此，更是迫在眉睫。
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危机，已经到了中华民族彻底崩溃边缘了。这个以“中国”命名的当代人类最大的群体，处于极端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政治统治之下，沦落成强权的政治奴隶和精神奴隶。由于心灵被极端的精神控制所灭绝，这个奴隶群体已经丧失理解和相信道德的能力，他们只能听懂本能欲望召唤的心正在低等动物化。一个数量超过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群体的非道德化和低等动物化，在任何意义上都必然属于人类致命的精神危机。
一个从来都没有自由精神意识的民族，肯定被人类文明彻底抛弃。对于中国人，精神的太阳已经熄灭，精神危机的长夜也早在红色太阳高高升起那一刻就已熄灭了。茫茫的黑暗中的华夏子民，数千年来都被这些陈腐僵尸文化所纠缠，尤其是被与西来邪灵的毒素文化盘踞和浸泡纠缠在一起，如还魂的鬼，嘶嗥狂飙，钱禽人兽，群魔乱舞……这个盘绕在中华大地的幽灵足足整整半个多世纪了，流氓邪恶，蛮横凶残，精心变相的谎言、暴力和收买，并以共产精神拯救人类的华丽转身的文化变革中进而不断变相忽悠和迷惑人民，力竭挽救其正走在衰落和死亡的邪道上，企图重新主导神州未来的命运。
（七）
多少历史的悲剧，在专制黑暗的背景下轮番演出。如果说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只是表现出北宋帝国“富国强兵”的一种改良运动的话，那么，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开放，连改良都沾不到边，而就是完全成为一种为了挽救专制暴政危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早已注定失败和死亡的经济运动而已。
历史的前车之鉴，历史照亮人前行，历史是发展的动力，社会只有不断的变革才会向前迈进，也只有坚持这种变革精神才能引领人类走向光明。一个封闭社会是看不到黎明的曙光，一个僵化制度只能永远滞留在历史的门口。
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中不数次实行改革运动的种种困境和厄运，无不为这些改革家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感动。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就是一个伟大超越时代和历史意义的改革标竿。
温家宝总理于2007年9月6日在大连召开的“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的开幕式上，在回答关于全球性的领导者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时，引经据典的提到了北宋改革家王安石非常著名的“三不足”论断，非常巧妙的讲出了做为领导者要有改革的精神。“‘三不足’既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一种不断革新的精神。未来的中国，只要一如既往的沿着王安石所提倡的这种：不畏、不法、不恤的改革精神走下去，未来中国的巨变、一定会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和异常震惊的！”
可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跛足前行，直到八九年后正式宣告死亡。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却恰恰相反！这种模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怪论、吸血壮大的中国模式横冲直撞，横征暴敛，横行天下，漠视人性，笑傲神州！
进步是永恒的，停滞就意味着死亡。固守则僵，不变则死，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真理！变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是革除社会弊政、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变革是艰辛的，必然充满阻力，所以变革者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
不幸的是，历史总是将悲剧留给中国人。无论从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到改革开放都以失败告终，其中的改革领导者王安石、光绪皇帝和赵紫阳的命运都极为悲剧，成了不白之冤，而且一个比一个更悲凉和凄惨。改革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死了，中国需要的不是改革，中国的希望在于彻底变革，而不是改革。改革固然重要，但变革更革故鼎新。改革是改良的变相忽悠，只是当政者从上而下进行的。而变革是对一个违背人性的旧制度（死亡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构，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是一场根本的社会变革。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中国人的总是与机遇擦肩而过，总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总是抓不住进步的命脉，总是听不到自由的呼声，总是释放不了思想的光芒，总是握不住历史进步链锁的最后一环，所以，就看不到新世纪的彩虹，只有在专制的魔窟内轮回着历史的宿命。
没有彻底自省反思的民族，没有创造命运的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希望的，中国已经放弃了历史的选择，如果我们再次拒绝走向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那么，中国人的命运必将成为历史的宿命，任其轮回和摆布了，最终也必将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宿命。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真正抛弃守旧的束缚，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实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究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必须冲破这道锁链，做出惊天动地的选择。
黄土、黄河是我们中国人生命之根，然而，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心向蓝天，自由飞翔。世界就在眼前，命运就摆在那里，不要指望别人会来拯救你，人世间没有救世主，改变命运，走出宿命，只有靠自己去抗争，命运在自己手中！……
1、参阅资料，周宁的《第二人类》
2、参阅资料，周宁的《历史的沉船》
3、参阅资料，苏晓康的《河殇》
4、参阅资料，李燕冬的《读[资治通鉴]系列随想》
5、参阅资料，《读者》2009年第15期第12页的《资中筠：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6、参阅资料，黄河清的《中国没有明天——论制度、文化与人性》
7、参阅资料，陈行之的《文化繁荣的条件》
8、参阅资料，傅国涌的《[资治通鉴]的影子》
9、参阅资料，佚名的《儒家思想的糟粕》
10、参阅资料，佚名的《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一些故事》
11、参阅资料，袁红冰的《命运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挑战》
度北/2011/10/27
文章来源：《湘滨文学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