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常春综合报导）薄熙来政治仕途的大起大落，再一次引发了文革对他以及那一代人影响的思考，而这一代人，有可能将掌管中共未来的领导权。分析指出在文革中，他们既攻击别人，也被别人攻击，继而进行反击。他们的角色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倒置。而目前在中南海掌权进行激烈内斗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成长的那一代。
薄熙来和他的兄弟们以及许多所谓的太子党们，在文革中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扮演了牺牲品的角色。
一九六六年六──八月，北京中学里的一批高干子女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后称为“老红卫兵”）。薄熙来当时是北京高干子女云集的四中的高中生，自然也是该校老红卫兵和后来“西纠”的重要骨干。
据德国之声报导，北京四中等高干学校是响应毛泽东文革指示并组织红卫兵的最早的核心地点。四中学生曾在操场游斗老师，他们自建关押室，用鲜血在墙上书写“红色恐怖万岁！”
据了解，薄熙来1968年毕业于北京市第四中学，1968年1月至1972年11月“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而文革期间，薄熙来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
1967年，薄熙来同他的两个弟弟一道遭到校内红卫兵的批斗，原因是他们的父亲、时任中国副总理薄一波被打倒，罪名是背叛他们的伟大领袖。批判他们的人将他们的胳膊反绑在身后，把他们的头一直按到接近地面，时不时抓住他们的头发，将他们的面孔呈现于批斗群众面前。
薄一波被打倒后，薄熙来的母亲不勘造反派的折磨而自杀。薄熙来和兄弟被关押数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和“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
旅美的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曾撰文说，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描绘“老红卫兵”当年的主要“革命活动”，会吃惊地发现：正是被薄熙来在今天重复的重庆模式──“唱红打黑”而已。
文章还对文革和重庆模式进行了对比，“唱红”──老红卫兵们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等狂热的“红歌”，又用 毛的画像、语录把北京搞成一片“红海洋”。“打黑”──他们的主要攻击对像是“黑帮”（基层学校干部和教师）、“黑五类”及其狗崽子（他们的子女）。
据悉，当年仅北京一地，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就被这些老红卫兵在“打黑”中打死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之多。另外，整个北京沉浸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共有十一万四千户被抄家，七万七千所谓的“黑五类”及子女（占整个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七）被赶出北京。价值四千四百八十万元的私人外币、黄金等被搜出来“共产”。
一位现在定居美国的当年薄熙来的同班同学就告诉过宋永毅：当年他因为不赞成薄熙来在班上竭力鼓吹的血统论，被薄熙来打了两个耳光，骂成是“狗崽子”。而其实薄熙来完全知道他也出身于一个党员职员家庭，并非“黑五类”子女。可见，薄熙来的“黑打”也是有文革渊源的。
薄熙来和他中南海 “红卫兵战友们”
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四中的许多“太子党”们，目前均在官场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中国开发银行行长陈元、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等便是其中的例子。
德国之声分析，文革中的那代人，同前代比较，更具多元化的色彩，更少同一化的特征。
当年四中同学、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朱景文教授则表示，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了从人上人跌到了人下人。但他们没有放弃特权思想，放弃权力。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从未反省，而对自己的遭遇则念念不忘。
宋永毅表示，从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些人是“中学红卫兵”或 “老红卫兵”，李克强是“文革后期红卫兵”即“红小兵”。所以，现在中共是由红卫兵掌权。学界把中共第四、第五代领导人戏称为“红卫兵一代”是不无道理的， 因为他们人生最主要的青少年时期，无不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
宋永毅进一步分析指出，薄熙来太有“革命干劲”了，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权力这个底线上，中南海里的“红卫兵战友们”是绝对不会让步的，他的抢班夺权的企图是迟早会遭到他们的反击的。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内讧，把事情闹入了美领馆，给了他们一个联合反击的天赐良机。
从现在网上流传的消息来看，胡锦涛很早就开始整薄熙来的材料；习近平是这次整倒薄熙来的最重要的推手；连“红小兵”李克强都很早开始了对薄熙来在辽宁胡作非为的暗中调查……。凡此种种，宋永毅认为，把薄熙来的中南海里的“红卫兵战友们”对他的斗争比喻为一场新世纪的“红卫兵内斗”，也是不无道理的。
宋永毅认为，这一次的“红卫兵内斗”给了正在和中共作艰苦斗争的民间力量一个借批薄熙来重庆模式而批判整个专制制度的机会；同时还给了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借整倒薄熙来而倡导政治改革的契机；并还给了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如习近平等人，一个良性的警示：
